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社区治理主体法律问题研究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当前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主体权限有交叉、法律关系存在冲突等实际问题;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入新时代社区环境的改变、治理主体缺乏法治意识以及缺乏健全完整的社区治理法律体系;本文主要针对统一社区治理立法体系,明确各主体权利义务,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调查主体研究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主体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及其委托社会组织以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等。这当中非政府组织因其在资源、组织、机制及属性方面的优势应当成为我国未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主要主体。为规范其调查行为,应构建完善的委托、实施、监督和异议机制。     

社会主义正义观视阈中的国家治理

社会主义正义观是观照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重要视角。国家治理的目标是超越了"善政"的"善治",它具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效率等基本特征,其实现对于社会主义正义观的目的性所要求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充分的现实意义。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包括政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广大群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各主体虽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但却共同反映了社会主义正义观的人民性。国家治理的客体全面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社会生活各方面,蕴涵了社会主义正义观的总体性。国家治理的运行需要设计合理而又能够相互配合的治理理念、治理原则、治理规则、治理路径、治理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正义观的实践性。     

全球发展治理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处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转型由全球发展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新的发展挑战和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重要原因。转型主要体现在全球发展治理的四大方面:在治理主体上,新兴经济体崛起,治理主体趋向更平等、更包容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治理手段上,贸易、投资与援助相结合的"一揽子"方式成为重心;在治理机制上,联合国逐渐打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垄断而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新兴的机制建设也不断涌现,总体呈现出复合型机制的特征;在治理目标上,减贫不再是唯一目标,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目标。中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面对发展治理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并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创新:地方经验与发展趋势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经历由行政主导、参与治理到现在的合作治理的发展过程。社区公共服务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基层社会自治共治的重要手段。各地以政社互动为导向、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扁平化、信息化、定制化、精细化的实践,在社区公共服务范围、手段、主体和类型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经验,同时也面临社区物质保障、社区资源、制度规范和专业组织等方面的共性问题。今后应以政社互动为改革指南,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从完善制度设计、凝聚参与认同、引入市场机制、加强财政投入、统筹城乡发展等五个方面着手促进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治理创新与发展。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乡村治理能力塑造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曾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其治理的主要规则是乡规民约。城乡规则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差别较大,但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使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新型的村民人际关系得以塑造,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必须引入新的治理结构。要实现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是关键。新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家庭(族)角色定位及其功能重建,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贫困及扶贫问题研究——来自外文文献的视点

国外学者对贫困及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的原因、扶贫进程的影响因素及不同视角下的扶贫措施等方面。一般认为,收入不是衡量贫困的唯一标准,经济增长、民主、不平等诸因素都会影响扶贫的进程;而在扶贫政策方面,信息技术支持、多元主体参与、金融信贷的介入成为普遍的做法。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归纳了国外学者研究贫困及其治理的分析框架;同时,国外学者在贫困及其治理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我国政府在扶贫方面的经验有助于丰富国际学术界贫困及其治理方面的经验,有助于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与发展论坛”专版——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践与完善

社会调查是各国少年司法体系中普遍而又重要的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区别于普通司法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在1984年成立全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后，注重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工作，并于1988年制订了《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细则》，规定了社会调查工作的若干事项，之后进行了广泛的实践，明确提出了社会调查应当实行“主体社会化、内容公开化、程序规范化”的制度设想。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社会调查工作作了规定。社会调查报告作为社会调查的主要载体，反映了未成年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犯罪原因、日常表现等情况，为少年法庭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庭教育、适用个别化的刑罚和进行有效的矫治提供了客观材料。近年来，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践方兴未艾，其重要性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社会调查制度也已为全国各地少年法庭所普遍运用。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人文、经济、地理环境各不相同，少年法庭的发展也不平衡，在社会调查的主体确定、启动的阶段、调查人员的诉讼地位、报告的性质和作用等方面，各地的认识和做法参差不齐。因次，作为一项制度，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

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在社会转型期,中国软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遇到了很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软治理的价值、内容及机制等方面。为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软治理必须融入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可以分别从价值构建、内容夯实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来进行回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全面保障。     

