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对日本法律的影响

<正> 中国和日本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往的历史久远悠长,许多故事流传至今,感人肺腑。法律的交往是这种文化交往的重要内容。中日两国学者有论及此者均谓:中国古代法律对日本法律存在着深刻的影响。较早的如日本老一辈法制史学者穗积陈重博士写道:“日本法律属于中国法系盖一千六百年矣。虽自大化改革以后经历极多巨大之变化,而日本法制之基础仍属于中国之道德哲学与崇拜祖宗之习惯及封建制度。”已故日本著名中国法制史学者     

西方对国王的两次大审判——英国查理一世案与法国路易十六案的比较

<正>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两国乃至西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作为革命过程的一部分,两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国王都遭到审判,后人经常把克伦威尔处死查理一世与罗伯斯比尔处死路易十六相提并论。对这两次大审判进行比较思考,有助于人们认识英法两国革命时期的法制实践以及革命与法制的关系。     

二十世纪中国法制变革与前瞻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 1996年8月20日至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法律史学会、辽宁大学法律系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主办的“二十世纪中国法制变革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省营口市仙人岛举行。来自全国20个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6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着重讨论了以下两个议题: 一、二十世纪中国法制变革的成绩及经验教训 二十世纪是人类发展最迅速的世纪,也是中国法制发生巨大变革的世纪。与会者打破了传统的中国法制史分期,将近代、现代和当代连成整体,对近百年中国法制变革进行了客观总结评价。一致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法制变革是一个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引进、移植西方法制的过程;是中外法制互相融合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成果较突出的有四个时期:(一)清末立宪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这次变革实现了中国法制     

上海法学会举行“法制与改革”研讨会

法学工作者同著名的企业家、作家、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一百五十余人共聚一堂,研讨“法制与改革”问题。这是上海市法学会于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连续两天举行的一次专题研讨会。到会同志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就法制与改革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法制如何保障和推动改革、法制如何保护改革者、法制本身的建设和改革、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坚持普及法律教育和树     

中日刑法受贿罪之立法比较

受贿罪是中日两国刑法所打击的重点犯罪之一。两国在严密打击受贿罪的法网、增强打击受贿罪的力度方面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两国在经济、政治、法制等方面的差异,其各自的刑法在受贿罪的罪名设置、犯罪构成、量刑等方面又存在着不同之处。日本刑法的规定较为完善,可以作为我国刑法的有益借鉴。     

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统合法研究

纵观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的金融改革,统一监管模式已经成为主流。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深刻地认识到了其纵向割据的监管机构存在的问题,而英国最新的金融监管改革对完善和发展统一监管模式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金融危机前后金融监管和金融法制的改革情况,指出了英国对我国的借鉴价值。另外,英、德、日、韩等国的金融法制也出现了横向规制的趋势。笔者认为在金融领域进行统合立法,制定类似日本或者韩国的金融统合法律尤为重要。     

法治国建设进程:21世纪中国的法制发展研讨会综述

<正>2002年6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隆重举行法学院正式成立仪式。同时举行“法治国建设进程:21世纪中国的法制发展”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学专家、法学教育家及兄弟法学院校的校长、院长,及来自日本法学教育界的同行。与会者围绕着21世纪中国的法制发展这一主题。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做了主题发言,透视和展望我国法治国建设的进程,对各专业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现简要综述如下:     

1994年北京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正> 由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研究所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主办的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于1994年11月14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中外学者就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趋势 有学者指出,“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改革,这种持续至今的改革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诉讼制度在互相融合过程中得到发展;二是加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对     

《现代中国宪法论》(日文版)评介——兼论中日宪法学家各自研究的方法与特色

<正> 一、第一部由中日两国法学家合著的宪法学专著的诞生 1994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国宪法论》(日文版),是第一部由中日两国宪法学家合著的、有关中国宪法学的理论专著。它是中日两国宪法学家共同智慧的重要结晶,也是近年以来中日两国法学家在进行学术交流过程中的一项丰硕成果。 该书中国方面的著者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当代中国宪法学正统理论的代表人之一王叔文教授,日本方面的著者有:立命馆大学的畑中和夫教授和山下健次教授以及大阪大学的中国宪法专家西村幸次郎教授。本书是日本的法律文化社近年来推出的一套“现代中国法律丛书(共五卷)”其中的一卷,其总监修人是已故的中国最高法学权威张友渔教授以及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天野和夫教授。由于该书著者阵容与层次之可     

