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财事权矛盾催生政令不畅——法国地方分权改革经验借鉴

在财权与事权倒挂的"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在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时从自身利益出发,替代、曲解中央制定的政策,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其事权压力障碍九政令不畅25.6%的受调查者选择"政令不畅",该项得票率列科学发展十大障碍第九位表现:近年来,中央制定了不少好政策,然而,很多政策付诸实践后的效果并不理想,难以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症结:主要在于政策执行阶段出现了偏差,即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用自己的一套政策替代既定政策,对符合自身利     

政策扩散的效果评估：政策再创新及演化过程——基于地方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中的多模式分析

扩散研究中经典的S型曲线,在解释中国的政策扩散过程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形式-内核”的二维分析框架,扩散结果可以初步类型化为完全扩散、扩散失败、象征性扩散与再创新性扩散。地方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中存在多种模式创新,案例追踪研究发现：由于公共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政策扩散同技术扩散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差别。一方面,公共政策失败可能导致扩散统计结果出现累计值下降的情况,这就削弱了S型曲线对扩散效果解释的精准性;另一方面,政策本身会根据地方发展差异进行本土化调适。中国地区间发展差异较大使得纯粹意义上的完全扩散和扩散失败,连同象征性扩散都有在成本约束下演化为再创新性扩散的倾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地方政府政策再创新行为逻辑的解释。应当明确,未来的政策扩散研究,特别是扩散持续性与稳定性的研究,应当跳出对政策价值的前提预设,对扩散过程中的政策本土化和再创新予以肯定和鼓励。     

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合法性问题——基于对四个试点县区连片扶贫开发政策创新的调查

在政策实践领域,引导与鼓励地方政府探索与创新试点型政策较为普遍,已经成为整个公共政策创新的基本经验。在有关部门授权和政策框架较为笼统的情景下,地方政府有着巨大的创新空间。在此情境下,地方政府是如何解决政策创新合法性问题的呢?本文选取20 08-2011年中部四县区连片扶贫开发政策创新实践为案例,通过制度文件分析与深度访谈等研究方式,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塑造政策创新的合法性。研究发现:基于各种因素考量后,绩效、风险与公平追求的自由排列组合成为地方政府创新合法性塑造的基本手段,"怎么做都合法"成为地方政府创新合法性塑造的内在逻辑。政策的价值导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绩效追求与风险规避,成为政策创新的基本方向、手段选择与底线伦理。传统基础、超凡魅力、法理基础、形式合法等,几乎所有的合法性来源都被地方政府"自由排列组合"后借用。     

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的政策差异

正由于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全局性和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产业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反映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政策运用的目标、思路和手段的不同。近年来我国半导体照明(Light Emitting Diode,LED)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闽三角、     

中国政策试点的研究述评与展望——基于CSSCI数据库的分析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中国奇迹"的基础性治理机制之一,是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制定方式。已有研究充分归纳了政策试点的源流、内涵、类型、特征、过程、功能等知识框架。在此基础上,学者将政策试点与政策创新、政策扩散关联起来,以政策过程论、央地互动论为分析视角,对试点运作机制做出本土化解读,试图建构公共政策过程的中国模式。然而,既有研究在政策试点的概念清理、体制模型、政府行为、效果差异等方面尚存"黑箱"。建议通过厘清试点概念、深化试点政府行为和效果差异的实证研究、引入比较法和实验法等拓展该研究。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央地关系视角的土地财政:一个制度层面的梳理

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中央与地方税收、金融、国企等经济分权改革是本世纪初土地财政兴起的重要根源,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目标一致则是土地财政快速扩张的关键。嵌入此背景中的土地财政不仅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载体获取财政收入的过程,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等行为主体构成的土地市场复合型利益链条的重要环节。在后"四万亿"时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目标出现偏离。在政治层面的制度支持逐渐耗散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这一"独木"将难以支撑土地财政的发展。     

政策转移 如何预防失败

<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和政府治理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发展能量。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性、局部性政策创新成为推进政策变迁和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量。与此同时,政策创新的高成本与高风险特性以及地方政府政策供给能力的差异,促使地方政府青睐"跟进式"的政策转移,从而降低政策制定成本和治理风险。当前,政策转移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的一种重要政策供给方式。政策转移研究起源于政策扩散研究,早     

论八二宪法中的央地关系

八二宪法第3条第4款实际上并未规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规范模式,而更多体现为一种探索性的政治理念。中国独特的人民主权运作结构使得宪制意义上的央地关系与经典的命令—服从式单一制特征相区别。在具体制度框架中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张力,其着眼点在于如何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国家理性。制度设计者对央地关系思考并不成熟,国家结构形式有待实践探索。     

