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上的不可抗力条款

我国的民事法律承认并规定了不可抗力制度,根据不可抗力的特点及该制度的立法目的,这些规定属强制性规定。但是由于成文法的局限以及规定的不完备,使得不可抗力条款存在发挥作用的空间,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不可抗力条款具有独立性,不能与免责条款混为一谈。     

论中国法上的不可抗力条款

我国的民事法律承认并规定了不可抗力制度，根据不可抗力的特点及该制度的立法目的，这些规定属强制性规定。但是由于成文法的局限以及规定的不完备，使得不可抗力条款存在发挥作用的空间，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不可抗力条款具有独立性，不能与免责条款混为一谈。     

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

妥当分配新冠肺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是合同法当下必须面对且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合同法领域的诸多制度。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是否属于不可抗力?而争议最大的,则是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就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而言,以该条款生效为前提,需要区分类型:扩张型不可抗力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项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不得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排除型不可抗力条款全部排除了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不可抗力规则确认的事项发生,即使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也不发生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就其保留的不可抗力事项,依然属于不可抗力规则确认的事项,一旦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自然可以主张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部分排除的不可抗力事项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不得主张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     

对“非典”时期能否变更、解除经营性房屋租赁合同的思考

一、房屋租赁合同一般不能适用不可抗力条款 我国《合同法》第117条第1款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非典”疫情及其防治措施对     

对经济合同法中不可抗力条款的几点建议

<正> 经济合同一旦依法订立,就设定是必须要履行的。因此,如果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中所订立的条款,即被视为违约,并要对此所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此,当事人之间就会对一些不履地合同的除外情况加以讨论,并对由于这些情况而造成的责任作些限制性规定,这样的条款被称作不可抗力条款。这些条款在各国法律中都有规定并加以分类。但由于各国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差异以及立法的历史条件和经济背景的差异,对不可抗力条款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也就存在区别。尤其是在由于政府行为所引起的商业风险中,这种差异更     

论侵权责任中不可抗力范围的限定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9条规定不可抗力可以作为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对于不可抗力的范围,《侵权责任法》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为了便于对权利人进行救济、维持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明晰性,应当对不可抗力的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可以通过对不可抗力的内涵与判断标准进行界定,来达到限定不可抗力范围的目的,同时应当严格限制不可抗力在严格责任中的适用。     

5&#183;12特大地震与不可抗力问题再探

不可抗力是民法的传统问题，但传统并不意味着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对不可抗力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然则条文比较简略，特别是5&#183;12汶川大地震使这种矛盾更为突出。结合此次地震对现行不可抗力制度进行检讨，以对现行立法暴露出的问题作一些补充。     

宏观政策变动能否作为民法上的不可抗力

本文对不可抗力的规定，范围，适用做了论述。结合我国国情，认为宏观政策的变动应属于不可抗力范围。本文认为受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与我国的市场体制相结合的环境下，宏观政策作为不可抗力是应该并且正当的。     

也论不可抗力

对于不可抗力的认定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违约责任减免上,司法实践和理论上都存在误区。本文以一个案例为引子,试图分析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并以此为据对不可抗力的免责情形予以重新界定。     

情势变迁与不可抗力——兼与众名家商榷

情势变迁原则和不可抗力原则是现代民法的两条重要原则，但关于情势变迁和不可抗力的关系，学术界，包括不少名家，存在不同认识，立法也存在明显的欠缺。本文详细比较了情势变迁和不可抗力的异同，指出了我国立法关于情势变迁和不可抗力规定的欠缺，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     

不可抗力的解除模式探讨

不可抗力是合同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与合同有效成立后的履行密切相关。基于不可抗力的重要性,各国均对不可抗力做了相应的规定。两大法系对不可抗力发生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合同的解除模式主要为：合同自动消灭和法定解除权。本文在对比两种模式的基础上,考察在我国现行立法状态下,哪种模式更有益于解除问题。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艰难情形"规则及它对我国合同法的借鉴意义

"艰难情形"规则作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中规定的重要规定一直在国际商事贸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通则》中除规定了"艰难情形"规则之外还规定了"不可抗力"规则,我国合同法中仅对"不可抗力"规则作了规定,而对类似艰难情形的规定仍属空白。尽管曾经在合同法草案中提出"情势变更"原则,但仍因各种原因未能在合同法正式稿中应用。在国际贸易日益繁荣的今天,我国应尽快在《合同法》中明确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以适应合同的发展,弥补现行立法的不足。     

