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源远流长,是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之悠久,机构之完备,方法之严密,作用之强大,极具中国特色,是世界各国所不及的。本文从形成和发展阶段、完备阶段、成熟和加强阶段考察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     

“华夷共和天下国”:传统中国宏观国家结构及其“宪法”理念新诠

"天下国"既是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对于政治共同体的一种认知或假设,也是古代中国国家政权组织模式框架的一定程度的设置。"天下国"国家结构模式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即中央王朝是"天下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政治文化影响力由里到外推及四方。和平、友好是"天下国"统治秩序的主流。对传统国家结构模式进行新解读,理解其内在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如何恢复民族精神、树立大国形象以及如何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等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决定台湾大专教师薪资之法律制度依据

<正>一、前言大专院校为高等教育暨学术研究发展机构,高等教育性质属于专业服务业,所聘教学、研究及服务之人员大多获有高等学历。世界各国在教育制度、教育法令与教育人事规划上,容各有不同之背景与特色,惟无论就任何一个角度观察,保障教师之基本权益,维护高等教育专业人员尊严,使其忠实履行义务,显为各国共同之趋势。然而实际上,一国大专教师的权利与义务之内涵,深受一国文化传统、现代经济、社会与法律之特征影响,因而一国必然沿习历史上之教育行政管理之传统与文化,或其立国精神与政治制度等外在因素,累积为其影响大专教师薪资决定制度建立之基础。     

对“家国观念”的再认识——以对“约”的探究为切入点

国是放大了的家,家是国的微观表现。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态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对家国观念的认识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权力派生权利"问题的关键;在对社会秩序的运行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约的存在以及其运作,其根本思想就是家国观念。     

浅析清代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所说的人治,其实质就是官治。为了发挥官治的作用,就需要治官,正是由于官僚队伍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支柱,中国古代社会很早便形成了依法治官的传统,以巩固庞大的官僚体系并保证其运作。治官之法的主要内容是:明确官僚的职、权、责,实行考核、奖惩、监督等一系列制度,预防职务犯罪。以使之奉公守法,为国效力,为君尽责。     

中国传统“公之于法”特质探究

本文旨在对中国传统之“公之于法”力图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文化探究。文章认为 ,“公之于法”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质。本文在对“公”、“私”字源以及古人对它们的褒贬态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系统阐述了古代语境中“公之于法”这种法文化特质形成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着重剖析了“公之于法”在古代统治阶级的扭曲下被其“公”的形式所掩盖的“私之于法”的异化景像和内容。同时 ,通过与西方对应物的比较 ,论述了中国传统“公之于法”的不足之处及其在现代的不适应性。论文指出 ,中国古代“公之于法”有着它自己的历史长河 ,其历史内容虽然被统治者扭曲而变异 ,但其一直在民间社会传承的“大公无私”精神则应予肯定 ;同时 ,对西方之对应物所体现的“公而有私”原理则应予吸收 ,从而使“公之于法”之精神理念从中国传统意义中走出 ,从而成为中国当代和未来法律文化的基本特质。     

正确理解从“法制”到“法治”

翻开历史，古今中外，治国的方略无非有两种，一为人治，一为法治。人治，指统治者一个或少数人之统治，是一种统治者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方式；法治，则是指一国依据法律进行统治。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权力归结点在人（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后者的权力立足在法。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应成为我国社会所追求的目标。 在我国，“法制”一词产生很早，在一些古代文献和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的言论、著作…     

中国古代“法治”质论——兼驳法治的本土资源说

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法”字的基本含义进行了仔细的考究,并得出了古代之“法”与今日之“法”内涵不同的结论,进而分析了古代法学的所谓“法治”理论的本质,认为法家的“法治”理论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从根本上推翻了中国古代具有法治的思想或实践这一相沿已久的传统观点。接着,本文对目前颇为流行的法治本土资源说进行了剖析,揭示了这一说法自身的致命缺陷以及种种荒廖之处,鲜明地表达了作者这样一种立场：无论是从历史的传统中,还是从现实生活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中,我们都不可能寻找到建设现代法治的本土资源。如果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理论上依然沉迷于本土资源的虚幻之中,将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伤害     

中国古代家法与国法的相关性探析

中国古代家法与国法的相关性探析张佩国刘立新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有两个价值核心，即“天人合一”、“家国同构”，分别反映了人与自然、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比较充分地表现了家国同构的文化价值原则，其基...     

