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研究

强制医疗是一项重要的社会防卫措施,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权和社会安全及治安秩序.我国目前的强制医疗制度存在着政策性、行政性太强而法定化、司法化不足等缺陷.完善强制医疗制度必须使其适用条件明确化、适用程序司法化以及执行过程合理化.     

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

我国刑法规定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存在性质不清、适用对象单一、适用条件模糊、决定主体不明以及适用程序缺失等问题,致使这一制度的现实运行缺乏程序保障。构建科学、完备的强制医疗诉讼程序,既符合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有利于发挥医疗救助和社会防卫之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对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条件、程序的启动、法庭审理以及裁判和救济等基本程序作出规定,以实现强制医疗制度的司法化和诉讼化。     

我国强制医疗制度实践问题探究

强制医疗制度是为了保障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对实施暴力行为且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性治疗的一项法律制度。目前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仍存在着一些制度适用的模糊地带。为此,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程序,分析当前司法实践中强制医疗程序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着重对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出意见和建议。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走向研究

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劳动教养制度需要用彻底的变革来回应目前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的变迁是劳动教养制度变革的逻辑起点,在坚持法治化、人道性、教育矫治原则和文化性原则下对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进行设计,将其定位为一种司法性强制教育矫治措施,实现适用对象的法定化、适用程序的司法化和执行模式的教育矫治化。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化的必要性

我国刑法规定的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由于缺乏相关的程序保障,致使该制度在现实运行中缺乏基本的正当性,无论从程序正当性和人权保障的角度,还是从实现医疗救助和社会防卫功能的目的出发,都应当改变目前的行政化运作模式,实现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化。     

刑事强制医疗客观要件的反思与重构

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包括行为条件和侵害法益条件两方面。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考察发现: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不仅存在放任精神病人继续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风险,而且还存在不规范适用的情况。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自身具有不合理性,只有改革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才能够化解风险、规范司法适用。不限制危害行为和侵害法益是国外强制医疗客观要件的普遍模式。我国应当将"实施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作为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同时有必要丰富强制医疗的执行方式,在住院治疗之外,增加门诊治疗。     

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现了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的司法化,与国际实践接轨,是人权保障的一大进步。但是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仍然存在着立法不完善、基本概念模糊、执行不畅等问题。通过域外实践考察、价值分析将有助于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

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初步构建起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基本框架,但还存在适用对象过窄、适用条件模糊、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垄断、检察监督不具体、审判程序不全面等问题。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相关领域有益的经验,秉持保卫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精神,对我国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予以进一步完善。     

论强制医疗程序中鉴定人出庭模式重构

出于多方考量,强制医疗程序中已对鉴定行为人精神状态作出强制性规定,并佐之以配套制度支撑。但从司法实践来看,诉讼资源与案件数量的不匹配性,加之制度设计无法有效解决出庭困境,使得鉴定人出庭率依旧不容乐观。正是因为鉴定意见的真实、准确被视为确保案件质量的核心,所以有必要在制度上进行创新探索,通过重构强制医疗程序中鉴定人选择性出庭制度,明晰鉴定人出庭范围,优化鉴定人出庭程序,确定鉴定人不出庭的程序性后果,科学贯彻、创新鉴定人出庭制度,客观评价对被申请人强制医疗的必要性,保证正确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虽然从立法层面上确立了对精神障碍人的强制医疗制度,但是对适用条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鉴于此,刑事立法应当明确规定适用强制医疗的实体条件是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并且具有再度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危险性,具有强制医疗必要性的精神障碍人;在程序上,强制医疗应当由法院宣告,由公安机关送往安康医院或普通精神病院治疗。     

隐性双轨制：刑法中保安处分的教义学阐释

我国现行法律中虽无保安处分的概念,但在刑法中已实质性地存在保安处分,其与刑罚共同构成刑法所规定的法律后果,由此形成“隐性双轨制”的格局。对保安处分规范的识别,首先应从与罪责的关系上、目的与功能的差异上明晰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基本界分,进而从法律特征上区分刑罚规范与保安处分规范,最终将现行刑法中的保安处分措施“挖掘”出来。澄清现行刑法中保安处分措施的性质和法律地位,有利于确保这类措施的正当适用,同时也有利于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免受不当干涉。     

