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视域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保障公平正义的基础,公平正义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要求。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发展失衡直接影响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深化行政改革,通过建立以民为先的责任体系、参与和监督体系、合理的考核体系等,提升政府服务意识,推进政务公开透明,建设服务型政府,从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考察与测度研究

在政府管理体制深入改革的背景下,政府创新已成为提升政府绩效、完善公共服务和实现政府管理转型的一种路径选择。在改革创新的实践中,地方政府的创新策略选择和实施动因有其内在的逻辑机制。构建领导者、组织内外部驱动和创新绩效的地方政府创新动因分析框架并进行实证检验,探究其动因与作用机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创新具有"内外部相互嵌入"的特征。要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创新,需要重视学习型地方政府领导者的培养,增强其创新能力,建立推动地方政府创新的绩效评估制度,构建以累积型创新为基础的地方政府自我推进的治理机制,重视多元、持续的地方政府创新以推动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发展。     

公共服务：重塑政府的核心理念

公共行政由统治性和管制性转向服务性 ,标志着公共行政价值范式的根本转变。从观念变革上讲 ,政府公共服务也必须强调“产业化”和“生产力”概念。从技术层次上讲 ,强化公共服务的供给 ,其制度取向是建立起市场作用和政府行为“两手博弈”的供给机制。从转轨时期的实际讲 ,我国存在着对公共服务的强烈需求机制 ,关键是设法促成公共服务的形成机制     

宁夏跨越式发展与公共服务创新

公共服务创新是实现宁夏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动因，同时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必然要求。为了更好地推进公共服务创新，就必须依法行政，完善政府行为规范，推动政务公开，建立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公共服务社会化，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考核机制，提高政府效能，建设电子政府，推动政府再造。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体制缺陷与机制改善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城乡平等和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服务水平较低的根本原因是公共服务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善,尤其是供给主体和供给渠道单一,公共服务的决策体制、监督体制及财政投入体制不完善.当前,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机制,强化政府责任,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责任划分.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社区服务体制;"上下"结合的决策机制;资金保障机制和科学的监督考核机制.     

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化的困境与出路探析

在当前我国的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主要通过各种指标来激励与约束下级政府官员。人们似乎普遍乐观地认为,通过设计更为合理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就可以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适应党的科学发展观政策的要求。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无论对其指标设计进行怎样的改革和完善,这种自上而下的官员考核方式都会有着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缺陷,甚至出现政绩造假等消极后果。为走出这一困境,官员的激励与考核必须引入"民主"等非指标化的制度加以配合。即增进地方民众对于地方官员的约束力,促使地方官员以"民意"为施政方向,从而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均衡的激励与约束体系,真正实现官员治理的科学化。     

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基于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视角

中国经济局部性过热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地方政府官员具有追求政治晋升的内在驱动力,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不健全、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投资存在短期化、急功近利、不计成本、重复建设等特征,这使得中央宏观调控成本较高,效率却在递减。要改变这种状况,最重要的是改革传统的干部考核体系,构筑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领导干部考核机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三重机制与变革路径

政府购买是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重要途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融合创新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优势,并呈现出新的供给机理和特征。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实践中,三重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困境,制约了政府购买的效果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三重机制的问题分析,在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渐进改革的推进中,要加强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引导,完善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以增进竞争为核心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程度,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为核心增强公共服务社会化供给能力,以理性的社会参与扩大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社会基础。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结果使用现状的实证探索——基于公职人员感知的视角

政府绩效评估结果是绩效信息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问题是绩效管理最困难以及最重要的方面.以A市B区为个案,利用全员问卷调查所搜集的数据,从公职人员感知的角度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使用状况进行全面分析.发现,B区的政府绩效评估结果偏重于“落实工作责任”,强调绩效评估的控制功能;评估结果被作为“评优评先”和“发放奖金”的重要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调动各单位及其职工工作积极性”,但也存在奖励平均主义倾向以及重物质奖励、轻精神奖励以及重奖轻罚等问题;评估结果有利于“改进绩效”、“推进和改进机关内部管理”、“组织学习与发展”以及“发现和诊断问题”,但绩效沟通与反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评估结果在“预算分配”、“调整工作安排”以及“干部提拔任用”等方面的使用还很不充分;评估结果已经部分向社会公众公开,但公开的程度还不够.     