“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辩析

学者大多认为“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意即凡是大夫及其妻子这样的贵族,一律不亲自到法庭参与诉讼,而由其下属或子弟代理。证之文献及金文,这一说法并不完全成立。其真正含义应为身份相当者才能对簿公堂,而身份悬殊者不互相争讼,位尊者会派其代理人进行诉讼。因此,“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不是绝对的,要由审理者和当事人双方的身份来决定,这反映出宗法制度对中国古代司法传统的影响。     

“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概念及辨析

紧急状态和战争状态是我国法律必须明确却而尚未明确的两个概念。紧急状态是相当程度危险下的一国国内的社会状态 ;依据不同的标准 ,可以对其外延作不同划分。战争状态可以从传统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次上理解。紧急状态和战争状态的关系取决于一国法律对紧急状态的界定和在什么意义上阐述战争状态。     

民间司法公正观念的神话表述及其特征——明清文学中“城隍信仰”的法文化解读

传统中国的小民百姓如何看待司法权和司法公正?民间的"城隍信仰"给了我们部分答案。城隍神是传统中国民间信仰诸神之一。作为保护城镇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神灵,城隍神实为古代中国司法之神。这样一种土生土长的神灵信仰,相当深厚地承载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于安全、公平和秩序的认识和期待。本文从对明清民间文学中的城隍神作为"法司"的角色特征的考察出发,通过对"城隍神司法"与世俗司法的比较,试图对古代民间鬼神故事所传载的传统中国百姓的司法公正观念做一个初步梳理,并试图做一些法律文化解读。这一解读,相当程度上是在试图解读中华民族法律观念的某些遗传密码,也是从社会病源学视角对当代中国官民司法公正观念的传统盲区或局限做一个初步诊断。     

浅谈声乐艺术中的“形神合一”

音乐形神理论是中国古代哲学、音乐美学中的重要范畴,本文从中国古代音乐形神论历史发展的视角,将＂形神合一＂的美学范畴提到中国传统声乐艺术的母体地位予以文化解读,使之成为中国传统声乐美学的独特风貌。     

“良贱之别”与社会演进——略论唐宋明清时期的贱民及其法律地位的演变

引言 “尊尊之中,寓贵贵之义”。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用“差序格局”几个字来形容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男女、上下、贵贱之间,莫不有严格的分际和分野。“贱”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中有两重含义,一是“贵贱”之“贱”。四民当中,贵者为士,农工商则是相对的“贱业”;二是“良贱”之“贱”,四民为良,四民以下为“贱民”。中国很早时候就有“士农工商”     

“民有私约如律令”考

传统法学理论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进而否认中国古代民法的存在。从“民有私约如律令”这一合同习语出发,广罗相关历史资料和学术研究资料,系统考察了“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语词渊源和作为其主要载体的中国古代“地券”的概念内涵、外延、法律属性及其与土地买卖契约的关系后发现:在中国古代,民间私契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等同于官府律令的效力之理念,由来已久;民间长期存在着与官府律令相对应的,以意思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事习惯法;中国古代民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有其独到之处,即通过对公权力的界定来给出私权活动的范围,以正律仅仅作为一种民事活动底线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在实定性的私法体系外设想和构筑民事法律秩序。     

古代中英司法的公开传统之比较

通过考察中国和英国的古代司法史,可以发现,公开是中英两国司法一以贯之的重要传统之一。这个公开传统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司法的过程公开;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由于古代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存在着异同,因而两国公开传统之表现既有暗合之处,亦有相异之处。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洞见中英传统司法文化,亦有益于中国当代司法建设。     

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史实”与“史识”

中国传统伦理法思想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础理论,它准确描述了中国古代社会自身对法的认识、所处的法制环境、准确的行为标准,以及对中国传统法的理念追求。中国法制史研究如果缺乏伦理法的方法指导,它就没有活力,就会成为一具无灵魂的躯壳或僵尸,就会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即使我们将中国古代的法律按照现代西方法律的分类标准分得再细,如民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对我们今天的法制技术来说也不过形同玩物而没有法学价值,并可能最终导致中国法制史学的衰微。当"史实"和"史识"被混淆时,面对那些用西方法学的结构与概念来对中国法制史的"雕刻"时,我们如果仍然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就会被"史识"掩盖了"史实"。在"史实"和"史识"之间,我们需要的是用现代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传统的法律文化,而不是用现代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     

沈家本“情理法”观所代表的近代转捩——与薛允升、樊增祥的比较

在中国，“情理法”观念或思想贯串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代。近代沈家本、现代谢觉哉，各代表一大转捩点。处在中西、新旧两个转捩点上的沈家本，一方面努力寻找中西法律、法学之“形成基础”的差异性——经验与学理，俾其互补；另一方面更注意发掘中西法律、法学之“构成基础”的共同性——情理，使其互鉴；得出“新学往往从旧学推演而出”，“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及“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的重要结论，并提出“融会贯通”中西的策略，形成了建基于传统并希图超越传统的新型“情理法”观。“情理法”是古代中国的法哲学问题。当今的我们，要促进这一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思想、理论得到拓展、升华，使其在全新的环境下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82宪法”三十而立

宪法，世之经纬，国之重器。它象征着一国的政治法统，乃国权与民权关系的根本维系。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看，能否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保持法统的连续和权威，宪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是“82宪法”颁布3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部共和宪法颁布100年。     

中国人是否“厌讼”的历史考察

在对于古代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中,厌讼似乎成了不言而喻,人人皆知的特征,成了广为认同的一种概括。然而,如果我们放弃用当今理论或术语去剪裁古代社会的做法时,会发现对诉讼的规避完全是文化、制度、经济等社会客观因素造成的,中国古代民众在心理上并不"厌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