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根源探析

法律严禁刑讯逼供,但刑讯逼供仍然屡禁不止,其根源在于目前侦查办案取证能力有限,还依赖从供到证的侦查模式,还受侦查技术的限制欠缺证明能力。在司法实践中,要强化审判中的证据意识,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坚持疑罪从无原则,避免因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造成冤假错案。     

刑讯逼供的根源及其对策——以刑事案件证据新规定为视角

刑讯逼供是错案发生原因之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多方面原因,思想原因有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较之查出案件真相而言刑讯逼供无足轻重;制度原因主要有我国未在事实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侦押分立制度的缺失等;实践方面原因有司法投入不足,侦查技术水平低下,对刑讯逼供处罚不力等。我们要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确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以遏制刑讯逼供。     

论刑讯逼供的立法对策

严禁刑讯逼供，我国的刑事法律和有关的司法解释均有明确规定。但司法上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案件不断发生。究其原因，立法是根本：法律没有沉默权规定，而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实际上间接地为刑讯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据；法律没有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自首规定在司法中得不到实质性的体现。相应的立法对策：一、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二、确立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以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无效；三、修改关于自首的条款。     

浅析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与对策

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众所周知,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屡禁不止。本文试图从刑事诉讼制度和价值的高度揭示产生刑讯逼供的深层原因,并为遏止刑讯逼供现象提出了若干建议。     

坚持依法办案 严禁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顽症,它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破坏了公正司法,尤其严重的是刑讯逼供极易在刑事诉讼中造成错案,比如近年来出现的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等错案,无一不是刑讯逼供造成的恶果。因此,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对于准确打击犯罪,保障基本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监督、纠正、查处刑讯逼供案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合法性的监督,其中重点之一就是加强对刑讯逼供、暴…     

浅析刑讯逼供的防范机制

刑讯逼供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十分普遍,是我国刑事诉讼一大痼疾。刑讯逼供严重阻碍我国司法文明的进程,妨害我国司法公正。防范刑讯逼供也是履行国际义务、维护程序正义、防范冤家错案、保障人权的需要。我国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多种原因:包括传统法律思想和理念的影响,法制不健全,侦查水平的限制等等。防范刑讯逼供应当从加强执法为民教育,改变侦查模式,完善法律制度,加大惩处力度等方面着手。     

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行使侦查监督权。对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对监狱等执行机关行使刑罚监督权。那么，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案件（简称“三类案件”）以及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超期羁押、违法搜查、扣押、冻结、不依法确认刑事赔偿、检察人员在办案中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行为（简称“五种情形”），又由谁来监督呢？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论刑讯逼供的禁治策略

刑讯逼供是发生在执法、司法活动中的严重侵犯公民人格权的渎职犯罪。刑讯逼供的主体多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多发生在公安基层派出所,案件数量无法准确统计且屡禁不止。刑讯逼供成因主要有:执法、司法人员对口供的极端依赖、特权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检察审判机关查处不力,判刑偏轻等。禁治刑讯逼供的基本策略有:加强对刑讯逼供案件的查处审判力度,加强领导、严格管理,加强执法监督,落实领导责任制,加强教育培训以提高执法、司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和能力。     

经济犯罪侦查课程“对抗模拟”教学法研究

经济犯罪侦查是公安机关在办理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中所采取的专门调查行为和有关强制性措施，经济犯罪侦查课程的教学必须紧紧结合经济犯罪侦查的特点。在经济犯罪侦查的过程中，主要是侦查人员与检察人员、犯罪嫌疑人或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的对抗，具体而言，作为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员要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对抗”检察人员对案件的批捕、审查起诉，“对抗”犯罪嫌疑人或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对涉案行为无罪或者罪轻的辩解。     

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刑讯逼供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它违背了党的一贯政策和人权的要求,也违背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同时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旨在从刑事诉讼制度上和司法工作中彻底杜绝这一野蛮落后的现象。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犯罪中几个关键问题研究