关于瘟疫法律性质的探讨——兼论“SARS”的法律性质

一、瘟疫的法律性质关于瘟疫的法律性质,人们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不可抗力,一是意外事件。那么究竟其属于哪一种,要从分析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的构成特征入手。(一)不可抗力不可抗力,顾名思义,就是指客观存在的,依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力量。我国《民法通则》是这样定义不可抗力的,即“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特征。依上述之规定,我们可以按以下特征来确认不可抗力。第一、不可抗力具有不能预见性。不能预见是从认识能力上来确认不可抗力的一个主观因素。首先,是指在…     

论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作为法定免责事由是过错原则的体现。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均适用不可抗力。不可抗力的判断标准应兼顾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政府行为不应包括在不可抗力中,技术风险则应包括在不可抗力中。不可抗力既不同于商业风险,也不同于情势变更。个案中应根据不可抗力对法律关系的实际影响而确定其效力。     

刑法的明确性问题:以《刑法》第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

刑法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之一,它对于罪刑法定司法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我国《刑法》第225条第4项为例,对我国刑法的明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国刑法中广泛存在空白罪状、罪量要素和兜底条款,我国刑法学界对于这些立法模式的明确性是存在争议的。空白罪状因为存在参照法规,只要参照法规是明确的,则应当认为并不违反明确性的要求。罪量要素虽然是概括性的规定,但它是把本来应当由司法机关行驶的裁量权由立法机关作出框架性的规定。因此,罪量要素也不违反明确性的要求。兜底条款则要具体分析,如果仅是对行为方法的兜底性规定并不违反明确性要求。但相对的兜底罪名以及对行为方式的兜底性规定则确实存在违反明确性之虞。我国采用司法解释方式对兜底性条款加以规定,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明确化的应因之道,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然需要讨论解决。     

“不可抗力”之墙

"如果有企业需要开具‘不可抗力’证明,可以找我们协助办理。"3月8日,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章武告诉《法人》记者,此前他参与了抗"疫"公益律师联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众多企业因"不可抗力",其生产、销售活动受到影响。日常经营合同中常见的"不可抗力"条款,因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疫情而变得重要和复杂。     

论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从案例出发的实证分析

侵权行为法中的免责事由按损害是否由被告人的行为造成而分为正当理由和外来原因两类,前者因被告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免除或减轻被告人的责任;后者因被告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缺乏直接因果关系或者说损害不是被告人的行为造成的而免除或减轻被告的责任。关于外来原因是由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两者构成,还是不可抗力包含了意外事件,我国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界定;同时,我国侵权法学界也是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案例出发对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作实证分析,以期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作较清晰的界定。一、我国法律和…     

试析国家赔偿中的第三人过错问题

在我国国家赔偿中，由于第三人的过错而引起的侵权损害，受害人是否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或者说，第三人过错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中的免责情形？对此，国家赔偿法并无明确规定，该法第五条和第十七条对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免责范围的规定皆为“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对该项规定，有的学者认为该法律条款缺乏明确解释，但应包括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①也有学者主张，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包括不可抗力、邮政通讯以及通过其他途径可以得到补偿的。②而多数学者认为，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是指不可抗力、第三人过错、正当防卫…     

情事变更原则适用刍议

情事变更原则已经被许多国家在立法中确认,我国《合同法》虽未对其作出规定,但是相关司法解释对其进行了规定.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将其与不可抗力、商业风险等进行区别比较,有助于正确适用这一原则.     

对情势变更规则的理解和适用

情势变更原则来源于大陆法系,该规则赋予法院直接干预合同关系的公平裁判权,使法律能更好的协调当事人之间利益冲突,维护经济秩序的正常流转。我国《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对于情势变更原则进行了规定,该条规定中有大量的基础性概念需要辨明,同时其与周边制度如不可抗力之间需要进一步区分以明晰彼此的界限,作为通常经由案例进行类型化演变而生的制度,需要结合司法实例对我国法当中的情势变更制度的内涵进行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