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研究——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基于地方治理视角分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建立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合理的职责、权能分工体系,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界限明确、多元合作的治理框架,建立不同区域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与沟通合作机制,对于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幸福广东的社会转型挑战与治理模式重构

广东社会发展面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复杂、社会诚信缺失等社会转型之痛的突出问题。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变迁与治理模式相对滞后,具体包括：治理模式出现功能性失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制度创新短缺,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经济社会地缘环境特殊;教育失误和社会舆论导向异化,出现信仰真空。在迈向幸福广东的征程中,需要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重构,需求新对策：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发展＂开明政治＂和打造＂阳光政府＂;强化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全面提高广东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升文化软实力,重构社会伦理和主流价值。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显性化和严重化.借助美国学者赫希提出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维度与布莱克的“法律合作”和“法律个人”分析框架,通过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未成年人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在犯罪预防、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矫正以及犯罪后果消除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在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下却得到较好的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治理机制,既要保证现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适用,也要兼顾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中的地方性经验,关键在于建立未成年人法律合作组织、延伸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职能、加强知行结合的未成年人道德品行教育以及补充完善未成年人法律规范等.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民主服务民生”机制的模式创新与路径选择——基于杭州市的实践分析

＂民主服务民生＂是在现有社会管理体制内,政府通过鼓励多元主体进行民主参与、民主协商、互动合作等方式,是把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相结合,以民主途径解决民生问题的工作机制。杭州市的实践模式表明：作为社会管理创新模式,＂民主服务民生＂机制不但为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新思维,而且为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问题、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新路径,并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针对＂民主服务民生＂机制的内在需求,本文提出了完善这一机制的对策。     

合作式应急治理机制的构建：香港模式的启示

中国正处于急遽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各种风险大量出现,突发性公共事件频频发生,给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何应对各种风险与突发性公共事件是我国政府和社会亟需解决的重大治理问题。由于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存在,对于“风险社会”和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挑战,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因而合作式治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在合作式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同成为风险社会的治理主体。近年来,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共同应对风险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但合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香港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可以为我国内地探索应急管理领域的合作式治理提供重要的借鉴。     

整体治理理论视野下构建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思考

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的新理念对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即：城乡分治与＂城中村＂并存,乡政村治与新型农村治理并存,公共服务错位与缺位并存,宗族治理与民主治理并存。通过促进城乡社会的有机整合与融合,构建聚合多元力量的内生性的新型农村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建立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机制,建设农村社区和谐民主文化四位一体的机制的构建,整体治理农村社区,推进农村社会全面转型是构建新型农村社区的必要选择。     

论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不仅直接关系到地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效能和形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趋势明显,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公民社会力量不断增强,使现有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因此,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增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参与的结合,培养多元管理主体,从而构建起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     

论公民权的法律保护——从权利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切入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推动社会转型,权力对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起着关键作用。应当建立规范权力运作、强化权力责任的法律制度。与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相一致,中国的公民权法律制度也应当注意＂超越个人主义＂、＂权力适度参与＂和＂全球化发展＂的因素,通过提升利益主张的公共品质、改革政府治理模式,保护公民权利。     

民主法治视野下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已进入矛盾凸显期,对整个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唯有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方能有效的应对这种挑战。     

新时代法理：从冲突走向合作——建立法理型社会的法律社会学思考

以法律社会学的三大研究范式即功能主义、自由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国家观-法律观之间的主要差异——合作、竞争和冲突——为立论基础,论证了当代中国由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观转向功能主义的合作观的必需。依据这种＂从冲突走向合作＂的新时代法理,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六个基本法律问题,阐述了如何在关键转型上遵循新法律理性,从基调伦理与宪政改革上建立法理型社会秩序。     

基金会治理的法律道路——《基金会管理条例》为何遭遇“零适用”？

通过选择财产权构造、绩效观察度、资源依赖度和公共关联度来建立基金会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并就相关要素如何影响法律规范的配置进行了研究。对全国性基金会年报资料的研究表明,中国基金会与政府的＂非对称依赖关系＂正在被打破,政府同时是社会慈善市场的推动者、监管者和垄断者,由此需要导入司法审查,建立多中心主义的法律治理模式。首先,未来的中国民法典需要借助＂转介条款＂实现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的对接;其次,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的配置要以保护公众知情权为中心;最后,配置诱致性规范以激励基金会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残疾人社会保障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模式研究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治理主体.残疾人社会保障领域需要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以应对供需缺口大、需求多样化、“全能政府”无力感等挑战.本文通过分析借鉴国外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模式以及相关理论,浅谈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模式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应用,旨在推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实践,进一步完善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     

比较与借鉴：国外政府建构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模式

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在我国正蓬勃发展。本文对国外政府建构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模式中形成的较为通用和成熟的做法进行比较,从而发掘对我国政府建构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模式有益的借鉴。     

论枫桥经验的犯罪合作治理意蕴

枫桥经验中蕴含的合作预防、对话型司法等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向度。相较于传统的国家惩罚本位主义,枫桥经验注重发挥多种主体的协作优势,并融合法治与德治要素,引领着犯罪合作预防之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国家刚性司法面孔,枫桥经验强调乡贤治理与定纷止争,并早已暗合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对话型司法理念,国家机关不再是纯粹的惩罚主体,而是以沟通的姿态参与犯罪共治的合作格局。在社区矫正方面,通过社会控制理论和标签理论,枫桥经验的合作治理范式得以进一步揭示。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背景和内涵释义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式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基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局限也逐渐凸显,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去应对危机和风险便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是传统的权治或法治为主导,而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三种治理方式的结合,其目标是为实现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合作共治.     

农民合作行为的逻辑分析——基于皖南A类村庄的个案研究

本文在具体展示A类村庄农民合作事件后,以＂行动—结构＂理论来具体分析农民合作行为逻辑,包括行动者选择、目标、价值取向、情景、策略等。在此基础上探讨村民合作行为背后的村庄社会基础。其中村庄＂社会关联＂是农民形成合作的基础,它使农民行动者与村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二重性并最终塑造村庄秩序。     

从法治走向善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激励之下,21世纪中国治理模式演进为以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为特征的中国式善治。善治的中国模式包含了多重治理系统的内在逻辑,即执政党治理制度化、政府治理法治化、社会治理的协同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化。善治的中国模式呈现出坚持党的领导和推进执政党续造、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迈向幸福生活的政治图景。     

我国治理金融犯罪的政策抉择与模式转换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我国治理金融犯罪的实践,从政策和模式上都选择了金融管理本位主义,而现在应该转向金融交易本位主义了。为此,需要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改为＂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模式,需要从国有金融机构保护主义转向平等保护主义。与此相适应,应当摈弃单一刑事主义,而采取综合治理主义。当务之急是对交易型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治理模式从严苛转向宽和,从消极预防转向积极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