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村干部的职业化：原因、效果与限度——基于上海市远郊农村的调研

村干部的职业化是理解上海远郊农村基层治理的基础。通过对上海远郊村庄治理逻辑的梳理发现，村干部的职业化是村庄内生发展的需求、厚重治理资源的依托和规范性劳动力市场的倒逼等因素共同形塑的产物，并且塑造了上海农村的规范治理形态。但是，职业化意味着“简约治理”的失效和政府行政治理的深度卷入，它虽然顺应了“大都市、小农村”的复杂治理定位，却弱化了村民自治的意义，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成本。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应该慎重推广村干部的职业化建设。     

党建+治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浙江探索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建设。浙江省在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摸索出了许多丰富的实践样板，如创建党建示范带、编织党建共建网、打造网格化小组、构建智慧服务圈等内容。这些实践经验充分体现了互联互通、共享共创的特点，以“互联共享”为特色的浙江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逐步形成，该模式的具体实践路径包括：树立“协同共享”的理念意识、发挥“大党建”的格局引领、建构“网格化”的治理模式、依托“互联网+”的技术支持。借鉴浙江经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重点要发挥共建合力、推动责任落实、彰显区域特色、借助网络技术。     

征拆背景下低保政策执行的逻辑——以豫中南市G乡的低保政策实践为例

征拆背景下，在乡村低保政策的执行中出现了未民主评议和民主公示、“终生保”、“死人保”以及在低保户和低保人之间摇摆等问题。从结构-制度上看，村庄内生的分类治理体系瓦解，村干部对低保政策的执行陷入了制度性乏力。征地拆迁为村庄带来巨额利益，赢利型经纪人竞相登上村庄政治舞台。通过“贿选民主”上台的村干部却采取寡头式治理，群众对低保信息不知晓，对村干部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成为制度摆设。基层政府面临征地拆迁的中心工作，需要借助村干部的力量，无力自上而下的监督。在中央政府介入后，地方政府为求自保，变相上收低保分配权，低保政策执行异化。     

多元共治：“党建+电商”治理架构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我国电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何发挥党组织在商圈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党建+电商”的新模式。该模式架构体系的主要特征为：一是双网融合,即将原有的“服务型党建”和“网格化治理”融合为一个“网格化党建”;二是多元共治,即由新星商圈电商党委、党群服务中心、社团组织、电商企业、辖区单位、居民等“六类主体”,共治事务;三是党建引领,打造电商“和合文化”;四是创建了“1333”电商党建工作法,实行电商“微自治”;五是整合资源,组建起以“八大团队”为主干的服务联盟。     

行政驱动自治：政策执行压力下的农民反制——基于L镇调地实践的经验阐释

在基层政府“不支持、不反对”的农村土地调整态度下,村庄调地实践成为村民自治实践,它需要依赖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村社信息资源、权威资源与规范资源等治理资源。但是村干部自身以及村社治理资源本身也是阻碍土地调整实践的因素,也即它们自身在不能处理公与私的辩证法时,就极有可能援引国家政策法规成为土地调整规范的破坏者,从而导致人地失衡与自治失序的恶性循环,部分村民的土地调整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但是,这种诉求却有可能在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压力下对其产生反制力量,从而使基层政府用行政驱动自治,助力村社内部实现人地均衡。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利共享的若干辨析

关于农村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如何实现“地利共享”,如何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和土地发展权,仍有不少值得厘清之处。土地增值利益分配的改革方向,是缩小城乡“二元社z}’的差距,而不是打造出一个分化明显且固化的“三元社”。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应扩大“公共性”,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厂商、开发商、市民、城中和城郊村民、远郊村民之间合理分配。另外,土地开发中的纠纷并不全盘出自土地制度,很大一部分纠纷根源于基层治理,单纯变更土地制度不能替代解决基层治理的改进。     

“无缝隙对接与治理术”：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及逻辑——基于江西省“安置帮教模式”的案例分析

安置帮教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也是现代国家治理术运用的重要场域。江西省司法厅通过探索源头预防、信息衔接、全员接送、过渡安置及就业扶助的有效衔接,构建了安置帮教“无缝隙对接”的模式。在这种“无缝隙治理”的背后,蕴含了“规制性治理、规范性治理及文化认知性治理”为表征的现代国家治理术的运用,实现了安置帮教对象“脱嵌”、“调适”及“再嵌入”的转变。但这种“无缝隙治理”也导致了“制度问题技术化”的困境,为有效加快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建构政府、市场及社会协同共治的安置帮教体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从“书记负责制”到“书记指导制”：税改前后村庄两委关系的变迁研究——基于浙北L村的社会调查

村庄两委关系的实态受到来自变动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具体的“过程与事件”的实时作用。要对变迁中的两委关系展开研究,就要同时关注宏观和微观层面因素的变化。研究将时间背景预设为改革开放至今时期,在对前者进行有机切分的基础上,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挖掘、还原和捕捉村庄“场域”内的“过程与事件”,考察两个时段内村两委的关系。在浙北L村①,“书记负责制”是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时段村庄两委关系的样态;而在税费改革后至今时段,两委关系演化为“书记指导制”。那么,这种关系模式的变因是什么,依循何种路径,未来趋向又如何,这些都是本文将要着重阐述和探讨的重点。     

公私政治：国家与农民关系再审视——兼评赵晓峰《公私定律：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

当下基层治理的危机在于去政治化：有行政而无政治,技术治理代替政治原则,个体或者边缘群体崛起截取国家惠农资源,公私政治之间的互动媒介由公共事务转为个体利益诉求。赵晓峰博士的《公私定律》展示了后税费时期宗族性地区的善治经验。宗族性地区内生的权威与秩序能够有效治理“钉子户”,国家通过宗族组织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     

