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拒绝权若干问题探析

公民对行政主体非法作出的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某些行政行为 ,享有直接抵制的权利。拒绝权具有派生性、严格限制性等法律属性 ;拒绝权来源于人民主权原则、人的主体性价值以及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相对性原则。拒绝权行使范围应当考虑的要素是 :行政行为的侵害性程度、公民受害性程度及其权利的基本性、重大性     

论体育赛事的知识产权保护

体育赛事的财产性、无形性和竞技性决定了体育赛事是一种新型权利客体,体育赛事权应属新型的知识产权.该权利应归属于体育赛事组织者,参赛者享有利益分配请求权.权利内容包括体育赛事标识权、体育赛事现场管理权、体育赛事现场信号权和体育赛事再现权等所有权利,可因公共利益受有限制.     

算法商业秘密与算法正义

算法时代中,"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和"算法茧房"等非正义现象引发了算法规制的需要.但算法商业秘密的存在使算法处于"黑箱"之中,成为算法正义实现的障碍.面对算法商业秘密与算法正义的张力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考量:商业秘密的公共利益平衡;算法知情同意权、算法解释权和算法拒绝权等私权制约;算法正当程序.由于对商业秘密的公共利益考量主要局限于维系商业道德和市场秩序,无法实现对算法商业秘密的有效制约.算法私权中基于一般道德和法理的算法拒绝权能够成为制衡算法商业秘密的强理由,同时,算法正义需要建构一种基于过程的,而不是仅基于结果的正当程序观念.     

论构建完整的公诉权——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完整性为视角

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由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共同调整.一旦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其他利益主体的侵害,需要代表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专门国家机关通过公诉手段救济.完整的公诉权应当包含刑事公诉权、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应然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人,由检察机关掌握刑事、民事、行政公诉权具有正当性.     

我国专利先用权制度实施的困境与立法完善

专利先用权是在单一性原则和先申请原则的情况下,为弥补先申请制的不足,权衡多方利益而产生的.它是与专利权并存的一种独立权利,在对专利权限制同时,平衡了先用权人、专利权人、公共利益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全面阐述我国专利先用权制度现状的情况下,试图提出完善构想,也为我国《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的修改提出一些意见.     

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意志论基础

从历史上看,意志理论既被用于证成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权利,也被用于否定第三人权利.由于第三人问题对意志理论提出了从"二人关系"向"三人关系"模式转化的视角,因此第三人权利的证成仍需体现对各方意志的尊重.第三人取得权利的不同构造模式对第三人意志的影响不同,在"直接而独立取得"模式下,第三人只被保留了消极拒绝的权利,法律在为第三人利益规则设计上,应强化而非弱化第三人拒绝权机制的构造,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第三人自治.     

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浅议消费者知情权和经营者商业秘密权的冲突解决

商业秘密权所保护的信息和消费者知情权所应了解的信息可能相重合或由于这两种权利界限的模糊,导致经营者商业秘密权与消费者知情权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尽在利益平衡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权利位阶原则、权利限制原则,合理考虑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在法律规定中划清二者边界,个案中在认定消费者知情权代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发挥人民陪审制度的优势,正确认定经营者商业秘密权的所代表利益的性质,针对具体情况对经营者商业秘密权与消费者知情权作出合理限制；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指导作用,通过完善质量认证制度、商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制度和具体个案官方介入确认等方式,以期使经营者商业秘密权与消费者知情权冲突得到最大程度的协调.     

论商品化权的行使及其限制

商品化权是内涵独特的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使应平衡商品化权所有人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利益,还应兼顾商品化权所有人对商品化权载体所享有的其他权利。同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商品化权的行使还应当进行合理的限制。在我国未来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应当建立完善的商品化权行使及其限制法律制度,以促进我国商品化权的保护和知识经济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原则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命运

从一定角度看,知识产权法上的公共利益可以诠释为与知识产权人利益相对应的、不特定的、众多的、潜在的各种知识产品使用者(公众)对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产品加以获取与使用的利益.在国际层面上,这一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存在交叉.以促进公共利益为目的和原则是各国知识产权法乃至早期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历史传统.以 《TRIPS协定》为核心的当代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实体权利进行猛烈扩张,并纳入国际贸易制度予以保护,严重偏离公共利益原则,与发展中国家健康权、食物权等基本人权困境存在正相关关系,警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正.未来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需要重拾公共利益传统,可以在 《TRIPS协定》框架下,对现行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一收一扩”: “一收”即将知识私权的权利边界进行适当收缩和限制,扩大和加强公共领域保护; “一扩”即把传统资源剥离出公共领域,纳入知识私权范畴.     

论个人信息权的构建及其体系化

通过赋予信息主体以个人信息权,可以消除信息利用的"丛林法则"和"公地悲剧",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增强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管治,在为信息主体提供更加周延的法律保障的同时,促进信息的利用和融合,实现信息之为信息的本质.我国民法典确立了个人信息权的基本框架,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细化了个人信息权的主体、客体、效力、行使条件、救济手段,从而形成了以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权、获取权、异议更正权、拒绝权、删除权等为权能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系,成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基础和核心.     

