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警察权的提出、缺陷与规制问题研究

应急警察权是国家紧急权的重要形式。应急警察权的提出，不仅回应了应急处置对“法外权力”的客观需求，还意味着通过应急警察权法制确立警察应急的经验法则和实现权力、权利在应急状态下的重新分配，从而既体现应急的特殊性，又尽量避免以应急之名破坏法治。目前我国应急警察权在立法上存在内容欠缺、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在实践中存在随意创设应急警察措施、应急警察权由非警察主体行使、不符合比例原则、应急治理过分依赖警察强制权等缺陷，建议重构应急警察权的配置体系、清晰划定应急警察职权范围，建立应急警察权监督制约和公民权利保障机制，构建应急警察权规制体系。     

我国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边界研究

我国警察的职务负担日益加重,警察权存在许多亟待改善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警察权与公民权存在混淆。这种混淆主要有公民权利公化和警察权力私化两种表现,导致了诸如治安法规空置、警察服务职权过分扩张等危害。警察权与公民权混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警察权的配置存在问题,主要由于警察权配置的价值取向偏重社会秩序管理,以及国家配置警察权时过分强调警察的服务职能。为了明确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边界,要以警察权配置的视角从多个渠道解决问题。用法律手段区分,加强立法科学性;从思想观念上区分,明确警察角色定位;通过主体区分,使警察权真正由警察履行,公民权切实为群众拥有。     

我国警察权力配置的现状、问题与原因——警察权力专题研究之二

广义的警察权是指国家设立、训练、调配、指挥和监督警察机关(构)、警察力量和警务工作的权力;狭义的警察权则指警察机关(构)和人员依法从事警务工作的权力。警察权力配置,即将警察权力按照一定标准设定、分配、安排和调整,以满足国家维护社会治安需要的过程。我国警察权力配置的现状和问题是:权力主体混乱,权力本体混淆,权力手段不完备、保障不充分,警察权及其配置的法律依据不足,从而导致警察权力错位、权力交叉、权力倒置和权力缺位等缺陷;其原因,包括对警察权的性质认识模糊、范围不清和分类简单等理论认识上的原因,以及由于历史承袭、前苏联的影响和国内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等制度文化上的原因。     

论我国警察权力的属性和类别——警察权力专题研究之一

警察权力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我国警察权具有四种属性:即政治性、行政性、司法性和军事性。多角度对警察权力进行分析,我国警察权力的类别有:抽象警察权与具体警察权,一般警察权与特别警察权,普通警察权与专属警察权,行政型、刑事(司法)型与军事型警察权,羁束型警察权与自由裁量型警察权,警察组织行使的警察权与警察个人行使的警察权,中央警察权与地方警察权,集中型警察权与分散(自治)型警察权,常态警察权与紧急状态下的警察权,公开型警察权与秘密型警察权。不从多角度对警察权力进行分析,就难以科学地认识警察权力,也难以合理地配置和研究警察权力。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警察权运行的规范选择

警察权建设是政府法治体系工程中的前沿领域，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重心所在。而目前警察权运行的现状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和谐社会与政府法治的必然要求对警察权进行重构，措施主要包括：改革现行警察体制；重构警察权运行程序；优化警察权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完善行政救济制度等。     

论警察权运行的制度保障

正确认识警察权并设立规制其运行的法律制度对于保障警察职能的实现,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警察权力的不法侵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规制警察权力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警察权力的设定制度、运行程序制度、法律监督制度、法律救济制度和法律责任制度等。     

警察为什么不被信任:新时期警察群体风险解读

现阶段我国警察执法环境恶化,需要我们理清警察群体遭遇风险背后的内在根源和现实背景。在现行的法律架构中,警察职能活动中存在着难以控制的风险;而现实的社会生态,更是提升了警察群体遭遇的风险程度。要化解这种困境,既需要合理配置警察权,又要理性运用警察权,既要保障警察权益,又要提高警察权能。     

警察权的法律解读——兼谈警察职权的法治意义

警察权力与警察职权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从法律角度来看,警察权至少可以分成三种:国家法意义上的警察权、组织法意义上的警察权和职权法意义上的警察权。前两种警察权讲的是警察权力问题,第三种警察权讲的是警察职权问题。两者对警察法治化具有不同的意义。警察职权问题构成了警察法治化的核心,而警察职权立法的完善则具有根本性或基础性的意义。     

论对警察权的操控——从制度规则与行政伦理视角分析

警察权是国家依法赋予警察从事公务活动的公共权力。由于警察工作的特性,警察权不但具有一般公共权力的特性,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由公安行政工作性质决定的强制性。预防警察权力的滥用问题,一直是公安队伍建设的重要问题。加强制度设计工作,建立一整套的规范体系是预防警察权力滥用的重要途径。人们关于制度设计的理论预设、公共选择理论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同时加强公安行政伦理建设也是不易忽视的问题。制度规则设计和行政伦理安排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陷入制度崇拜。     

中英现代警察制度创建过程之比较

英国警察始终代表着世界警务的先进水平,英国警察也一直是比较警察学中最为重要的参照对象.对中英两国现代警察制度建立过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在对警察权的认识、对警察服务职能的理解以及警察与政党政治的关系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当前中国警务实践中遇到的诸多困惑都可从警察史中寻求答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