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传统下的社群主义

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兴起了一股新的政治思潮——社群主义。社群主义的复兴是后冷战时期各种社会条件的产物，其本质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补充。它是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对资本主义的挽救和改良，但它也关注一定的社会目标，进而拉开了资本主义质变的序幕。它促进了西方政治哲学的竞争和发展，为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面向未来的政策规范论

本文认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协商民主以及社群主义是三种面向未来规范政策的选择和分析的政策理念。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理念以权利论和效率论相区分;协商民主的政策理念注重商议过程和共识反思;社群主义的政策理念围绕自治和秩序提倡信念对话。     

隐私权的政治哲学辩护

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哲学,自由主义通常被作为隐私权的政治哲学基础。在对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权利优先于善”的质疑中,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以不同于自由主义的理路也对隐私权作出了辩护。厘清和阐释这三种政治哲学对隐私权的辩护方式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隐私权的概念理解。     

当代西方人权批判理论述评

虽然人权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强势的政治和伦理话语,但它一直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批评到当今社群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诘难,西方社会对人权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过。当代西方人权批判从如下四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展开:一是道德批判;二是法律批判;三是政治批判;四是社会批判。鉴于存在上述批判,需要认真对待谁之人权、何种人权以及人权的道德局限问题,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仍然是一个开放的命题。     

现代法治文明元叙事中的社群主义修辞学

社群主义表达了对现代和后现代的焦虑。它并不颠覆现代法治文明的元叙事,而是将其界定为一种修辞学。它诊断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病症在于责任连续性论证的缺乏与根本性制度保证的缺失。它认为权利、正义与宪政必须以认同和承认社群公共善为先决条件,责任的连续性是社群公共善的根本保证。社群主义激发了新儒学复兴传统的愿望。当西方法治文明的历时性问题浓缩为我国的共时性问题时,当下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对我国现实到底是缺乏权利还是责任的连续性论证与根本性制度保证作出审慎的判断,才能确定当下我国法治的重心。     

善优先于权利——社群主义权利观评析

社群主义权利观是在批判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至上观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反对自然权利,主张法律权利;主张积极权利优位于消极权利;主张社群权利优位于个人权利;并提倡"善优先于权利"。但它不反对个人自由,也不主张取消个人权利,而是为个人权利划定适当的界,并为个性的形成与存在寻找历史和社会的基础。这种以社群为本的权利观念奠立在反对自然权利基础之上,充分回应了西方社会的现实需要,是现代权利理论的新发展,并对近代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们该怎样借鉴社群主义的法律思想

社群主义在我国学术界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法律实践中也得到了初步的回应,但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寥寥,彰显出研究如何借鉴社群主义的法律思想,已是刻不容缓的课题。中国传统法思想与社群主义的诸多暗合,为我们以本土化的方法来借鉴提供了便利;社群主义法律观的缺陷和困境,决定了我们在借鉴时需保持谨慎和警惕的态度,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对其进行批判和甄别,并吸收自由主义的法律观中的有益成分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     

浅析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正义观的基本观点及冲突表现

一般认为,正义观念起源于古代西方社会.从产生起,已经几经变迁,在当代表现为互相对立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派别.本文中,笔者阐述了两种正义现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其冲突背景及冲突表现.     

论社群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观的挑战与批判

社群主义是在批判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的。社群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和终极目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逻辑起点上，罗尔斯建立起了个人——社群观，而社群主义建构的是社群一个人观；在价值取向上，罗尔斯认为“权利优先于善”，个人权利是正义的价值取向；而社群主义建构的“善优先于权利”的观念，强调个人权利必须在社群中去实现。在终极目的上，罗尔斯追求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而社群主义者认为正义只是美德之一，并强调公益及将其作为社群的终极关怀。社群主义的批判立场是一种不具有建设性的理论挑战。但社群主义理论对我国法治建设存在可能的启示。     

对个人与社群关系之重新审视

对个人与社群关系的阐释一直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的焦点。本文主要在分别阐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在这方面的看法基础上,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并且提出几点关于社群与个人关系的认识。     

