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可耻地抛弃国家和人民的一切荣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荣誉观解析

克劳塞维茨在分析界定“荣誉”与“荣誉心”的基础上，对“功名”和“功名欲”、“自尊心”和“自豪感”、“声誉”和“桂冠”，以及“耻辱”和“耻感”、“虚荣”和“虚荣心”等进行详细阐发，对“祖国的荣誉”、“政府的荣誉”，“人民的荣誉”、“军队的荣誉”、“军人的荣誉”和“统帅的荣誉”等进行了深刻论述，为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荣誉和荣誉心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行政职位

建立岗位责任制,就是要明确“机构”和“岗位”(即“职位”)的关系,明确每一岗位(“职位”)的“职务”和“责任”,使得每一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职。为此,我从行政学的角度谈谈有关“职位”的一些理论问题,例如,“职位”、“职务”、“责任”概念的涵义、确定行政     

关于更新若干基础性法观念的构想

“人民内部矛盾”、“政法”、“政法干警”、“群众”等基础性法律话语已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不了法治时代的要求或脱离了社会的实际,应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逐步更新。“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在当代中国已失去逻辑合理性,最好代之以“常见社会纠纷”。“政治”和“法律”这两个指代不同社会现象或对象的词组合在一起成为“政法”一词,是人为的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它过去不是一个合格的概念,现在也没有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的现实基础。为了避免因为使用“政法”、“政法工作”等话语而可能会产生的负面的社会后果和不良影响,宜用“法务”、“法务工作”的提法取代“政法”、“政法工作”。“政法机关”、“政法干警”宜改称“法务机关”、“法务人员”。在“人民大众”意义上使用的“群众”、“群众意见”等话语与法治原则和法的精神相冲突。建议用“一部分民众”、“一部分公民”、“一部分人”的提法来代替在“人民大众”意义上使用的“群众”一词。基础性法律话语的更新是法治或法制进步的记录,它反过来也会有助于巩固已经取得的法治成果和促进法治的进步。     

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的设置及其名称应规化、科学化

①明确机构建制。根据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应将基层院内设机构统一确定为副局级或正局级建制。不能搞因地制宜,因人而宜,变相降低规格。 ②统一机构称呼。除办公室外,政工部门称“政工科”,反贪部门称“反贪污贿赂局”,其他业务部门一律称“科”,坚决改变和纠正“一机构多称呼”的做法。 ③更换机构名称。将“控告申诉检察科”、“监所检察科”、“民事行政检察科”、“检察技术科”重新更名为“控告申诉科”、“监所科”、“民事行政科”、“技术科”,将“审查批捕科”更名为“审查逮捕科”。同时,根据当前保护人权和公正执法的实际需要,宜将“法纪检察科”改称为“侵权渎职侦查局”。 ④精简非业务机构。基层院内设机构的设置,     

成要立足于“做”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做”与“作”二字已经被很多人混用了。当年很认真的语文教师、书报编辑、校对人员,对“做”与“作”的正确用法及其区别,为了识辨和改正,不知费了多少力气!例如正确的用法“做诗”、“做文章”、“做工”、“做官”、“做人”、“做事”、“做主”,其中的“做”是不能写成“作”的。而另有些词,如“作案”、“作弊”、“作恶”、“作假”、”作价”、“作客”、“作陪”、“作文”(做专用名词时),其中的“作”也是不能写成“做”的。如果两个字通用,有一个词儿“做作”便应当消逝。什么是“做作”呢?意思是指矫揉造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之我见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对“任务”、“基本原则”、“证据制度”、“执行制度”、“非讼程序规范”、“民事保全制度”以及“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等章的内容应该进行删减;应增加“人事诉讼程序”、“法律审程序”、“第三人撤销裁判诉讼程序”的规定,对“小额诉讼”和“诉讼费用”的规定应该进一步细化。     

