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侦查措施法律监督研究

近年来，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司法适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诟病的重要话题，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制约中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薄弱环节。必须通过完善权利救济机制，保障当事人的控告、申诉权；完善侦查监督机制，促进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运行；完善诉讼监督机制，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财产性强制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强制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人身性和财产性两类,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忽视了对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性侦查措施的监督。刑事搜查、扣押等活动直接关系着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人身自由权、住宅安宁权以及隐私权等,监督的缺失使得侦查中侵犯当事人财产权利的现象较为突出,检察机关应当探索强化对财产性侦查措施监督的路径、程序和方式。     

几种特殊涉案款物的查封、扣押和冻结

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对涉案不动产、股权和机动车实施查封、扣押和冻结等财产的查封、扣押和冻结尚无可操作的规范可循.为维护诉讼当事人及其他涉案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财产查封、扣押和冻结的公正,在法律规范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宜参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其进行规范.     

试论行政强制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区别及其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我国公安机关一身兼二职，既享有所谓刑事侦查权又执掌着公安行政职权，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有权依法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监视居住、取保侯审、扣押物品、冻结、搜查、收容审查等强制措施；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也有权对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财物实施查封、...     

追赃与扣押、冻结侦查措施的运用

因为证据保全需要搜查扣押书证物证、冻结存款汇款,为保障刑事判决的执行需要追缴犯罪所得,这些行为会构成对财产权、住宅权的侵犯。因而产生了实际的扣押、冻结侦查措施与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冲突。必须回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权衡采取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所要保护的利益与侵害的利益之间哪个更值得保护,在此基础上明确＂犯罪分子的不法所得＂的含义,限制扣押、冻结的对象,以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权利侵害。因追赃、扣押等行为被侵犯权益的人,应当获得适当的法律救济。     

涉案财产强制措施研究

涉案财产包括作为犯罪之物和可为财产保全之物,实物财产强制措施,包括扣押和查封,立法应当规定扣押的禁区。金融财产强制措施主要是冻结,应当完善冻结的客体,建立轮候冻结制度和临时冻结机制。针对新型财产,应当设立限制执业资格措施。涉案财产强制措施作为一种临时性、紧急性措施,不应经过司法审查,但要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和申请财产担保的权利,还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实证考察

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突出问题:为保障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获得赔偿,侦查机关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的范围存在扩大化倾向;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无权直接解除;法院判决书中遗漏、概括没收的现象较为普遍;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将刑事没收转化为罚金刑,以规避其查证职责,并扩大了对涉案财产的剥夺范围。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在立法上对相关措施的对象范围、证据条件、举证责任、程序救济等作出具体规定。     

论侦查阶段中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

缺少一个系统的司法审查机制是我国刑事侦查程序在设置上的重大缺陷.侦查阶段司法审查主体应为人民法院.审查对象为逮捕、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及侦查活动所获取的证据.司法审查应采用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并充分考虑到维护辩方的权利.     

善意取得制度与涉案款物的追缴

《物权法》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这将对涉案款物的追缴产生重要影响。在侦查工作中,应注意维护善意占有人的合法权益,对涉案款物慎重采取查封、扣押和冻结措施。对于控制在案的涉案款物,如果确系款物持有人善意占有,应及时解除查封、扣押和冻结措施,建议被害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向犯罪嫌疑人进行追偿。     

委托搜查与扣押的刑事诉讼程序规制——基于国际侦查合作的全球视角

委托搜查与扣押是以获取特定案件实物证据为目标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方式,实践中已被广泛地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国际侦查合作形式,但现行的国际法律文件都没有触及搜查与扣押的详细内容和具体程序,这被留待被请求国的本国刑事诉讼法加以解决。在对相关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以及国内立法进行比较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委托搜查与扣押程序的基本理论问题,基于国际侦查合作的全球视角初步探讨了相应的制度细化与程序完善问题,并结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归纳出委托搜查与扣押的发展趋势。     

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契机

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     

论非法民事公民代理的理性规制

非法民事公民代理是指不具有法律、法规授权资格,或者伪造法律、法规授权资格的普通公民担任民事诉讼代理人并参加诉讼活动的行为.非法民事公民代理占据着我国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相当大的份额,但其不能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会损害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危害社会稳定、扰乱正规的法律服务市场和阻碍司法改革的进程.制度设计理念、社会需求、法律规定和操作运行四方面的原因促成了非法民事公民代理的产生和存续,具体的改进举措应在这四个方面予以对应性的展开.     

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的法理分析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在侦破一些具有隐蔽性和组织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时具有特殊效果。但在我国,不论是从刑事实体法,还是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来看,诱惑侦查都存在与现行法律的严重冲突。那么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又当如何采信,通过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进行法理分析,可以认为从我国司法实际出发,在采证诱惑侦查所取的证据材料时,应明确对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予以限制性肯定;同时尽快将诱惑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规制。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规制国家的侦查行为,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确保刑事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应确定我国非法证据认定制度的排除范围,构建非法证据独立排除程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机制。     

论非法口供的排除

非法口供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侦查机关还在习惯性地依赖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在审判阶段不能得到有效排除，成为我国法治化的一大障碍。借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应当确立明确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保障非法口供排除的实现。     

试论程序性辩护

司法权力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是影响司法公正、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程序性辩护是纠正程序违法、保护被追诉人基本权利,使其获得公正审判的重要手段。我国目前现行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并未形成系统的可操作的程序性辩护规则,应尽快在立法上确立程序性辩护制度,并完善相关的保障措施。     

论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是根据侦查行为的实施是否以相对人自愿配合为前提而对侦查行为所作的分类。强制侦查因其对公民个人权益的潜在威胁而要求在实践中遵循相应性原则、法定性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我国应当完善强制侦查的立法 ,建立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和完善的强制侦查救济制度 ,以实现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非法证据排除的当庭裁决制度初探

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存在着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那么如何协调其中各个环节的制约和配合就成了排除非法证据、做出公正合理审判、提高司法效率的重中之重。本文欲在司法公正的视野下，以控辩双方对于证据的合法性产生争议时能否推行非法证据排除的当庭裁决制度为切入点，探寻该设想在我国现行法律价值观和职权主义诉讼架构下推行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分析其在司法实践当中实施的现实障碍，并运用比较法的研究视角，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提出可行的制度建设和构想，以求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程序设计上的完善。     

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探索

＂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罪构成要素之一,对其准确理解、把握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等同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非法所有＂或者＂非法占用＂。其成立既需要排除权利者意思,也要有利用处分意思。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探寻应当立足于案件证据,采用司法推定方式,排除合理怀疑。     

诱饵侦查与警察圈套研究

鉴于诱饵侦查被广泛运用的现实,我们不得不重视这样的一些问题:侦察机关依据国家权力在侦察中诱使他人实施犯罪,是否属于违法侦查?审判实践中,应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认定该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应如何用法律制度对诱饵侦查进行规制?……对此,我国立法及司法还缺乏具体规定,而从国外运用这种手段的利弊看,如果对诱惑侦察不加以规制,往往会出现滥用诱惑侦察而侵犯公民人格权,或执法人员依仗国家权力参与犯罪等违法现象,影响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因此,在侦察机关普遍运用诱惑侦察手段的现实状况下,如何对运用这一手段进行规制,成为我国保障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性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