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编者的话

大国战略竞争因其全球性、综合性和长期性,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走向和国际秩序调整的重要因素.对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形成及其变迁的研究因而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王浩指出,现有的解释大多着眼于体系层次,对国内中观层次变量的重视不够.基于此,作者将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指出不同时期美国多元化社会力量的外交利益诉求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重组,从而塑造出不同阶段美国的对苏和对华的竞争战略.这种内外联动的视角不仅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对于我们把握未来美国对华战略走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美国外资监管政治:机制变革及特点分析(1973~2013)

美国的经济成长和金融霸权的发展,对外离不开其全球资本的战略推进,对内则受益于外来资本的给养。美国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多、拥有最多跨国公司和最多海外资产的国家,同时它也特别善于从体制层面构建充分利用外资的渠道来发展本国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起,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涌入的几次高峰,美国颁布了几部外资监管法案和行政命令,从而使外资监管机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强化的发展过程,并表现出监管力度逐步增强、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审查愈发突出、政治介入更加明显等特点。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中国转型的国际动力:外国直接投资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中国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不应满足于将转型问题置于固定边界下的国家内部考察,应当对国际力量的作用予以充分的关注.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FDI)一直是重要的变革力量,尽管它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问接的、结构性影响的性质.作为一种资本,外国直接投资通过重塑国内利益结构和利用自身跨国界自由流动的优势影响着国家的战略和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它不仅为国内导入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而且通过示范、关联和竞争等机制促进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如何发挥外资作为制度变革推动者的积极作用,应成为政府决策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同时,与美国政治关系良好、在制度和文化上与其接近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一起,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的缩小、制度和文化(观念)差异等体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性因素,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国国内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提升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冷战后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改革和调整

冷战后,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一方面加强国内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这既是适应新的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及维持美国军事技术优势的需要,也是适应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要求的需要.上述改革和调整有利于维持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进一步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军事联盟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使美国更好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但客观上也会加剧武器和技术扩散,造成美国安全困境,并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贸易逆差,加剧其与有关国家的贸易争端.     

管理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的直接投资

本文分析了1985～1993年间美国对日本直接投资挑战的应对。文章借助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代学者创立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国家、国内以及国际三个层面阐述了美国的应对之道。美国联邦政府、州以及地方政府在对待日本直接投资方面有着不同的目标函数。对联邦政府而言,保持国家安全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相互协调的相对获益考虑,是其对日本并购性直接投资采取严厉措施的主要原因.而对州及地方政府来说,增加税收和扩大就业等经济方面的考虑,则是其欢迎日本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在国际层面上,日美跨国公司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并由此在乌拉圭回合催生了国际直接投资制度。日美两国政府和各自的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国际制度来协调两国利益冲突,并通过建立国际性制度来扩展其利益。     

霸权周期论的贫困--兼析美国霸权是否走向衰落

由于大国力量的兴衰和国际安全形势的新变化,霸权周期论出现了贫困.新兴国家在主观和客观上都难以与挑战国家划等号.大国合作局面的持续与美国霸权强化的并存是21世纪初国际政治发展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安全相互依存不断深化的情况下,避免大国冲突和实现霸权的和平更替是完全可能的.     

构建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国家协同发展优先事项

中央欧亚国家面临着一系列内部挑战和外部威胁,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全稳定需要各个国家间的协同合作。中国意在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完成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并同时解决其西部地区和欧亚大陆中部地区的发展与稳定问题。俄罗斯则利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统一的关税空间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保护参与国的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提高成员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推动下,拥有资源优势的中央欧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投资吸引力。中央欧亚国家间的协同发展既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投资能力,也离不开欧亚经济联盟制度框架下已成型的一体化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一体化项目将成为中央欧亚发展的驱动力,二者的对接与合作将改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促进中央欧亚交通物流领域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维护该地区以及各国内部的安全与稳定。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现单极化与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逻辑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议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随着中美两国步入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中美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后苏联地区的制度竞争

在转型和发展经济体中,制度竞争经常被作为建立和保障市场的工具而加以讨论.后苏联地区(post-Soviet space)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案例:国际投资流入不断增加,同时缺少政策协调,造成一种各管辖主体之间制度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不过,在后苏联地区,制度的质量看起来还不高.本论文主要分析后苏联地区内各管辖主体就制度质量所展开的竞争的潜在影响,并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理性选择因素(经济不平等和学习效应)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对公共权威的信任,深层次制度与浅层次制度间的相互影响).     

