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成熟的政策支持体系和完善的监管体系,严重制约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效果。为提高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政府应致力于健全完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支持和监管体系,为其提供便利环境;同时,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还应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业务水平,促进组织的有效参与。     

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矫正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以上海市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社区矫正工作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上海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矫正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和政策支持,其角色定位也应当由参与配合型向协同支持型转变,并且在社区矫正中着重突出其宣传教育、专业矫治、辅助执法、福利保障和资源整合的五方面功能。     

和谐社会目标下我国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发展及趋势预测

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和构建和谐社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定量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助于深刻揭示其轨迹和特征,而四大向度又使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程度的衡量具体化,这些都为合理预测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依据。     

对非政府组织参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考

：非政府组织参与行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构建多元社会治理机制、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以及政府转变职能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非政府组织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发挥着其特有的功能,具体包括咨政功能、化解内部阻力功能、承接政府下放权力的功能以及监督功能.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功能,需要尽快建立健全非政府组织参与制度、拓展非政府组织参与形式和扩大参与渠道以及积极支持和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水平.     

对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思考

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存在一定问题,具体包括法律制度安排缺乏,非政府组织体系不健全等。通过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运营管理等法律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健全和完善非政府组织立法,适度监管非政府组织等对策建议,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争端解决中的参与

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争端解决的方式有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直接参与模式中非政府组织被赋予了某种独立的诉讼地位,其一般代表某种公共利益参与国际争端解决;间接参与模式主要是通过"法庭之友"机制进行.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争端行为模式的规范可以是非政府组织自身规范、相关国际机构以立法手段规范以及相关争端解决机构以司法手段规范.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争端模式应以涉入程度与案件类别两个维度进行重塑.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执政党领导活动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非政府组织在我国迅速发展。迄今,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这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制定、政治动员和利益整合功能都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必将对未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依法领导非政府组织,是新时期党建的一个重要课题:重视非政府组织,巩固执政之基;尊重非政府组织,合作管理公共事务;支持非政府组织发展,适度监管。     

非政治组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

提高公民的组织化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既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又能增强民众的公民意识,使其自主和理性地参与政治,还可以通过关注弱势群体、监督权力的运行,直接或间接激活公民无序政治参与行为。因此,要正确认识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拓宽政治参与的范围;实现非政府组织的均衡发展,重点培育为弱势群体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提升其公信力;赋予草根组织合法身份,引导它们有序地参与政治。     

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需求与障碍

无论是从非政府组织自身特性还是从公共政策过程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来看。其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都要求得到进一步加强。然而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都遇到了诸多因素的阻碍。本文从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缺陷及外部体制性制约因素两个大的方面讨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的障碍。     

论非政府组织对国际法创制与实施的参与

国际法通过明确非政府组织的概念、认可其法律地位并支持其主张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法创制与实施提供条件;非政府组织通过积极游说、主动引导和直接参与三种途径推动国际法编撰,监督国际法实施,参与国际诉讼程序,建立自治性规范体系,推动国际法朝着人权、人道和人本方向发展。非政府组织更为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法创制与实施,有利于消弭国际法的合法性赤字、问责性赤字和民主赤字,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当得到国际法的有效规制和引导,确保其独立性、民主性和公正性,从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     

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宏观思考

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对＂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扶贫包括政府扶贫（政府扶贫机构扶贫和政府所属各部门扶贫）和社会扶贫（社会非政府组织扶贫和财富拥有者扶贫）。＂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要将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统一起来。战略目标：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战略重点：不断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战略措施：构建＂大扶贫＂格局;政策体系：政府的职能责任、民营组织的社会责任和全社会志愿精神的统一;特殊政策：加大对特殊地区的扶持力度。     

非公经济发展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分析及对策

非公经济政策执行中的障碍主要来自于政策执行人、收益人、传统体制的不良影响、政策执行中的执法环境和政策执行机构等方面。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有关部门管理人员对政策缺乏了解、忽视了适宜的政策执行环境和政策执行中利益关系的平衡性、政策结构不够合理及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由此,应从造就高素质的政策执行人、营造高效实干的政策执行环境、建立民营企业统筹协调的传导机制以及减少民营经济工作落实的环节等方面加以改进。     

反垄断执法机构新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发展的视角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模式和权限配置是否科学合理,与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能否协调发展关系密切,从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的视角来看,反垄断机构应采取法律执行与政策职能相统一的机构设置模式,应与产业监管机构共同行使政策管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权,还应具有监督与竞争政策相悖的政府产业政策行为的权限。     

副职超编现象的公共政策分析——兼论政策在组织内执行时的阻滞因素

通过对我国目前副职超编现象的公共政策执行考察，可以推导出政策在政府组织内执行时的阻滞因素，包括传统行政文化、传统行政习惯、组织和执行者的利益追求、组织的双重性和复杂性、监督和惩罚机制的缺失等。     

我国城管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由于城管执法主体不文明执法、城管执法的工作性质、法律地位的不明确以及政府城市管理理念的滞后等原因,目前我国城管执法陷入了在执法力量和强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仍然成效不足的执法“失灵”的现实困境。通过采取转变城管执法理念、在具体政策上更多地体现执法相对人和公众的权益、加强非政府组织在城管执法中的运用、完善城管执法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配套制度的建设等对策,可以有效地使城管执法走出困境。     

政策对象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影响

政策对象的成员数量、组织程度、拥有的社会资源、受教育程度、价值观念和认识能力对政策执行力有明显的影响。提高地方政府对民众的政策执行责任意识和加强政策对象自身的政策素养对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有重要意义。     

论公安政策研究机构的多元化问题

公安政策研究机构是公安政策科学的教育工作者、研究工作者、实践工作者和政治与社会公安活动者共同合作的场所,是融科学、知识和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安政策研究和公安政策咨询组织形式。公安政策研究机构研究目的与自身利益的关系主要是指公安政策研究机构自身利益与公安政策过程的关系。公安政策研究机构利益偏好主要类型包括:官方公安政策研究机构的利益偏好、非官方公安政策研究机构的利益偏好以及半官方公安政策研究机构的利益偏好。多元化的公安政策研究机构有利于公安利益的均衡,有利于公安政策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提升。     

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科学

中国正进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 ,将要加入 WTO,并且要适应其规则 ,这些都对政策创新提出了艰巨的任务 ,政策科学在中国因而既面临挑战又适逢契机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公共政策分析

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推动了养老模式的变革,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实现了治理理念和服务模式的创新。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政策要实现预期效果,离不开公共财政的投入、社会各方的支持,需要养老服务市场的培育、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需要老人及其家庭转变养老服务消费观念。     

评析英美警务社会化发展

新式公共管理和私有化现象已成为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特征。英美等国在公共选择理论和新管理主义的指导下，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警察机构，将一部分服务职能转移给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由他们向公众提供以前由公共警察垄断的安全服务，以此来提高警察的工作效率和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安全的需求。这对我国的警务社会化工作带来了许多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