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低生育水平下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经济约束与政策突破

面对长期持续低生育、低惯性增长以及过快人口老化形势,加大对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低生育水平下的城市青年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从机会成本、边际收益和经济补偿三个角度探讨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具体体现.研究表明,当前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与经济发展相悖的现象,与传统生育政策下的青年生育意愿相比,带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生育机会成本的加大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是造成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本文认为,要增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针对性,保持健康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必须加大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着重分析青年生育意愿的地域、年龄、收入等差异性因素的影响,这应当成为我国今后人口政策的执行重点.     

皖北地区“80后”青年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利用2009年在安徽省利辛县进行的"‘80后’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的抽样调查数据,从生育目的、生育时间、生育性别、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五个方面来分析"80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发现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具有双重性,既包括了一些现代因素,又尚未完全摆脱掉传统文化的束缚。性别、户籍、父母的生育行为和外出经历等因素都会对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

我国正面临着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挑战,如何发挥政府作用以有效提高生育意愿是当前提升生育水平的重要议题。基于生育风险防范的视角,借助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而对其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的增加能够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位于生育保险高领取比例地区、低人口规模地区以及年龄在20～35岁范围内的居民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鉴于此,应进一步提高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水平,借助转移支付政策优化生育补贴机制,完善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构建兼具综合性与动态化的政府生育支持体系,以提升居民生育意愿,应对生育风险,推动我国人口健康均衡发展。     

家庭关系现代化对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家庭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出发,运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妇女生育意愿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趋势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中的男孩偏好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能够弱化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那些在抚养孩子、经济和生育决策方面都不依赖于公婆的妇女,那些生育决策受亲属和宗族影响较小的妇女,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和经济能力较强、拥有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妇女出现男孩偏好的可能性比较小。     

婚姻满意度、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地区与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采取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了婚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婚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提升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和性别差异,即:男性生育意愿受婚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水平的影响要比女性更为明显;东部地区的生育意愿与个人收入水平的相关性更高,而中西部的生育意愿则与婚姻满意度的联系更加密切。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不安居,则不乐育:住房状况与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研究

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人口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理论分析,识别住房状况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检验住房的经济和社会属性对不同住房状况的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无房青年。房价上涨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受住房状况的调节,房价上涨对无房和仅有1套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挤出效应,对有2套以上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财富效应。住房的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住房通过对青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     

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选择性理性”研究

文章从"选择性理性"的理论框架出发,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在浙江、湖北和河北等3个省份开展的"农村妇女家庭及生育状况"专题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分析了"为什么在男孩经济优势日渐消失的条件下,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依然严重"的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妇女在进行生育性别的决策时存在着"选择性理性"现象。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个人意愿中的男孩偏好已经逐渐弱化,但是内化标准中的男孩偏好却受此影响很小,依然比较强烈。由于最终的生育决策是个人意愿和内化标准的折衷产物,所以导致人们的男孩偏好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改变。     

“生育时间荒”视角下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北大核心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跌破1.5的国际人口警戒线,低生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生育时间荒”的理论视角探讨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内在机制发现,物化的时间、被加速的社会、被低估的生育价值和商品化的养育是形成生育时间荒的重要机制。通过对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历越高,青年求学时间拉长,生育意愿相应降低,会加剧生育时间荒。时间的转移支付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缓解生育时间荒。因此,要提振青年生育意愿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青年生育权利;二是精准设立激励措施,提高青年生育时间期待;三是构建社会市场照顾体系,腾挪更多生育时间;四是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转变对生育的时间评价。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人口政策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以及人口政策未来走向,不仅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和家庭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研究基于宏观计划与微观个体并重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人口形势和人口政策面临的诸多困境及可能出路。人口形势方面,中国实现低生育水平已近30年,目前已进入极低生育率阶段。而低生育的人口形势背后反映的是民众普遍的低生育意愿,经济社会发展、限制性人口政策、东亚国家的家庭和制度安排是形塑民众低生育意愿的主要力量。在中国以往低生育进程中,有关低生育水平下该实行何种人口政策由于人口理念的不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在当前超低生育率面前,学者和民众需要暂时搁置人口理念分歧,共同应对日趋严峻的低生育形势。鉴于三孩政策下民众生育意愿很可能继续下行,三孩政策的生育率提升效果也可能较为有限,因此需要尽早考虑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并择机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

