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的几个对应范畴

本文对人权的几个对应范畴 ,即 :人权与主权、人权与公民权、普遍人权与特殊人权、自由权与生存权发展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观念人权与制度人权进行了探讨 ,对人权问题上的几个流行话语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辨析 ,文章指出 ,抛弃政治实用主义 ,将更多的人权内容纳入宪法和法律的保障 ,使其制度化 ,并切实确保它们的实现 ,这才是在人权问题上的科学态度。     

以人权促进发展:工具性人权论

人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议题,而长久以来人权与发展在两条互不搭界的轨道上运行,人权与发展的结合能为人类增添更多福祉。人权是发展的目的,发展是为了扩展人权,这是目的性人权论。而人权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且人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以人权促进发展"的工具性人权,是人权最终得以保障的最佳路径。工具性人权有着深厚的法理底蕴、现实基础和规范支撑,人权演进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工具性人权的发展史,从古代到现代、从美国到中国的实践经验无不表明人权对发展的重大作用,世界人权宪章等国际规范性文件无不论证着工具性人权的重要价值。     

人权的本性与价值位阶

只讲人权的阶级性 ,否认普遍性 ;只考虑“多数人的人权”而忽视“少数人的人权” ;片面强调“主权高于人权”、“集体人权高于个体人权” ;或只讲“生存权是首要人权” ,忽视政治人权居先的价值地位 ,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人权是自然性与社会性、阶级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抽象地强调“主权高于人权” ,有可能为以“主权压人权”的专制政权提供理论支持。当今中国的首要人权应是政治人权。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人权问题的研究

人权问题是目前我国理论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前不久,北京市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邀请首都法学界的二十几位专家、学者就当前研究人权问题的现实意义、指导思想、人权的阶级性、两种人权制度的根本区别、我国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特征、人权的基本内容、人权与宪法、人权与法制建设、人权与国家主权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现将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如下。     

论人权的主体与主体的人权

作者认为,在人权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着人权主体泛化与主体人权泛化两种倾向。针对这种“泛人权论”,作者指出,“人权主体”与“权利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权主体应主要限定于个人,人权是一种个人权利,有必要澄清人权主体的个体性问题中的几个模糊认识;人权有应有权利、法规权利、习惯权利和现实权利四种形态,并各具不同作用,人权并非没有客观标准和确定内容,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当前我国应把人权建设重心放在基本人权上。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启蒙思想家人权观念的基础上,通过深刻揭露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本质建立的。它指出无产阶级和人民要享有人权,必须进行革命,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实行社会主义,从而实现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根本性、历史性超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举争人权的旗帜,为中国人民解放和享有人权而奋斗。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以人民为中心,将争取人权与争得政权密切结合,将争取政治权利与争得经济权利密切结合,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党中央提出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宪法原则,我国人权事业展现出新面貌。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领导人的人权理念,从人权理论到实践,从人权主体到各项人权,从国内人权建设到国际人权交流、斗争,积极参加全球人权治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发展进入新阶段。     

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背景来看,西方人权话语曾一度左右国际秩序与人权话语"西强中弱"态势。从理念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构的指导理念;从原则来看,主体性、平等性、差异性、开放性原则是建构的原则;从内部构造来看,人权话语构造结构、逻辑、诠释与途径是构造的内容;从表达来看,多方合力表达关系、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是建构的表达;从功能来看,提升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人权治理与促进概念人权向制度人权转化是建构的功能。就论证内部逻辑构成来说,其背景、理念与原则是总纲性内容,而人权话语构造结构、诠释与途径是具体内容,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则是表达功能,从而有机形成了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论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人权的理论研究逐渐成熟,梳理、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已为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的基础性要素,包括人权的概念、属性、类别、实现机制和社会条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既承认人权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价值准则,是人之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每个主权国家的义务,需要通过国内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制予以落实,需要加强人权国际合作以促进其实现,也承认人权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人权实现方式的影响,反对人权国际合作中的霸权主义倾向。     

国际人权与国家主权

国际人权与国内人权不尽相同,它同国家主权有着密切联系。在现代政治中,人权和主权都是不断发展的概念。表现为人权价值、人权立法和人权保护广泛进入国际领域的人权国际化,已成为世界进步的潮流。国家主权则出现相对化趋势,绝对主权观念受到理论与实践的挑战。事实上,国际人权与国家主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强调“人权至上”的绝对人权论和强调“主权至上”的绝对主权论,都难免失之片面。     

试论检察机关在人权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

人权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所享有的以生存权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权利的总和。人权所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人权的内容(即人权的保护目标),一是人权的保护形式(即人权实现的策略方式)。因而,人权在任何国家都离不开法律保护。人权的内容必须由法律加以确认,人权的实现必须以法律保障为前提。人权的法律保护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法律对公民享有哪些人权予以确认,二是建立相应的法律实施制度,以确保法定人权不受侵犯。我国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国社会主义人权的法律保护中处于重要地位,起着其他国家机关所不     