写在《秦汉法制史论考》出版之后

日本学者堀毅先生的《秦汉法制史论考》中译本出版了。这是中日学术界、特别是两国法律史学界交流中值得一书的事。我作为此书的主要寄稿人和编辑工作参加者，当拿到这部印刷精致、装璜考究的书时，甚感欣慰。     

应重视改革与法制的比较研究

正在向纵深发展的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给法学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如改革与法制的内在联系如何,法律如何保障和进一步促进改革等等,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改革与法制的关系密切,法制对改革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我认为还要重视改革与法制的比较研究。对改革与法制进行比较研究,就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用比较的方法,从对国外、特别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改革与法制的比较研究中,得到有益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借以推动我国现阶段改革与开放的深入进行。     

中日公务员权利义务比较研究

公务员权利义务规范是公务员制度的核心内容。中日两国公务员制度在公务员权利及保障 ,公务员义务及责任等方面具有某种同构性 ,但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同构性导源于规范对象的同一性 ,差异性则根植于政治制度和法制状况的区别性。     

中国法制改革和法治化过程研究

<正> 虽然中国的法制改革和法治化进程在目标设计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还有待于人们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但相比之下,实践操作问题比目标设计问题更困难、更复杂,也更具紧迫性。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什么是法治和什么东西构成法治的论述,这对中国法制改革无疑会起到、而且将继续起到启迪作用。但是,法治社会是如何从人治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东亚近代法制史上的两次大论争——清末“礼法之争”与日本“法典论争”的比较

中国和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自开展了一场以引进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轰轰烈烈的法制变革运动.然而,具有东方传统的中、日两国,在引进西方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对外来法制大量吸收而尚未充分消化的近代化前期,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外来法制与本国传统之间的冲突,并由此引发立法中的激烈争论.这种冲突和争论,在清末主要体现为"礼法之争",在日本主要表现为"法典论争".     

《中国卫生法制》(CHINA HEALTH LAW)杂志稿约启示

一、投稿总则(一)刊登范围和篇幅《中国卫生法制》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专门进行医药卫生法制研讨的国家级学术期刊。登载国内外医药卫生法制现状及相关学术研究的成果。设有以下栏日:立法动态与诠释、新闻透视、医事法苑、药事法苑、执法监督、医院改革与医务交流、以案说法、域外寻义、读者互动、文摘和信息等。     

日本法制的发展轨迹对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中日两国的法制传统和法制发展轨迹十分相似,古代都属于中华法系。后来都在受到外国不平等的对待的条件下走向了变法图强的道路,目光都投向了西方,移植了大量的西方法律制度。不同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变法整体上是成功的。我国清末的变法以失败告终。新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我国的现代法制体系,但是由于起步晚,我国的现代法制还没完善,有待进一步提高。作为邻国的日本则建立起了世界上别树一帜的法律体系。其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公证制度与民法典

公证主要是一种证据制度,它与民法典有何关系?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实践表明:公证法是民法典的配套法规。一国的公证立法往往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公证法典或公证人法,这是公证机构的组织法和公证程序法;另一部分是民法典、公司法、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关于公证之运用的各项规定,这些是公证机构的活动法,这两部分内容综合起来才构成一个国家的完整的公证法制,任何部分的残缺都将造成公证制     

日本侵华战争罪责问题——2001年中日学者研讨会在京举行

为了加强中日两国法律工作者的沟通,了解最近时期中日两国学者对日本战争罪责问题认识的最新进展,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９日－３０日,中日两国八团体代表和专家、学者、律师共５０多名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研讨会,就“日本历史教科书篡改日本侵华罪行及战争责任和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的起诉”进行研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于宁在发言中说,今天讨论的日本国历史教科书问题,不仅中日双方关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关注,它的修订关系到如何认识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问题。这不仅是日本国内的事情,也涉及到日本国和亚洲其…     

试论在改革过程中的立法方略

<正> 改革与法制是有一定矛盾的,但改革的性质和法制的本质决定,他们两者必须相互协调。改革必须在法制轨道内运行,法制建设也必须积极为改革服务。就立法而言,一方面要加快制定改革急需的各项法律;另一方面,要及时修改适应改革需要的法律。立法必须努力为改革提供法律依据,用法律推进改革,保护改革,规范改革,决不能把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改革置于违法的境地,更不能让本适应的法律把改革窒息在摇篮之中。立法者决不能因为改革必须在法制的轨道内进行,就可以无视改革对立法提出的急切要求。而改革只有在法制的轨道内进行,法制才能为改革服务。     

论我国检察机关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

检察机关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是一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重要内容。而一国的检察机关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往往取决于该国的宪政体制、法制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等具体国情以及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地位、职权等因素。因此如何界定并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一国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