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语集注》中的科技思想

朱熹《论语集注》对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解读,讨论了天之北极与为政的关系;对于“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解读,讨论了科技“小道”与儒家“大道”的关系;对于“游于艺”的解读,讨论了学习科技之“艺”与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关系。这些解读,既反映出朱熹对于科技的重视和研究,又可以看出朱熹强调科技“小道”必须隶属于儒家“大道”、“游于艺”必须由仁德来统摄的思想,这对于今天在发展科技过程中所面临的科技“双刃剑”的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学术资源。     

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     

民国时期程朱关系考察之辨析

民国时期,学者较多地关注朱熹与二程之间的学术差异。不少学者认为,程颐与程颢之间存在差异,而朱熹继承程颐之说;又有学者则探讨朱熹与程颐的差异,或是强调朱熹对于程颢学术思想的吸取;冯友兰更是从理学与心学对立的层面上,分别程颢与程颐的学术差异,并将程颐、朱熹归为理学,而与源自程颢的陆王心学并立为两派;钱穆则从心学入手研究朱熹之学,于朱熹与程颢之异中求同,以为朱熹与二程大同小异而一脉相承。民国时期对于程朱关系的梳理,可以成为当今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学术基础。     

论朱熹对“德礼”与“刑政”关系的发展——兼论朱熹“严刑”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在处理以及调整德礼与刑政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以其理学的立场和进路,具体地研判德礼与刑政的关系,并抉择一条适合当时社会环境与礼法现实的规范之路。朱熹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分析的人性说为理论出发点,以道德理性论证“德礼”教化的有限意义以及“刑政”的积极作用。而朱熹对“刑政”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对“严刑”的必要性意义予以特别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批判当时社会上以及司法领域盛行的“恤刑”理念来体现这一主张。     

王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     

科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特点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中国学者将科学认知范式（自然科学精神、原理、定律、方法等）作为坐标与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展开了分析与研究,其结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研究内容上是“穷性至命”,在主客关系上是“天人不分”,在思维方式上是“模糊笼统”,在议论风格上是“玄谈臆想”。并由此总结：科学认知范式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但其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判断并不是绝对的。     

张岱年“新气学”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

本文认同将张岱年哲学称为“新气学”。但并非旨在论证这一称谓对于揭示张岱年哲学性质的合理性,而只是论及张岱年先生因认同辩证唯物论而始终推崇“气学”以及其推崇“气学”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新哲学--新气学。“新气学”的“新”有三：创造性地综合、将“气”诠为现代哲学范畴的物质、在传统“气本论”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现代哲学范畴的唯物论体系。较之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新气学”对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理本”论、“心本”论之“气本”论的现代哲学发展路向。     

中国古代“知”的性质与学问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的性质,及其与学问关系的论述,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重大特点。其中关于“知”的性质,以及求“知”的方法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的关系之认识,列代思想家都有极其深刻的论述,而其主要特点,则不仅在于认识论方面的,更是在于伦理方面的。     

对心学文化的认识要突破以唯心唯物论是非的藩篱

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这在我国当代哲学界似已成定论。但事实上陆学中的“本心”和朱熹的“天理”一样,对于认识主体来说也是一种客观的绝对精神,他说“吾心即是宇宙”也并非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主观精神（即“吾心”）派生世界万物,正是在这点上,王阳明说陆学有沿袭朱学之累。至于王阳明,当代国学大家钱穆先生认为“并不和象山走着同一的路子”,钱先生强调指出：“在心、物之间特别指点出一个‘感应’来,这是王学的超过朱、陆处。”王阳明虽讲“心外无物”、“知是心之本”,但他更强调“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由此看来,将王学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也说不通。钱先生还认为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为的是强调“良知亦在实践中”,这实开中国哲学史上实践学说之先河。     

“天演哲学”之易理意蕴发微

在中国古代影响久远的《周易》哲学,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的“天演哲学”同样具有重要的乃至奠基性的意义。《周易》强调“变”的绝对性,为严复接受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作了理论准备;在易学的传统中形成的若干“默认点”如“物极必反”、以“未济”为“亨”等,支持了“天演哲学”的非目的论路径;《周易》由术（卜筮）而道（理性）的历史造成的相容主义诠释传统,体现在“天演哲学”中,则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与发挥竞争意志可以改变国运两者并行不悖的理论。严复的个案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近代思想家如何通过“新知附益旧学”的方式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全面地解读“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

在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无为而治”虽是道家首先提出的管理思想,在道家管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并不专属于道家。中国古代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也都讲“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虽是道、儒、法和黄老学派四家共同追求的管理模式,但是各自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表达则是不同的。因此需从管理哲学角度,对“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进行现代解读。     

