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的“人民性”探索：历史视野与现代化面向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践行“民心政治”的重要场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载体。本文以基层治理中的人民性为研究对象，在横向上，从价值、制度、技术三个维度解析了人民性的逻辑框架和理论内涵；在纵向上，基于时间脉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人民性的探索历程进行了梳理，归纳其发展演进特征。此外，本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将人民性与现代化逻辑相对接，基于社会与政治、整体与个体、主体与客体、统一与差异的多重辩证关系阐释了人民性的现代价值。     

主体、制度与价值:以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学术追问，这要求从国家治理层面作出符合中国经验事实与改革逻辑的系统性回答。从主体逻辑来看，党、政府与市场的内在关系成为中国国家建构的组织保障；从制度逻辑来看，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转化为治理效能，进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从价值逻辑来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人民城市等一系列国家治理鲜活实践深刻反映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驾驭好资本的价值底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在理论上打破了西方治理理论窠臼，而且在实践中以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论新时代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边境地区是国家政权的末梢和地缘政治的缓冲区域,其战略地位随着国家崛起进程的加快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边境乡村振兴的特殊理论与实践源于边境地区乡村衰退问题,边境地区特殊的"边情"决定了该地域空间实施乡村振兴独特的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对于守边固防、乡村价值重构、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国家认同强化和国家形象塑造等具有独特价值。边境乡村衰退以及基于其逻辑基点而实施的乡村振兴的实效性与独特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整合边境内外治理资源、强化边境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人口增长动力机制、国民意识教育机制等多重路径来实现。     

瑞丽市外籍流动人口的特点

随着瑞丽市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外籍流动人口大量进入瑞丽市,这些人员在积极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边境地区的治安管理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在对瑞丽市外籍流动人口调研的基础上,分析瑞丽市外籍流动人口的特点,可供我国相关部门服务和管理外籍流动人口时借鉴或参考。     

基层治理的规模约束——以浙江省乡镇撤并改革为例

在将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宏观制度作为相对恒定的外生变量前提下,治理规模和治理能力是影响治理绩效的两个核心变量。浙江省乡镇撤并改革后基层治理困境及其原因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从自然维度还是职能维度来看,规模的不合理扩张都会对治理的绩效水平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提升主体的治理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这种负面影响。未来一段时间,既要通过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性确保将乡镇规模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更要以规模调整为契机推动乡镇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转型升级,从职能转变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提高基层治理的绩效水平。     

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社会化：基于社会组织的主体行动策略分析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同时，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等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过程中的三个主要行动策略分别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关系建立，从“协作治理”到“多元合作”的转变，以及社会治理的多领域合作。同时，社会组织在参与及推动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时，面临着来自制度、环境及能力方面的挑战。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社会治理发展历程与重要经验

围绕着治理什么样的社会、怎样治理社会的问题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探索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从理想走向实践，经历了从社会改造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演变过程。回首百年党史，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发挥多元主体治理效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为指导，兼采中外社会治理优秀思想资源；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为重心，加强社会治理制度体系顶层设计；坚持系统性思维，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和现实启示。     

党规与国法：国家治理体系视角下党政联合发文的二重属性

厘清党政联合发文的规范属性，对党政联合发文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党政联合发文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国家治理体系视角下，党政联合发文兼具党内治理和国家治理功能，是具有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二重属性的规范性文件：一方面，从党内治理的角度来看，党政联合发文体现了党的统一意志，规范了党的各项建设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内治理的重要制度依据，具有党内法规属性；另一方面，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党政联合发文可以在某些特定领域成为党外组织和个人实施相关活动的行为依据，可纳入法的范畴，具有国家法律属性。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转换、体系革新与路径选择

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解决乡村相对贫困、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营造一个能够充分保障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乡村善治环境，已经成为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致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将发生相应的逻辑转换：在治理价值上，从秩序取向拓展为兼顾秩序与发展取向的综合取向；在治理内容上，从生产、行政、社会建设等局部治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治理；在治理主体上，从乡镇政府、村庄主体等有限主体拓展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不同层级政府力量的多元主体；在治理场景上，从城乡分离拓展为城乡融合。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政村治”架构，发展为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构造。下一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统合理念变革、制度优化、主体协同以及民生服务，全方位破解乡村基层治理的瓶颈，释放、激发乡村潜力和活力，走出一条以共同富裕促进乡村现代化和善治的道路。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社区治理的民情基础——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为例

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社区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治理是居民日常生活和制度实践耦合互动的过程。治理绩效的实现需要以社区民情作为基础。民情作为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基础性力量，涵括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两个维度。非正式制度是民情基础的当然构成。在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中，正式的制度执行与非正式的制度配合之间不断进行着相互建构与转化，党建引领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整合性制度设置。在保持开放和吸纳民情的基础上，党建引领通过情感治理建构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参与治理的组合力，继而实现了对生活世界中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需要正式制度不断调整其功能发挥的条件、形态并实现与社区民情基础的高度耦合。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基于对治理场域之社会资本培育的分析

本文将城市社区治理视为一个场域,研究如何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社区治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地阻断流动人口与其户籍地有关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同时,在流入地的社区生活层面,又未能形成吸纳流动人口、鼓励其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和环境,削弱了本已稀薄的社会资本,使"弱社会"更弱。要实现合作共赢的治理目标,离不开一个具备深厚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故而,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社会资本,改变社区"弱社会"的状态。基于对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场域中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这五大主体的场域位置和关系构型的分析,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并据此得出结论:以国家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基层格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才能有效地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     

治理效能评估的两个维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效率是对单纯数量关系的衡量,效能则是人们在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总体效果。对治理效能的评估可以围绕主体和问题两大维度展开。政党、政府、社会和人民群众是治理的主体,不同的主体有各自的角色、定位、职责和目标,治理效能就是评价各个主体有没有按照既定的目标采取相应的行为,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能力的视角

社会动员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政治传统和重要法宝。在改革开放时代,国家对社会动员的"路径依赖"表现为"运动式治理"。从国家能力角度来看,社会运动不仅是国家应对绩效压力、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手段,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和重要体现。动员及引导社会力量贯彻政治决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现代国家而言,社会动员能力的构建需要围绕国家引导、社会协同和"互联网+"思维三个维度展开,同时必须克服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张力。     

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及政府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化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决定着政府在文化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情要求，党和政府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方面是“元主体”，要承担“元治理”的责任。具体到文化治理，政府的基本职责应该包括：架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保障和实现国家文化需求；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和发挥“社会”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性。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四大挑战

<正>孙艳华刘湘辉在2014年8月20日《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农村社会治理不仅是农村的问题,更关乎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践。只有对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给予足够的重视、关注与应对,才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之路。实现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挑战。具体到农村社会治理而言,其治理主体必然包括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等。目前,农村社会治理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来看,正处于单一化的困境与多元化的尴尬之中。因此,必须坚持系统治理,促进市场力量在农村社会     

共同富裕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逻辑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要通过教育引导、激励担当、党建引领，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平衡秩序与活力，释放共富动能，构建人人尽责的共同体；强调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和物质层面协同发展的共同富裕，构建人人共享的共同体。在新发展阶段，只有不断增强“人人”的履责意识、激活“人人”的尽责动力、提高“人人”的履责能力，才能更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同责共享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持续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国家治理的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变迁及启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苗族乡村治理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实现了乡村社会重构；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双轨并治”，各自发挥治理优势；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治理指导下，乡村社会启动实施“共治共享共建”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这一变迁轨迹对于未来民族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党和国家是引领民族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在国家治理的规划下，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少数民族乡村善治的重要保障；维护民族团结理应成为我国治理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