王阳明的著述观及表现

王阳明“平时论学,未尝立一言”,随处指点学生,罕为著书立说。他始终秉承孔子“述而不著”的理念,强调著述以“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为宗旨,以“存其迹以示法、削其事以杜奸”为基本原则,以“笔旧削繁”为方式方法,“著述以明道”为基本目标。王阳明的著述观与其心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形成了王阳明独特的著述理论。     

新时代“四个伟大”历史使命形成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九大揭示“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召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使命担当和责任践履,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再出发,从而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极不平凡的进程中,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构成党中央提出“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践基础。“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接续,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要求。“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形成体现了党中央的经验成果转化能力,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创新实践奠定了形成“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践基础。以新布局、新部署、新理念、新聚焦、新思维为特征的治国理政创新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发展的新境界。     

“格物”之异——王阳明与罗钦顺的论辩

王阳明与罗钦顺均为明代学术史上的大儒,两人是好友,但学术观点却常出入,尤其在理学问题上,往往是截然相左。阳明从其“心学”立场出发,将“格物”问题主观意念化,强调反观内省,淡化客观实践过程;而罗钦顺以“宋学”（理学）视角解“格物”,再三致疑阳明的“格物论”,力主物的客观实在性,格物的实践性、过程性和客观性。阳明的“格物”说源出经典,但不限于经典,且多造己意;而罗钦顺的“格物论”,则严守经典,坚持程朱理学的格物论思想。王、罗两人的格物论争论,相互均有刺激与启示,深化了对此古老问题的认知。     

民国“莫干乡村改进”学理及其新时期乡建启示

在中国近代史与社会学史上，黄郛及其夫人主持的“莫干乡村改进”，足以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相媲美。但囿于诸种因素，相较之下，却鲜为学界所深入了解认知。基于史实梳理和实地调研，以及经由对与该乡建活动存续同时期，部分民国社会学家学术思想重读，将“莫干乡村改进”视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一个典型个案，去审视其对于促进乡村建设的学理价值，并围绕新农村建设中“村庄转型向何处去”议题，从“有形”与“无形”双向融合维度切入，提供了若干服务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主题的分析性概念暨命题。     

社区空间秩序重建: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路径——基于J市D街的实地调研

从空间治理的视角来看,城中村改造是在政府主导下从失序走向有序的空间再造过程。城市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决定着急剧转型中多维社区空间的秩序建构。基于J市D街城中村改造的实地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制度规制与文化引领构成基层政府空间治理的实践维度与行动逻辑。城郊街道以调适性政策执行对村庄利益空间进行政策引导;在博弈与合作中对村庄权力空间加以规制;通过运用"地方性知识"以及促进村庄集体认同与规范,重建生活空间变迁中的文化秩序。为了实现城乡空间有序衔接、有机融合的空间治理目标,应着力提升城市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强化城郊街道党工委与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动员能力;提升城郊街道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的政策执行能力以及促进城乡融合与参与的文化引领能力。     

村干部职业化的内在逻辑及其后果

在资源大量输入村庄背景下,传统以“经纪模式”和“双重角色”对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有所不足。文章通过对经济发达村庄村干部职业化内在机理的分析发现,村干部的职业化过程实质是强化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弱化作为村庄保护人的角色。调查发现,在资源输入村庄过程中,村干部为自身利益考虑的第三重角色出现。村干部角色呈现代理人角色和自身角色的双重强化和保护人角色的弱化局面。这给村民自治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严重后果。     

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

汤显祖的思想构成、人生哲理与戏曲创作,均烙上了其师罗汝芳学说的印记。汤显祖以“哀赤之心”去抨击官吏们“权利黑心”,其理论依据是罗汝芳的“赤子之心”;罗汝芳“向民所欲为”的民本思想,是汤显祖在遂昌期间实施“因百姓所欲去留”方针的指导原则。以“有情之天下”去否定“有法之天下”,是同罗汝芳重德轻刑的思想相关的;至于《南柯记》中对和谐乡村的描绘,有以遂昌县的实际经历为背景的,又与罗汝芳重视圣谕六条的教化是密不可分的。汤显祖把罗汝芳抽象的哲理,衍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形式不同,却是汤显祖接受罗汝芳的明证。     

“过渡型”邻避冲突的演进逻辑与化解思路——基于权利抗争的视角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邻避冲突在我国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都非传统意义上的邻避冲突,而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过渡”特征。因此,将邻避冲突划分为“传统型”与“过渡型”,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权利问题是邻避冲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而冲突中的行为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和民众双方。因此,对邻避冲突中权利问题的分析可以在政府权力控制与民众权利抗争二者关系的框架下,以“过渡型”邻避冲突为切入点,立足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解决全过程,从四个环节进行分析梳理,并通过政府对民众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权利的维护,为此类冲突事件的有效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儒家文化的古代发生、现代困境与未来出路——余英时关于儒家文化的理解

余英时认为,作为古代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哲学的突破”塑造了代表人类智慧的“三大原型”,即中、西、印三种文化的本原形态。整体地看,中西两种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或者说,中西两种文化是“个性”显著不同的两种文化,因此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自近代以来,因为作为其“托身之所”的建制崩溃了,儒家文化遭遇“空前的”困境而变成现代社会的“游魂”。但是,如果儒学以“日常人生化”来“招魂”,不仅可“开出”新的精神资源,自身也可因此而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