新权威主义、立宪政体与东亚法治转型

20世纪70年代东亚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政体在政治集权、经济自由、开放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飞跃和社会发展。虽然新权威主义政体并不排斥民主和法治,且宪法均获得了名义上的权威,但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优先战略,东亚国家政治结构呈现出民主工具主义和"国家主义法治"的症状。在20世纪末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亚各国通过立宪主义的方式实现了民主主义的政治转型。     

宪政主义:文化与制度的转型

民主、宪政与共和是现代国家政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在过去一百年中,共出现十部宪法,可见中国一直在探索着宪政的道路。本文试在总结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西方宪政国家的制度以及自由主义传统,深入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寻找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主义道路。本文主要从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文化制度的历史渊源并联系现代实际,强调支撑制度存在的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并阐述其中的含义。     

从公民参与看东亚民主转型

西方演进型民主的发展历史,昭示出自下而上的力量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力量表现在民主运动中便是公民以不同形式对民主政治的参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民主参与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参政权。转型社会的参与类型较为复杂,主要包括制度性参与、合法的非制度性参与和非法的参与。在权威政体松动、开始推行民主化之后,公民会逐渐远离非法的制度外参与。     

从社群主义拯救罪错少年——恢复性少年司法及其社区参与

少年司法固有的福利模式和刑事模式均无法单一地解决少年犯罪的问题,因而受到学界的批评.同时,以恢复社会关系,促进罪错少年回归社会为目标的恢复性少年司法似乎正在成为少年司法的“第三条道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社会、社群和社区的发展变化对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我国的城市化和市民社会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社群、社区的发展驱动了具有恢复性少年司法因素的少年司法的发展,这体现了社群主义的价值底蕴.我国不少地方的司法机关进行了恢复性少年司法的探索,其各个阶段均具有社区参与的因素.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城市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使恢复性少年司法的社区参与具有广阔的前景.     

论我国的法律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人治主义法律文化与法治主义法律文化两大类。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法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属于先进文化;滥觞于古希腊,成型于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历时三百余年,总体上说,也属先进文化。中国近代社会通过艰难的抉择,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发展道路。1998年我国现行宪法确立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状况,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我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是当今宪法所确立的、正在持续发展的、不断完善的先进文化。     

反省与超越:东亚宪政主义发展的路径与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东亚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政治转型及民主化的浪潮,形成了所谓的东亚宪政主义。在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浪潮中,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引人注目,其已经显示的特质、路径和模式与西方古典宪政相比具有若干不同之处。反思和检讨东亚宪政主义发现,这种宪政发展路径并不是一种成熟的宪政成长模式,并不具有可以为其他后发国家效法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相反,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最终都必须在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得到体现,经济起飞的成果最终都必须在一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宪政体制内得到维持并公平地让民众分享。     

浅谈怎样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然而在认识上的误区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本文主要从强化公民在民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国家权力合理配置和重视全社会的监督力量三个方面浅析怎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应当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民主化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的实质内容。通过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运作程序和具体途径的探索思考,发现有一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关注,如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经济全球化、公共决策、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建设以及利益集团等,本文就这些方面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和解决方法予以阐述。     

法家的法治主义：历史话语与当代使命

从《史记》到《四库全书》,法家学派的法治主义主张蒙受了众多史家的非难与谴责;近现代以来,法家的法治主义又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实质法治主义＂学说的侵袭。其实,法家的＂以法治国＂、＂严刑峻法＂等政治法律思想是中国原生态法治概念,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在当今多元政治思潮并立、社会经济充满激烈竞争的新战国时代及严峻的中国现实问题面前,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不失为当今中国法治建设道路的一种选择。     

从熟人社群到法治社会——儒家伦理视野中的熟人社群特征及衰败之探讨

中国儒家伦理观念哺育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群,这个熟人社群主要依靠亲情维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熟人社群必然解体,代之以陌生人的社会。本文认为传统的亲情不足以维系崭新的陌生人社会,文明的陌生人社会除了法治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