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案件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2017年各省市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判决的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相关判决书的研究,分析出青少年犯罪案件分布规律,即罪名主要集中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盗窃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因素为教育因素、经济因素和重点犯罪的治理因素;预防治理青少年犯罪的措施应当是提高义务教育率、加强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防止青少年脱离学校和家庭;严格控制娱乐场所,减少青少年与毒品接触;重视对青少年犯罪人的教育、感化与改造。     

社会组织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优势、困境及对策 ——以南京市X区为例

社会组织在矛盾纠纷化解中具有天然的优势.针对社会组织在化解矛盾纠纷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应积极探索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对策,拓展多元化的资金渠道,构建多样化的运营模式,政府部门要转变治理理念,明确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培育专业化人才,探索多元调解方式等方面工作.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治理赤字",地区经济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覆盖能源、贸易、投融资与发展治理等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仍不断增大。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治理实践在目标、能力、路径、机制、领域和风格等方面均独具特色: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与贸易条件,增强了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所谓中国"搭便车"的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进入新阶段,中国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国际合作治理格局。     

关于新刑诉法中社会调查制度适用问题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与成年人犯罪主体间存在巨大差异,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一规定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同时也为办案提供参考,为我国实行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国家治理中的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

国家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体现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体系的总体化、治理对象的立体化、治理方式的多样化等几个方面。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法治建设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目的是解决国家治理的价值理性问题,而法治建设需要解决国家治理的工具理性问题,探讨二者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国家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的统一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其实质在于如何理解国家治理的本质,即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历史与逻辑

任何变革本质上都是对既定的社会关系的调整。社会管理意味着政府与社会是主体与客体、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而社会治理则体现了政府与社会分权,二者同为主体的协同治理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政府治理权力最终复归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必然趋势,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同时,加大政府简政放权力度,逐步提高社会自治能力,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现实选择。     

何谓“治理”? 如何研究?

尽管"治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然而,它至少包括三种主要含义。"治理"的第一种含义指各种在国家体系之外的非主权国家主体的国际合作。这个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源于有关全球化的文献,它强调主权国家的治理权责正在向非正式的横向合作和欧盟这样的超国家主体让渡。"治理"的第二种含义是将治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即有效地履行国家政策。这种解释的出现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全球贫困的根源在于腐败和国家能力孱弱。"治理"的第三种含义是通过社会网络和其他非等级制的机制来规范社会行为。第一种和第三种"治理"的含义淡化了传统的国家权威,它们更多地支持新兴的、跨国的或市民社会的行动者。这些潮流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政府运作的透明程度和问责机制等问题的担忧。     

论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治理创新

在创新社会治理中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必须深刻认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时代背景,准确把握党的群众工作和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和新要求;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化群众参与理念,创新群众参与的渠道和方式,健全群众参与的体制机制,使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贯穿到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全过程;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治理新局面。只有把党的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紧密结合起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才能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构筑共青团治理重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策略——以广东省共青团为例

重点青少年群体事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共青团组织作为协助政府管理重点青少年群体的一个治理主体,如何更好地发挥共青团组织在治理重点青少年群体违法犯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促进重点青少年群体的服务管理与有效防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已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为此,以广东省为例,阐述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基本内涵和广东省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基本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共青团组织在治理重点青少年的独特优势与现实意义,最后提出共青团组织维护重点青少年权益的治理策略,以期建立共青团组织在治理重点青少年群体违法犯罪方面的制度化、社会化和常态化的新格局。     

村庄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研究

治理资源配置是村庄治理的核心内容。村委会和村级党组织构成村庄治理的主体。集体经济、乡镇政府、民间组织等有形资源和合法性权威、乡村典章等无形资源构成村庄治理的资源。在村庄治理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着治理主体的角色迷失,治理资源配置过程规范性、科学性的缺失和治理资源配置方向的局限性等问题。要实现村庄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找准资源配置主体的角色定位,充分利用各种治理资源,加强村庄公共资源的有效管理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