应然与实然的民事公诉权——探究民事公诉制度建构的理论基础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是以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为中心构建起来的。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由检察机关作为（权利主体抽象、或者说缺位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利益的代表，参与民事诉讼，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与宪政基础。     

利益不是权利——从我国《宪法》第51条说起

利益不是权利而只是权利的要素之一,他人可能维护你的利益,但不能代替你享有权利。我国《宪法》第51条关于“利益”与“权利”的区分对宪法理论和宪政实践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公民权利不可能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权利”而只可能与其“利益”发生冲突,权利只存在于平行主体之间（如国家与国家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外的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或非平行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如国家与集体关系中的集体、集体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国家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公民权利也并非都会对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构成威胁,有些权利不可能损害其利益,如信仰、思想、良心自由;与其利益冲突的主要是个人权利中具有明显利益成分的权利,如财产权、社会保障权等;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一般不能成为剥夺人身权（如生命权、健康权）的理由。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亦有别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与农村土地征用权刍议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在法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中都有使用.在法学领域,它与公共权力或私人权利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重要概念范畴.由于在"公共利益"的需要范畴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导致在征用农村土地过程中,出现了地方政府乱征滥用土地、农民利益严重受损等问题.因此,从"公共利益"的需要出发,分析国家行使土地征用权的特征,并借鉴韩国等国家土地征用的法律约定,以寻求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     

论学术自由的法律界限

学术自由的法律界限有哲学和伦理学上的依据.历史上有关学术自由法律界限的学说主要有绝对自由说、限制行为说和限制利益说.对学术自由的客观限制主要来自于某些法律价值,即学术自由应以个体权利、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为界.个体权利成为学术自由的法律界限主要是指教师的权利、学生的权利和机构的利益对学术自由行为的限制.学术自由权利社会化使学术自由权利主体间的侵权行为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于著作权、人格权对学术自由行为的限制.公共利益的界限主要表现在公共秩序与安全对学术自由行为的限制.国家利益的界限主要表现于国家安全利益对学术自由行为提出的必要限制.     

论婚姻权利的法律限度

婚姻权利是现代法的内容之一。婚姻权利是权利人依法享有的以结婚权、配偶权和离婚权为内容的,发生人身效力和财产效力的民事权利,是配偶身份利益的法律保障,是婚姻家庭制度的核心内容。婚姻权利的行使对于权利个体及社会都须有必要的限度。具体表现为其一,为保护权利相对人的限度;其二,为保护公共利益的限度。只有对婚姻权利的限度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才可能实现法律设立的价值与目的,并充分发挥其社会功效。     

检察机关的公诉权与公益诉讼权

从检察机关刑事诉讼公诉权的产生和行使特点来看,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代表人,其公诉权的行使体现了司法程序中的权力制约和公共利益保护与个体权利的平衡,检察机关的这种特殊公共利益代表人身份在现代社会已经扩展为更广泛的对一般公共利益的代表,由此,从检察机关的一般公共利益代表人身份可以延伸出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权,检察机关行使的公诉权与公益诉讼权是两种不同的法律监督权,必须准确把握其异同点.     

论记者拒证权

记者拒证权是指在司法活动中新闻记者拒绝作证提供消息来源的权利。保护的对象不涉及消息提供者而只针对记者。记者拒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信息来源,而不是信息本身。拒证权是利益平衡的结果,是寻求案件真相向新闻自由作出的必要让步。拒证权的内容分为四个方面:(1)拒绝公开信息来源身份;(2)拒绝开示可能曝光提供者身份的信息内容;(3)拒绝接受询问;(4)拒绝接受搜查、扣押。恶意向新闻记者取证造成信息来源利益遭受生成性损害的,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中国在记者拒证权问题上应当采取渐进式立法。     

亲属拒绝作证权的立法分析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以下简称刑诉法草案),亲属拒绝作证权初露端倪.完善这一权利的相关规定是平衡刑事诉讼申的利益,维护个人领域免受公权力侵害的必要措施.虽然偶见于民事诉讼法领域,该权利的主要舞台却是刑事诉讼法,因此本文只对其在刑诉法刑事诉讼法中的理论和规定进行研究,下不赘述.     

论基础设施权

基础设施的目标在于实现普遍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基础设施所有权的法律特质在于独立于基础设施物化载体和衡平利益相关方权益,并由此生成基础设施权的范畴。基础设施权是由国家保障公民享有的,以实现国家、社会和公民和谐发展为目标的,以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应和实现普遍服务为内容的权利体系。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和法律规制不仅需要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目标,更应该以提高普遍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     

论记者拒证权

记者拒证权是指在司法活动中新闻记者拒绝作证提供消息来源的权利。保护的对象不涉及消息提供者而只针对记者。记者拒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信息来源，而不是信息本身。拒证权是利益平衡的结果，是寻求案件真相向新闻自由作出的必要让步。拒证权的内容分为四个方面：（1）拒绝公开信息来源身份；（2）拒绝开示可能曝光提供者身份的信息内容；（3）拒绝接受询问；（4）拒绝接受搜查、扣押。恶意向新闻记者取证造成信息来源利益遭受生成性损害的，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中国在记者拒证权问题上应当采取渐进式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