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下的行政审批制度

新公共服务的核心理念是在人民主权的前提下,作为最主要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其基本职能是服务于公共利益,既非亲自"划桨"又非代替公民来"掌舵"。这一理论所提出的服务于民、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分工与合作研究

本文主要是探讨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在合作型社区治理主体的分工与合作问题。首先提出中办关于社区的两个文件是合作治理的思路。接着探讨社区治理主体的分工与合作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政府对社区建设要履行"掌舵"的职能,社区自治组织要履行"划桨"的职能,要逐步完善社区与政府的合作机制。     

公共行政典范革命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

西方典范革命从 2 0世纪 6 0年代开始持续 30余年 ,其基本思想可以用“掌舵而不划桨”、“利用竞争提高服务水平”、“政府授权”、“民营化”、“企业化方式管理政府”等新的典则规范加以概括。本文试从“掌舵而不划桨”、“政府授权”两个角度分析其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必须跨越职能转变关

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也正在实现由“划桨型”向“掌舵型”、由全能型向有限型的历史性转变。那个由政府“包打天下”、导致企业在政府的“笼子”经营，管理者（或承包者）负盈、企业负亏、政府负债的时代必须结束。为此，政府要把资源配置的职能转移出去，把技术性、服务性和协调性的工作转移出去，从而为政府机构改革的成功创造出前提条件。职能的转变，是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现阶段制约我国行政发展的瓶颈。新一轮的行政改革，职能转变问题依然是成败的关键所在。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政府的…     

实行政府公共治理 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行政府公共治理,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是实行政府掌舵、公众划桨,二是政府为主、公私并存,三是政府监管、合同外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部署,在"十一五"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方向,转变传统政府职能,实行政府职能角色的转换,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治理理念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领域的改革最深刻的变迁和最显著的成效体现在行政管理体制上，也即发生在政府身上，从总体上讲，我国政府治理的理念已经充分体现了现代政府治理的先进性特征。政府治理理念方式转变最突出的征象是，政府的权限范围由无限向有限转变，政府的治理行为由管制向服务转变，政府的履职方式由划桨向掌舵转变。     

城市经营背景下的政府角色与职能定位

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城市经营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政府对城市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治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在城市经营过程中,政府角色和职能的定位尤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经营的成败。现阶段,政府的中心工作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应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追求公共利益;政府应努力建立良好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应建立科学的城市管理绩效考核机制。     

婚检制度改革的背景、缺陷及完善——从政府与社会分权的视角

本文将婚检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 ,从政府与社会适度分权的全新视角对婚检改革进行全面地研究 ,认为从强制婚检到自愿婚检的转变意味着政府从婚检领域的退出。政府在婚检领域不能一走了之 ,必须尽快实现由“划桨政府”向“掌舵政府”角色的转变 ,建立和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来填补政府退出后所留下的权力空位     

构建公共管理型民政初探

构建公共管理型民政要加强民政工作法制化建设;树立“治理”理念,只掌舵、少划桨;树立开放理念,扩大社会参与合作;建立公共管理型民政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办法,引入对村委会、社区的规范化管理和建设。     

论“入世”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入世"后,我国政府既要严格按国际惯例办事,增加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实行国民待遇,又要逐步放开国内市场,减少行政干预.政府的改革和职能的转变将成为今后改革的重点.     

“顾客导向”与“公民导向”:政府公共服务对象分析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一方面需要找准政府的定位,另一方面需要厘清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对象.本文对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对象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章介绍了源起--新公共管理背景下"顾客导向"理念的引入,分析了进步--"顾客导向"的价值和意义,剖析了超越--由"顾客导向"到"公民导向"的发展,认为定位--"公民导向"是中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必然选择.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从体制改革到机制调整:“大部门体制”深度推进的应然逻辑

"大部门体制"旨在解决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长期困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政府顽疾。但是,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大部门体制"的深入推进时常面临着部际冲突内部化等问题的阻碍。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部门体制"过分关注"体制改革",导致"机制调整"的滞后。在政府施政实践中,执行机制缺位、部际协调机制缺失、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都是"机制调整"滞后的主要表现。因此,需要将"机制调整"作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促进部际整合由"职能整合"转向"流程再造",推动政务公开,加强社会监督,积极建构部门间的"伙伴关系"。     

行政绩效评估体系在地方行政改革中的运用

行政绩效评估体系的基本理念是建立“顾客导向”的行政体系,它重视政策、计划和项目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实现行政评估和行政问责的一体化。行政绩效评估体系是基于量化指标、与行政资源分配相配套的体系。建立行政绩效评估体系有助于促进“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和“可持续供给的政府”的建设。行政绩效评估体系宜首先在地方政府中推广;可以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项目为对象,逐渐扩展到地方政府的所有政策、计划和项目。     

从＂人民内部矛盾＂到＂公共供给不足＂——中国当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

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理论,半个世纪之后,胡锦涛提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这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内部矛盾"逐步转变为"公共供给不足"。这一转移,肯定了中国当代社会主体从"人民"到"公民"的转变,同时也进一步要求政府职能要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保证社会各个阶层对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     

借金融危机之“机”促推我国公共决策体制改革

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呼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而政府如何在消除市场失灵的同时有效的防止政府失败,考验着各国的公共决策体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一个奉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加快自身公共决策体制的改革,以保证中国经济振兴计划高效益、高质量、快速度地实施,为世界做出表率,对国人负起责任。     

判断“科学证据“的科学性标准——中美有关证据制度的比较研究

"科学证据"并不一定科学,因此审查经科技手段取得的证据应当有明确、科学的标准.标准的确定着重解决证据本身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和应用证据解决具体问题所使用的科学方法或程序.而制定我国判断证据科学的标准时,应以波普尔"证伪说"为理论基础,吸收DAUBERT具体标准的优点,克服其不足之处.     

替代还是互补：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对公共治理转型的一种回应

以＂整合还是分立＂、＂合作还是竞争＂为参量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类型。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互补。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保险事故发生的法律后果--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

保险领域中,公共政策要求“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犯罪中获利”,但须区分“一个人不能从他人的犯罪中获利”之情形。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保险事故发生,应视保险目的与功能而异其法律后果:若被保险人因预谋犯罪而直接谋求保险金,保险人当然免责;若被保险人在投保二年后故意犯罪致保险事故发生,则保险人虽不负给付保险金之责,但应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若故意犯罪并非保险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保险人不能当然免责。     

公共政策创新与政策生态

公共政策创新是政府应对信息化、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而开展的有价值的政府行为,但政策创新的“价值”必须置于政策生态的框架下进行衡量。在政策生态视野下,政策创新研究有变量分析、过程模型、主题分析和限度分析四个角度。本文着重从主题上阐释了公共政策创新包含政策主体、政策内容、政策手段和政策过程创新四个方面,进而分析了在我国当前的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创新应有三个限度:以市场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和均衡健全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