现有的调整和规制假冒注册商标和销售注册商标的商品等犯罪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在实践中被暴露存在诸多问题,如证据标准问题、犯罪既遂与未遂问题、罪数形态不明等问题,不仅无法满足打击和预防新形势下侵犯注册商标犯罪的客观需要,而且给公安司法机关带来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同时也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相违背。必须结合我国法治现状及刑事法律规定,综合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价值功能的要求,对相关规定予以修改、完善。     

关于我国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构建的思考

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有利于推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创新、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维护我国刑事法律安定统一,文章从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出发,就刑事司法指导性案例的创制、生效、适用及废止几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论库存现金的司法会计鉴定

现今社会,利用库存现金进行犯罪的经济案件不断增多,因为库存现金在企业资产中的流动性最强,常常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对象,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需要对库存现金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本文详细介绍了对库存现金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内容、鉴定方法与鉴定要求等,并介绍了常见的利用现金造假账的手法,以期对司法会计实践工作提供帮助。     

量刑基准要义

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轻罪重判、重罪轻判等量刑失衡现象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顽症,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要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必须规范裁量权,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量刑基准对于完善量刑制度,实现量刑均衡,维护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量刑基准的意义、概念、特征、确定原则与方法等问题略抒已见。     

非监禁刑：犯罪未成年人矫治与预防的路径选择——基于实证的思考

对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是挽救并帮助失足未成年人的最好途径,它不仅可以矫正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也可以预防他们再次犯罪。但由于对非监禁刑价值认识不足、制度存在缺陷、司法环境困扰和部门衔接不畅等原因,我国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还存在适用比例、适用刑种、适用区域、适用属地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悖,增加了社会风险;与平等适用法律原则相悖,影响了社会稳定;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侵蚀了司法正义;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相悖,减损了刑罚功能。减少、纠正这些偏差,应树立少年司法理念、完善少年司法立法、建立部门衔接机制、探索多种矫正模式。     

论偷逃税案件中偷逃税额的认定——刑法与税法的协调与制约

税法和刑法都对偷逃税行为进行了规定,二者既有制约,又有连接。其中,偷逃税额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立法上,它是逃税罪的法定入罪标准;在程序上,税务机关也将据此判断是否要将案件向司法机关移送。但实践中,司法机关能否将税务认定的数额直接作为逃税罪的犯罪数额存在争议,具体体现在偷逃税额是否应考虑主观方面、地方行政法规能否作为认定依据以及税收证据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证据。笔者通过对同类案例以及刑法和税法的不同原则、不同证据标准的比较分析,从实体与程序上对刑法与税法的协调提供建议。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探讨——以富阳市为例

对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村官”），所从事的公务是否属于法定的行政管理工作，是否涉嫌职务犯罪，如何定罪处罚，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立法的目的旨在通过惩治“村官”腐败，维护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但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和运用法律，势必会造成冤案、错案。因此，在刑法制度和司法工作中，对“村官”涉嫌职务犯罪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共犯脱离后的处罚

对脱离共犯关系的脱离者的处罚直接关系着共犯脱离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实效,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有鉴于此,文章在分析既有共犯脱离的处罚原则的基础上,立足于共犯脱离者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小的事实,认为共犯脱离者仅应对脱离共犯前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并进一步分别论证出共犯者在着手前阶段脱离,着手后既遂前阶段脱离以及在犯罪既遂后阶段脱离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     

刑讯逼供的内涵和外延

严禁刑讯逼供的法律原则已深深地树立于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但是世界各国对刑讯逼供的认识不一,刑讯逼供的概念在我国也未取得一致,而且对于刑讯逼供的具体内容也有不同的理解,这就为司法实践中治理刑讯逼供问题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文章从刑讯逼供的概念入手,探讨了刑讯逼供的内涵和外延,深入分析了刑讯逼供的本质,并提出了刑讯逼供概念的拓展型特质,希望对治理刑讯逼供有所裨益。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粗疏性及其克服——以涉税犯罪刑法司法解释为中心

文章主要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涉税犯罪司法解释为中心，集中探讨了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观念障碍、涉税犯罪司法解释的问题表现以及克服刑法司法解释观念障碍的基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