日本入关前后反垄断制度的调整

任何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国家,必将面对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相互协调的问题.日本入关前后在反垄断制度方面作了调整,比较成功地处理了这一问题.这促进了日本企业的成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并且促进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微观层面的形成.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区域制度霸权

美苏冷战期间,美国一度通过国际制度建设取得了三分之二世界的霸主地位。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与国家实力的交化使美国无力继续追求全球性的制度霸权,而是转向区域制度霸权战略,通过以自由贸易区为主的地区合作制度追求其在各地区的主导地位与战略利益。其中,能否构造适宜的地区关系格局是大国主导自贸区与区域制度霸权战略能否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表现为三项任务:力量结构调整、单向支付与软实力建设。只有围绕本国优势兼顾这三项任务,大国才有可能在地区霸权的竞争中取得胜利。通过对NAFTA、FTAA与TPP三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美国追求地区霸权的战略尝试之所以成效各异,原因就在于其对三项任务的完成情况不同,进而影响到其地区影响力以及相较于对手的地区竞争力。     

中美竞争背景下华为5G国际拓展的政治风险分析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企业因政治风险而利益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近来,由于中美竞争升级,华为在5G国际市场拓展的过程中,遭遇了美国联合盟友对其进行封锁的政治风险。然而,美国盟国在接收到美国要求禁用华为的指令后,却对华为5G表现出了禁用、倾向禁用、部分禁用、倾向不禁用或不禁用四种不同的态度。为解释美国盟国的差异性政策,文章引入联盟压力和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两个变量,构建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其中,联盟压力框定了国家决策范围,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则关系到国家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成本与收益核算,以及对企业行为的安全认知,进而影响着国家与企业合作的意愿。当前,美国对华为5G的封锁行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美国盟友特别是其欧洲盟友中仍有许多国家倾向于使用华为5G设备,这离不开华为在欧洲国家的多年耕耘,也离不开政治风险发生后华为采取的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然而,中美两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展开的竞争却并未停止,未来中国政府与企业仍需警惕来自美国的预防性打压,并加快自主研发的步伐,及早摆脱对西方国家的技术依赖。     

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2023年美国拜登政府加快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方向之争趋向激烈。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意蕴日益复杂,大国如何利用经济合作影响战略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不仅包括其对合作者之间的“战略稳定效应”,还包括对非参与者的“战略外部性”,它们受到经济合作深度的调节,构成了“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推动着经济合作的功能化演进,美国则基于地缘利益考虑而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刺激地区经济合作不断趋向安全化,亚太地区形成了“功能化”与“安全化”并行的双向演进格局。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解析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制度选择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缘于大国利用国际制度以实现本国私利的倾向。它是一国基于对制度收益的权衡，针对竞争对手所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行动。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实施的国际经济制度战略进一步彰显了国际制度“武器化”的趋势。自美国对华态度从“接触”转为“竞争”以来，奥巴马、特朗普与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在“竞赢中国”这一相同战略目标下选择了迥异的国际制度行动。这种差异缘于他们权衡个人选举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之后所形成的不同制度战略偏好，进而塑造了其能够实现自身目标诉求的有效方略。奥巴马在较小选举压力下能够着重追求战略利益，全力推动旨在“规锁”中国的TPP谈判；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选举利益主导下以制度破坏方略对中国进行的直接打击；拜登试图在选举利益和战略目标之间保持平衡，从而创新国际制度，利用制度组伴方略推出IPEF这一区域合作架构，在最大程度上保全自己选举利益的同时选用新型“制度武器”助力同中国的战略竞争。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

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分析大国竞争的重要视角.二战后,在大国恶性竞争的传导路径引导下,美苏争霸不断发酵直至冷战生成.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再次浮现,如何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学界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谢林点",才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观念、话语与制度演化：国际制度话语权理论与中国实践

制度话语权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为保障利益、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通过言语行为而非物质对抗的方式参与国际制度互动，以影响国际社会对特定议程或问题的政策行动的能力。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理论，文章搭建起以“观念—话语—制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互动为例，全面检视中国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实践进程。分析发现，制度演进与行为体观念密切相关。观念映射与话语嵌套机制是行为体通过话语将观念因素导入制度结构的核心手段。在制度创设、制度参与和制度竞争的不同阶段，通过上述机制的运用，行为体得以将政策性、程序性和哲学性观念以特定方式和限度融入制度话语体系，将自身话语优先转化为政策行动的参考依据，从而提升在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话语权。作为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得益于对国际制度的深入参与。对制度话语权理论的再探索有助于弥补现有理论认知的不足，为深入理解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现实挑战提供启发视角，亦有助于为中国探索构建全面系统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