均等化取向下基本公共服务评估机制的局限与创新

对政府部门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进行全面客观的考核评估,成为保障各级政府持续稳步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条件。尽管我国现有基本公共服务评估制度在考核评估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监督作用,但现有基本公共服务评估机制属于典型的"体制内"评估模式,存在评估主体单一、评估内容偏颇、评估指标狭隘、评估方法滞后等问题,致使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评估制度处于软约束状态。构建多元评估主体,拓展多维评估内容,设计多项评估指标,运用多样评估方法等,成为未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评估机制的创新取向。     

缺失与斧正：从绝对垄断到公开预算——基于深圳公民预算之旅的反思

公开政府预算信息，打破政府对预算信息的垄断，是现代民主国家保障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应有之义，也是打造“阳光政府”的必由之路。我国预算公开制度尚不成熟，需要采取政府信息公开文化建设、公开预算内容“平民化”、强化人大预算监督以及推进财政电子政务的发展等策略，以加强制度建设，突破现实公共预算公开中的瓶颈。     

从“政府预算”到公共预算——基于浙江省温岭市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与思考

本文基于浙江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在政府预算中的实践经验,对这一开创性的基层民主模式进行了总结,提出温岭开创了参考式预算的先河,并将参与式预算上升到市级层面的部门预算,对于人大制度本身是一种提升和突破。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开展提供了公民对于预算的参与载体,强化了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使得中国地方的“政府预算”真正转向了“公共预算”。文章最后对民主恳谈在预算中的实践的意义以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预算编报风险识别与防范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预算编报指的是公共服务的购买主体编写并上报关于拟购买的公共服务项目的经费来源和数量、经费支出的用途和数量的动态过程,可能遭遇单个公共服务项目预算金额失当、购买公共服务的预算资金总额不足、预算编报时间和内容不合理、预算编报方法和技术不科学等典型风险。为寻求防范预算编报风险的密码,需要通过成本细分来精确核算公共服务项目的成本,经由推行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和形成具体明确的刚性要求来确保预算资金总额的充足,凭借科学调整预算编报时间表、提高对预算编报的重视程度和预算的精细化水平、深化全口径综合预算等方式来增强预算编报时间和内容的合理性,依靠优化预算编报方法、拓展预算编报的技术手段、加强政府预算与中长期战略规划的融合等策略来提升预算编报方法和技术的科学性。     

"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与政府权威

“政府行为的经济化”是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它将经济增长作为维护与发展政府权威的主要基础,从而导致政府权威的信任基础弱化;它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官员腐败,从而侵害了政府权威的统一性;它会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的建设不协调。要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就必须规范政府行为,正确定位政府角色,克服“政府行为的经济化”。     

什么影响了PPP政策的创新扩散？——基于我国282个地级市的事件史分析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公共治理理念创新的有效践行。借助政策扩散理论和事件史分析方法对我国282个地级市2004年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动机因素、资源/障碍因素、外部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策在地方政府间的扩散。其中，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资源、学习机制、模仿机制是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地方政府的经验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对PPP政策创新扩散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验证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有助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积极因素”是否真的有效，从而可以在更多维度上揭示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在逻辑。     

经验与借鉴：香港政府公共服务改革对我国内地的启示

香港政府遵循“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的执政理念，在公共服务领域，提供资金支持，制定法律政策，培育服务机构发展，以竞投方式实行公共服务外判。政府全程对社会服务机构进行监管，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对其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监察，形成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竞争格局，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公正与专业化水平。政府积极构建与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实现了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市民三者的共赢。这对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结构深化的中国内地进行公共服务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试论中国特色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体制建设与创新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实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需要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公共服务模式和体系。从现阶段看．公共服务覆盖面的扩大、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都要依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科学确定。要从我们的基本国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服务模式。即“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为主”的公共服务支出模式、“覆盖面广、水平适度、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服务消费模式、“科教优先”的公共服务增长模式、“多元化、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文化创新

政府文化是政府管理的软环境,是政府管理的灵魂。建设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积极推进政府文化创新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公共服务型政府文化理念具体包括:民主法治、有限责任、公开透明、服务健全、廉洁高效。我们必须用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方法创新公共服务型政府文化。即:强化“以人为本”的政府服务意识;构建“顾客至上”型的政府行为模式;探索“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估机制.     

资讯快递

“评官评政”纳入科学轨道 日前，“考核官员政绩、评价政府绩效”这两个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关键环节正在十肖然变化。在中组部下发的政绩考核办法中，不再唯GDP，而是引入了民意调查机制。专家认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标设计，要求把履行职能职责与解决社会突出问题作为两个基本内容依据，     

政绩考核与农民生存:土地流转中基层政府的双重困境及突破路径

农村土地流转是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农民收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方法。然而,由于政绩考核约束的存在,部分基层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出现了一些行为偏差,违背了土地流转的初衷。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机制尚在健全和完善之中,土地对农民而言仍具有重要的综合保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农民的生存根基,这使得基层政府陷入了土地流转中政绩考核与农民生存的双重困境。为突破这一双重困境,地方政府需要优化政绩考核指标、转变基层干部特权思想、提升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