罗隆基:一个人权理论的构建

罗隆基在人权论战时期,用功用的标准来诠释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的关系,指出不同时间不同国度的人权具有时空性特点,由此构建其人权理论体系,旨在说明在国民党党治下人权是人们必争的权利,进而评析其人权理论。     

人权是什么？——三种阐释与一个回答

本文首先从人权的价值论、人权的规范论及人权的事实(实证)论来阐释人权，以求展示人权的不同侧面。在人权的价值论中，考察了人权的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并揭示了人权价值内含的三个信念：人的共同性与多样性、人的平等、个人自治理念；在人权的规范论中．分析了人权的三个要素：主体、客体、内容，对人权内容的分析，主要借助于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框架；在人权的事实论中，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人权现象作为一种事实在人的生理与心理上的内在基础。最后，基于对人权的上述理解，反驳了关于“人权谎言论”的观点。揭示了人权的人性关怀与对现世的意义，从而又反过来深化了对人权的理解。     

人权保障的价值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应然之路

刑事诉讼法所保障的人权应包括个人人权与社会人权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司法能力的局限性和价值目标多向性导致个人人权与社会人权难以均衡保护,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和人的社会性本质,应在社会人权优先保障的前提下兼顾个人人权.并提出协调社会人权与被告人人权的原则共同抑制原则、动态平衡原则、权衡原则、合法性优先原则.     

人权概念的理论分歧解析

本文讨论围绕人权概念的主要争论,这些争论展示了对人权概念理解中的内在矛盾.这些争论表现在关于人权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权的理念性和制度性、人权的基础性和理想性、人权的国家性和非国家性、人权的个人性和集体性等方面.人权概念中的内在矛盾问题是人权法律理论争论中的核心方面之一.     

发展主义人权观的奠基与传承——纪念李龙教授

发展主义人权观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发展与人权的关系,强调发展对于人权的基础作用,将生存权、发展权视为首要人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体系。自由主义人权观没有准确地理解发展与人权的内涵,未能发掘二者之间的底层逻辑,因此无法协调发展与人权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人权的主体,发展与人权被囊括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以此为指导,发展主义人权观认为,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发展是人权的基础,人权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了实现人权目的,应将生存权、发展权视为首要人权,但这不能成为牺牲其他基本人权的理由。随着全球发展环境的变化,“以人权为基础的发展”无法论证发展的优先性和各国探索本国人权道路的合理性。应在发展主义人权观和全球发展倡议指导下,将发展视为人权的基础,构建“以发展为基础的人权”理论。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人权与宪法相伴相随、密不可分。宪法作为人权保障书 ,既是对已有人权的确认 ,也是人权发展的保障。从宪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 ,无论是资产阶级宪法还是社会主义宪法 ,都是以确认和保障基本人权为中心而展开的 ,近现代人权事业的发展都会在宪法中得到体现和反映 ,而宪法的进步又推动着人权事业的发展。现代宪法主要通过确认人权原则和人权范围、规定国家权力的运行规则和确立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对人权的保障功能。     

国际人权法之于中国人权法制建设的历时性研究

二战以后,国际人权进入空前发展的阶段。经历了面临世界范围内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对立,国际人权法开始推动普遍的人权价值。60年间,中国人权法制建设在国内法与国际法层面有着紧密的关联。中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是一个后发的、稳步向前的过程。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进入国际人权公约领域。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权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加入了人道法以及少数群体、特殊群体的国际人权公约;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中国的人权保障制度有了深刻的发展,并加快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进程。当前,中国在人权法制建设中致力于构建人权话语体系,寻求人权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结合。     

罗隆基人权理论阐释及其质疑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罗隆基不仅仅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暴力革命。在人权概念上,罗隆基创造性提出了人权是做人的必要条件,并在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人权时空性等问题上,构建了一系列人权理论。罗隆基主张人权与反对暴力革命是其人权理论应有之义,目的在于对中国加以改造,使之走上宪政之路。     

数字人权“泛化说”之三重否定——对刘志强教授等质疑的几点回应

强调数字人权是人权泛化的结果,实际上是对数字人权的误读。数字人权的权利主体从来都只是自然人,现有关于数字人权的研究从未将人工智能纳入人权主体范畴,而“信息人”本质上也是线下生物人在数字空间中的映射,并不存在所谓的人权主体泛化问题。在数字人权内容方面,传统人权数字化新样态并未脱离人权本质,而人权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应当具有包容性,诸如上网权、个人数据权等新兴权利正逐步进入人权保障射程范围之内,并非利用数字技术变造人权。在数字人权概念证立方面,人权的内部证成要素并无统一标准,但数字人权是基于人的社会属性发展而来的,具有证成的人性根基,在体系定位上应属于兼具继承与发展双重面向的新兴人权范畴。     

论国家人权机构与国际性和区域性人权保障机制的关系

自人权的概念产生以来,其内容从第一代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到第二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第三代的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等集体人权不断丰富。与人权的内容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相对应,人权的保护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阶段。目前,一个以国家人权保障机构、区域性人权保障机制以及国际人权保障机制为基础的全球性的立体型人权保护体系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