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如何发挥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作用

依法惩治和预防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 ,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惩治犯罪方面 ,应看成是政治任务 ,在预防犯罪方面 ,应依靠全社会力量 ,共同构筑提防     

建一流的班子 带一流的队伍 创一流的业绩——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是天津市乃至全国检察系统的一面旗帜。近年来，该院以建一流的班子，带一流的队伍，创一流的业绩为目标，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积极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大案要案，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要点浅析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机构设置存在若干缺陷,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反腐形势要求。为此,国家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突破,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拟成立新的反腐败机构——监察委员会。这一反腐败体制将优化执政党和国家的职权关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利于增强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职务犯罪几个问题的浅析——以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为视角

职务犯罪本质上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主要形式表现为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腐败最突出的表现。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的新时期,随着经济的空前发展,新事物不断涌现,许多制度尚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各种矛盾不断涌现,出现了职务犯罪高发现象,且发案样态呈现出多样、复杂的特点。基于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分析在职务犯罪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有效措施,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也就成为了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内容。     

建筑工程领域职务犯罪防范与治理

建筑工程领域职务犯罪高发已经成为近年来我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建筑工程领域职务犯罪有多种原因,应强化建筑工程类企业的内部管理、完善公务员队伍内部约束机制,同时提高对建筑工程类企业的监督惩戒力度,严格对公务员不廉洁行为和渎职行为的监督和查办等一系列举措完善我国建筑工程领域职务犯罪防范机制。     

检察建议,为预防犯罪开道——澄迈县检察院开展预防犯罪工作纪实

澄迈县检察院贯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预防工作方针,在开展预防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工作中,结合办案,从分析掌握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特点、规律及产生原因着手,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取得了一定成     

监察法中的技术调查措施研究——兼论《监察法》第28条

技术调查措施是我国《监察法》规定的打击涉嫌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是《监察法》对于审批主体、审批程序、执行主体、执行期限等尚未有明确的规定,不利于我国目前反腐斗争向纵深化发展,甚至可能导致发生违法反腐等现象。为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监察法》技术调查措施加以完善:技术调查措施与技术侦查措施应统一法律术语,确定技术调查措施的审批主体可以由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担任,技术调查措施的执行主体可以由监察委员会予以选择,"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可以从影响、数额和刑罚三方面考虑,对技术调查措施使用的有效期限应当分类等。     

控制职务犯罪的组织战略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控制职务犯罪的组织战略出现由倚重惩治到全面控制贪污贿赂犯罪、由单纯控制犯罪到维护公平和正义、由单纯控制犯罪到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三个发展方向.当前中国检察机关在这三个方面尚有不足,基于此,中国检察机关控制职务犯罪要立足于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均衡化,全面维护公平和正义,并且以服务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己任.     

职务犯罪证据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存在着高发的态势。文章从证据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贪污类、贿赂类、渎职类职务犯罪证明体系,并试图构建一个科学、客观的证据体系,以期为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提供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对职务犯罪侦查业务培训的思考

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要求检察机关必须拥有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侦查人员来从事职务犯罪侦查业务.检察教育培训工作也应当根据反贪和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和提高检察侦查人员的业务技能.     

内地和港台地区贪污贿赂举报制度之比较

举报在反贪污贿赂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内地与港台地区都建立了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举报制度。与港台地区相比,内地的贪污贿赂举报制度尚存在一些缺陷,如相关规定法律层级不高、规定不够具体,对举报人的保护不够充分,奖励制度不够完善等。借鉴港台地区对贪污贿赂举报的立法经验,对完善内地的贪污贿赂举报制度有积极意义。     

贪污贿赂犯罪立法模式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一直是我国法律规制的重点,然而事实上贪污贿赂犯罪却没有得到遏制,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欠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借鉴各国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经验,在立法模式上应当建立贪污贿赂犯罪的专门性综合立法。其次,在立法中应注意到定量式的罪状建构模式的合理性与先天缺陷,并采用系列立法的方法严密刑事法网。最后,在法定刑的配置模式上,应充分考虑贪污贿赂类犯罪的特质,取消死刑、增加资格刑的选用;同时充分注意法定刑幅度设置的科学性,避免交叉性的规定,以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贪污贿赂犯罪数额的确定

近年来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工作中存在起刑点标准不一,定罪数额标准越提越高,犯罪数额对量刑无足轻重,以致影响国家刑事法律在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的统一正确实施,影响司法公正的现象.通过剖析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及其表现形式,提出了"应以当地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平均工资为参数,以动态表述的方式在立法上确定贪污受贿犯罪数额"的观点.     

论制定反贪污贿赂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虽然有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已趋于完善,但是,司法机关在办理有关案件时,仍然遇到了不少法律问题,已经妨碍了贪污贿赂的查处工作.而这些法律问题是用单纯补充或完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无法全面解决的.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全面系统的反贪污贿赂法,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夸大、资格刑功能错位、罚金刑地位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从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     

居间受贿犯罪定性与数额问题研究

居间受贿犯罪,是通过各种方式勾通、引荐、撮合行贿和受贿犯罪顺利实现的新型贿赂犯罪。居间受贿人原则上应成立受贿罪的共犯,但也存在成立（斡旋）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介绍贿赂罪的余地。受贿额数是＂客观的超过要素＂,不需要行为人具有明知和容认,只要有预见可能性即可。只有这样解释,才能帮助司法者减轻不必要的证明责任。     

“权色交易”非罪容忍几时休？——从国际反腐败公约的启示谈我国反性贿赂的立法问题

随着腐败的社会危害不断加剧,严惩腐败为大多数国家的刑法所采纳。贿赂除了财物、非财产性利益之外,还包括性服务在内的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国际反腐败公约也规定贿赂的范围为不正当好处。我国应当借鉴扩大贿赂犯罪的范围,把性贿赂在内的非物质性利益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以遏制日益猖獗的腐败犯罪。     

论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的国际化——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察

反腐败是我国当下重大的现实问题,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要求相比,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罪名设置较为狭窄,犯罪对象规定不合理,主观方面设置不科学,法定刑的设定不完善。基于进一步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治以及立足于当下反腐败的现实考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罪名体系的设置,适时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减少犯罪主观要素的限制;扩大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的范围;完善罚金刑,合理设置资格刑,进一步促进贪污贿赂犯罪刑罚配置的科学化。     

我国商业受贿罪与公务受贿罪之比较分析

近年来,曾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绝迹的商业贿赂又重新抬头和泛滥,逐渐成为腐败行为的新手段.为此,我国政府在2006年开展了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专项工作,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商业受贿罪是在商业领域中发生的受贿犯罪,公务受贿罪是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发生的受贿犯罪.二者在犯罪主体、客观行为以及侵犯的客体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论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率不断攀升,且大案要案多。导致贪污贿赂犯罪主要有贫富两极分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以及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加大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应拓展思路,在民法中应建立反贪污贿赂犯罪的赔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