政策企业家与政策创新研究——基于Z市青年社区学院案例的分析

"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是解释政策变迁和创新的重要概念。2011年广东省Z市团委创建青年社区学院,是典型的政策创新案例。本研究应用"政策企业家"视角来分析Z市团委干部在政策创新的动机、行动策略、方案设计等方面的表现与作用,呈现了政策创新倡议中正式与非正式途径的作用、理念等动机、政策创新扩散的途径(会议、考察等)、理想导向型的政策制定等政策创新过程。通过分析,发现在该案例中,团市委领导充当了"政策企业家"角色,在政策倡议、扩散、方案设计等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全面理解我国的公共政策过程,还需进一步细分影响政策过程的参与主体及其作用、互动;在政策创新的研究中除了关注利益、政绩等因素,还需要综合考虑行政官员的理念等方面的影响。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创新扩散中的跟进应对与竞争策略——基于黔、鄂、渝、辽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探索性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赛道。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化转型先行省份的改革经验与创新扩散,忽略了非对等结构下“跟进型”地方政府政策转移、技术吸纳、创新竞争的策略行动。基于府际关系和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构建包含“府际竞争度”和“创新行动力”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跟进策略划分为“竞争-扩充式”跟进、“学习-在地化”跟进、“吸纳-协调式”跟进和“观望-被动式”跟进四种模式。在此基础上,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考察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实践样态。对比发现,贵州、湖北、重庆、辽宁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扩散跟进在范围、路径和结果上存在差异。“压力驱动-对标竞争-创新示范”是地方政府创新跟进的一般逻辑,也反映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和“为创新而竞争”的双向竞争格局。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权关系法治化论纲

税权语境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侧重的是征税权、收税权和用税权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配置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强调央地事权法治化是央地税权关系法治化的前提,事权与税权的匹配是央地关系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并指出通过征税权回归＂人大主导＂;刚性的税权预算;用税权的合理转移支付和＂议会型＂税权审计监督模式来实现央地关系的法治化。     

理顺央地关系的关键点是什么

如果政府不把自己的权力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就容易产生问题。若中央政府权力分配过大,会产生经济全局的资源错配;若地方政府权力分配过大,则会产生市场分割,引起另一种资源错配。只有简政放权,将政府权力限制在必要的公共领域,才能谈得上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被动的自主”：地方政府创新的阻滞现象及其机制解释

地方政府创新是公共管理领域一项经久不衰的议题,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地方政府创新动力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鲜少关注到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阻滞现象。通过观察发现在地方政府创新阻滞中存在不同的样态,大致可分为原生型阻滞、扩散型阻滞和持续型阻滞。这些阻滞类型的生成既有制度性原因也有行动者的原因。结合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实践中的示例,剖析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阻力机制,研究发现：合法性压力与风险规避、惯性强化与路径依赖、资源约束与配置能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阻滞的主要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被动的自主”这一新的概念,并提炼出三则命题。在推进地方政府创新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阻滞类型呈现的特点和发生学逻辑,采取更为精准的治理策略。     

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公民社会开始兴起。公民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各种民间组织进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影响政府的政策导向。公民社会的兴起提升了公民的参与意识,扩大了公民参与政策的范围,促进了政府政策制定模式转换和多元互动政策主体的出现。同时,公民社会的兴起也加剧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给政府的政策合意带来困难。     

央地关系与中国地方治理改革—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思考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不同的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中,二者的行为逻辑具有显著的不同,进而影响到地方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我国形成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通过持续推动制度创新,我国逐步找到解决治理困境的出路,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央地关系与中国地方治理改革—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思考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不同的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中,二者的行为逻辑具有显著的不同,进而影响到地方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我国形成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通过持续推动制度创新,我国逐步找到解决治理困境的出路,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自贸区”改革中的地方自主性扩张研究

自贸试验区改革的政治逻辑是以地方自主性扩张为特征的央地关系调整。在"自主性红利"的驱使以及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地方政府分别从战略层面、制度层面和权力层面扩张自己的行动空间,以推动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改革也促进了地方治理的转型,推动地方政府从企业式政府转向协会式政府,促使地方增长联盟发生扩张与重构,有利于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间接化。     

央地关系改革的合理方向

改革推进中的央地关系与改革央地关系,是两个相互关联、但又各自独立的议题。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央地关系,就难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蓝图全面推进改革;而从财政和公共服务及事责的角度、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角度、权力分配和民主治理的角度来看,央地关系存在更加基础性的问题。按照传统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逻辑不可能理清央地关系,应该从现代政府职能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总体而言,央地关系改革的方向就是水平性分工和当地化委托—代理,用这样的方法来推进中国改革,才有可能出现一个竞争优化的有序格局。     

公共政策失败的政策均衡性分析

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有效提高公共政策能力,以达到公共政策的均衡,是减少公共政策失败的一条有效途径。这也有利于准确地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提高政策能力,提高政府工作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