辨名析理 考镜源流 独成一家——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学术贡献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为中国哲学界定了研究视域、创新了研究范式、构建了范畴体系，对于引领中国哲学发展，规范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大纲》提出的方法论原则并据此还原的中国哲学观，蕴含着张先生自己的哲学情愫及其对哲学问题的深刻思考，为其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正在形成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为一的新唯物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中国建国后没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哲学综合创新之宏愿，是一代哲人的无奈，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马一浮“新《六艺》论”论稿

马一浮先生的新儒学思想,可以概括为新《六艺》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是新《六艺》论的首出观点,也是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的总纲。“《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六艺》该摄于心”,“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这三个观点集成为马先生“新《六艺》论”的核心层圈。其所建立的,是以心为根源(本原)为动力、为统摄的唯心论的一心开《六艺》、《六艺》开群学的文化哲学--学术思想体系。它确立了中国学术的中国性和《六艺》的原典地位,确立了回向原典中发展的文化思路及中国学术和文化的主体地位,并且确认全人类实存而有普世价值,而结论则是：“《六艺》之道炳然常存。”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党的三大根本思想与中华文化精髓的传承——试论从阳明心学中汲取加深理解党的核心理念的思想资源

如果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这三大根本思想和党员的人生修养联系起来思考,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民族二千多年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优秀人文精神的自觉传承。王阳明对修齐治平的圣贤路线的独到解读,以及他的致良知学说中相关理论资源,可以深化我们对党的这三大思想的理解：他的“致知格物”之说,启示我们对于实事求是是终极性与具体性、求真与求善统一的认识;他的“良知谓圣”之说,启示我们对于“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是“民众知爱、社会致正、国家至善”统一的认识;他的“圣凡平等”之说,启示我们树立“人皆可以为历史创造者”宗旨意识,进一步提升“十三亿个个人梦汇成中国梦”的信念。     

论谭嗣同仁学的心学属性

仁学对于谭嗣同的哲学至关重要，既是其后期哲学的主体内容，也是其哲学的最终归宿。仁学凝聚了谭嗣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既是救亡之路，又是启蒙之方。谭嗣同的仁学集中体现在《仁学》中，而《仁学》则是他的“以心挽劫”之作。这意味着仁学与心密切相关，通过阐发仁学之所以能够达到“以心挽劫”的目的，是因为谭嗣同在仁学建构中彰显心学意趣。在对仁的推崇和论证中，谭嗣同宣布作为“天地万物之源”的仁“故唯心，故唯识”，通过将仁与慈悲相提并论，建构了仁、心、识的三位一体；在对仁的界定和诠释中，通过将通说成是仁之“第一义”，沿着仁—通—平等的致思方向，将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慈悲之心的相互感化。     

“可道”与“不可道”——老庄“道”论探析

在先秦道家看来,“道”没有明确的形体,超乎世俗认知,非人类的“视”、“听”、“抟”、“言”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因而指出“道”不可道。然而,老庄并没有放弃对“道”的阐发,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世人理解“道”本身。即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哲学”与“中国哲学”——以张岱年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中关于“哲学”与“中国哲学”观的回溯与省思，总结提出张岱年的哲学观经历了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发端到确立，再到系统论述的发展过程，最后到90年代重新确立哲学是有理的信念之学的曲折过程。提出了张岱年的哲学观符合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客观辩证法，反映了世界哲学的客观事实。这种富有民族特色，体现了中、西、马综合创新精神的哲学观不仅为中、西（外）、马等哲学之沟通与比较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更意味着哲学创新不必要、也不可能有唯一标准模式。     

《湛氏家训》的亮点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民族素重家庭、家教、家风,其中家训是家教的课本,是家庭管理的条规。湛若水晚年,撰写了《湛氏家训》,从宇宙观高度去揭示家与国,以及家庭内在的关系,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具体的训规。其亮点有五,即以“一体”作为家庭建设的核心理念;以“爱”作为维系家的情感纽带;突出“明礼”,树立讲礼仪的好家风;突出“节戒”与“勤励”,树立勤俭的好家风;突出“恤孤”与“助贫”,树立乐善的好家风等,都值得今人学习与借鉴。     

“言说”之物·“建构”之基——析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确保国家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与提高对外话语地位,其关键在于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打造话语内核、寻找现实通路的二重模式,或为这一目标提供可能性路径：在话语内容方面,意大利传统哲学中“集体意志”、“国家精神”与“常识”概念的相互融合,成为话语的言说之物;在话语权实现方面,以“政治-市民社会”关系模型为传播场域,借助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两大言说主体开展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成为“权力-权威”的话语斗争主要形式。其理论不仅因哲学深度成为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参照,也因方法论价值可为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