借助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江苏省联合实施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跟踪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政策人群生育理想、生育意愿问题进行分析,当纳入代际、教育程度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发现,不同政策人群在理想生育子女数上,无政策人群更有可能多生,但在意愿子女数上并无显著差异。据此提出可适当进一步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建议。     

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福建厦门市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抽样调查,文章以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学说为分析框架,考察职业女性的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预估对其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已育一孩职业女性对待二孩生育的总体意愿并不强;除了个人年龄、一孩年龄和一孩性别对其再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对孩子工具效用和二孩优势效用的认同有助于提升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热情,但是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这些可以促进生育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得以发挥,而对再生育后的职业发展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的预估则会显著抑制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积极性,可以说,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再生育成本加大是导致职场女性在二孩问题上呈现低生育热情的双重根源。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生育政策调整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负担的影响研究

当前,公共财政不仅要补助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筹集,还要承担其可能存在的赤字风险。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负担日益加重。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及其引发的系列问题,国家接连调整生育政策,那么,调整生育政策能减轻城乡居民医保的财政负担吗?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通过构建精算模型对生育政策调整前后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负担的变化情况进行仿真分析,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如果不调整生育政策,2090年时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负担是当年公共财政支出预测值的119.78倍;第二,如果按照"单独二孩"政策的实际生育意愿计算,预测期内累计财政负担相比原政策将下降3.35个百分点;第三,"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越高,累计财政负担下降越快。当生育意愿达到100%时,累计财政负担相较原政策将下降62.27个百分点。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三孩新政实施后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分析发现: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政策放开而显著提升,仍然比较低迷。其中,劳动市场进出、价值意识、家庭内性别分工、生育成本、生育选择、工作与生育平衡性对生育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的弱化起因于劳动市场进入增大了生育成本、个人主义价值意识促进了生育的自主选择以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工作与生育难以兼顾,因此国外三个理论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有关于住房与生育意愿的讨论较少关注住房产权社会规范与安全意义。本文使用七期合并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住房产权的安全规范机制，讨论住房对已婚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家庭住房数和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二是消除住房财富效应后，“有房住无房产”青年相对于社会租房群体生育意愿更强；三是住房产权通过抚养体验影响已婚已育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为住房与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讨论补充了安全规范与抚养体验机制，为住房保障政策完善提供了知识支撑。     

日本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日本生育率自1974年起始终处在更替水平之下,至今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这意味着日本人口在未来将持续减少。当下,应对超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日本等东亚国家的重要政策主题。这些国家具有相似的人口变化和文化背景。相关国家年轻世代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未来东亚国家的家庭政策制定有重要的意义。对日本代际与性别项目调查(JGGPS)历年的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日本已婚和未婚成年人中,生育意愿越强的个体,其在随后约10年的时间里生育孩子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已婚的调查对象中,更年轻的个体以及子女数更少的个体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教育水平越高,则生育意愿越强;在已婚和未婚的女性中,持有更强的性别平等意识的个体,其生育意愿更弱。因此,在探索有效应对低生育率的新政策时,亦应立足于上述的研究发现。     

给家庭一颗“二胎定心丸”

正"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有调查结果显示,过半受访一孩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抚养成本、生育风险、母亲的职业考虑,是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考量,那么,政府应该如何给"二胎家庭"吃下定心丸?"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还是"不生"成为许多一孩家庭面临的重要选择。一方面,生育高峰的到来令医院产科一号难求,床位全面告急;另一方面,有调查结果显示,人们的生育意愿低于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