我国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全民医保体系已初步形成,但仍面临医疗保障互助共济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立法层级较低,应急医疗保障法律制度欠缺,大病保障制度的法律归属不明晰,医疗保障法律制度衔接存在障碍等问题。因此,应在坚持医疗保障立法的社会连带理念、明确法律体系建设目标的基础上,加快提高立法层次,建立统一的应急医疗救助法律制度,明确重大疾病保险的法律属性,完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法律制度体系。     

论鉴定留置的若干法律问题

鉴定留置指为鉴定被告心神或者身体状态，而将被告送入医院或者其他适当处所之处分。鉴定留置的存在是与法医学的发展休戚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去医学发展的不成熟是鉴定留置制度存活的土壤。鉴定留置应定性为一种依附性行为。即依附于强制鉴定，其本身属于调查程序。而非强制处分。鉴定留置属于强制鉴定延伸的自然结果．而强制鉴定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告人的行动自由。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强制鉴定作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对自由的侵犯程度不可与羁押同日而语，甚至其结果可能减轻或者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司去审查控制下的鉴定留置期间不应当计入羁押期间。     

我国建立农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曾有过辉煌,也遭遇过挫折。建立农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是人权事业发展、和谐社会构建、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农民因病返贫、缩小城乡居民健康差距的需要。近几年,农民医疗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推行,为我们制定《农民医疗保障法》提供了立法经验。建立农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应坚持科学原则,从法律制度建设入手,依法推进,保持农民医疗保障制度规范、有序、有效。同时,要加强与农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相适应的配套制度改革建设工作,以保证农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落到实处。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立法中的政府职能定位

政府介入农村社会保障领域是为克服市场机制下城乡收入分配缺陷以体现公平,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率及体现农村医疗社会保障的公共性。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障政策的投入不足,导致不公平加剧,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对政策的执行缺乏有效支持,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对推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的作用甚微。政府对农村医疗社会保障的职能是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提供完备的法律框架;提供财政支持;合理布局卫生资源,切实减低医疗费用;加强公共卫生保健工作,完善公共卫生保健体系;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卫生扶贫工作;强化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     

试论我国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入以及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健全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已势在必行。笔者在分析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现状的基础上,具体提出了我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改革的一些探索性建议。     

瑞典医疗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瑞典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是高福利国家的缩影。瑞典医疗保障具有医疗保障高福利性、公平性和适宜性三个特点。瑞典高福利下的医疗保障也面临高税收、老龄化、低效率、医疗福利诈骗等挑战。我国应从瑞典医疗保险制度中得到启示,坚持全民医保的目标,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应选择循序渐进的路径。     

Recent developments in German health law

Health law provides the regulatory constitution for the medical and healthcare system. It covers individual medical treatment as well as public healthcare provision and is insofar medical law as well as social security law (statutory health insurance law). The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public health sciences) are the main complementary disciplines of health law. This article gives an account of some representative developments in both field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医疗权的伦理辩护

为国家设定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和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体系以保障和促进人民健康义务的基本人权是医疗权,而不是健康权.合作抵御包括疾病在内的自然的侵害,是人际社会形成的重要根据.现代医疗服务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善,一种人之生命的必需.病人的医疗权是病人对分享社会合作成果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具有伦理的正当性,能够得到伦理的辩护.这种作为正当性期待的医疗权本身又要受限于权利秩序中当时的条件和资源.     

论以刑法修正案形式规范劳动教养——侧重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实体法完善研究

以刑法修正案形式规范劳动教养具有可资借鉴性、相对合理性和技术可行性。我国劳动教养是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人身强制性预防措施,可以借鉴国外保安处分制度的法理与实践,以契合我国劳动教养法治化的基本需要。关于劳动教养改革,我国学界目前提出的劳动教养完善方案中,劳动教养独善其身的小修方案具有比较突出的相对合理性。《刑法修正案(八)》比较好地完成了作为保安处分措施的刑事禁止令的法规范设置,其为以刑法修正案形式规范我国单项保安处分措施提供了立法经验,而劳动教养无疑可以成为这种立法经验的"第二块试验田",因而我们有充分理由期盼近期制定出台刑法修正案,以有效实现由刑法规范劳动教养制度的设想。新的刑法修正案应当以实体法与程序法内容相结合的规范形式,确立兼具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劳动教养法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