权利应当如何证明:权利的证明方式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权利话语日渐成为生活中的主流话语。人们已经习惯于拿权利说事的思维方式。与之相对应的是,各种各样的权利名目和名称被人们以当年“放卫星”的速度和规模制造出来,例如,“亲吻权”、“悼念权”、“同居权”、“容貌权”、“养狗权”、“视觉心理卫生权”、“招聘权”、“聊天权”、“拥抱权”、“抚摸权”、“初夜权”、“良好心情权”、“相思权”、还有现在被人们关注     

谈儒家的“德治”思想

“德”不仅是统治国家的一种方针,而且还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资格、品质。在周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德”成了联系“天”和人间的重要枢纽。孔子的“仁者爱人”和孟子的“仁政”学说,进一步继承了周公“重德”、“明德慎罚”的思想。 一、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仁政” 孔子从“礼治”出发,不遗余力地进行道德说教,提倡“仁者爱人”,要求“克己复礼”。他反对苛政,认为“苛政猛如虎”;反对人殉,认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主张“敛从其薄”、“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博施于民”等,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爱民思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

加拿大的陪审制度属于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为更好地实现审判公正的目标,加拿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重视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审前偏见”被分为“利害偏见”、“特定偏见”、“一般偏见”和“顺应性偏见”等四种类型,并有“司法指导”、“绝对回避”、“有因回避”、“改变审判地点”和“法官独立审判”等救济方法。加拿大的经验对于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论“V+上/下”结构中的“上”和“下”

“骑上马”与“吃上饭”和“跳下马”与“攻下山头”这种“V+上/下”结构,从表面看,两个“上”和两个“下”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从“上”“下”的词汇意义、“V+上/下”结构的深层语义及“上/下”前的动词聚合来分析,“上”和“下”均可区分为“上_1上_2”和“下_1下_2”。“上_1下_1”是趋向动词,“上_2下_2”是时态助词。     

利用“77”式、“64”式手枪射击弹头痕迹判定枪支种类

使用“77”式、“64”式手枪,击发“64”式7.62mm手枪弹,通过对射击弹头痕迹的观测、统计、和研究,确定判断“77”式和“64”式手枪射击枪种的基本方法。     

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1985-2008）为例

学理上,对“法定程序”之解释有“法律、法规规定说”、“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说”、“法律、法规、规章和宪法规定说”和“重要程序说”等四种学说,对违反法定程序之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也存在着上“无效说”、“撤销说”和“区别说”等三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有关违反法定程序的典型案件中,判决理由及判决主文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和学理解释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结合学理和司法实践,可以认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程序为“法定程序”;在没有“法定程序”情形时,法院可以引入正当程序辅助判断之。认定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之后,法院应当主要考虑“是否损害行政相对人实体法上的合法权益”之因素,区分不同情形分别作出撤销判决、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透析“因公吃喝玩乐”者的荒谬“逻辑”

由于共产党历来信奉“公”字,提倡“一心为公”、“大公无私”,因而使有一些共产党干部甚至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把“公”字顶在头上,往往打着“因公”的金字招牌,大肆吃喝玩乐,例如:“因公吃饭”、“因公穿衣”、“因公理发”、“因公洗澡”、“因公游玩”、“因公跳舞”,等等.既然是“因公”,于是这些吃喝玩乐的费用就“理”所当然地该归公家报销了。 或许读者要问:这不是个人正常的生活消费和吃喝玩乐费用吗?怎么变成“因公报销”了呢? 请听这些“因公吃喝玩乐”者的荒谬“逻辑”: ——从“身体是革命的本线”演绎出“因公吃     

加倍的简炼——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具有他自己所说的“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客观态度”、“朴素和诚恳”、“生动活泼的紧凑”、“不要说透”的含蓄、“朴素精炼”的语言,以及深刻性、抒情性、和悲剧性喜剧性相结合等特征。而从短篇小说体裁的角度来看,从这体裁必须短小精悍、要能由小见大的特点来看,简炼,“加倍的简炼”,应该说是他     

“省直管县”相关概念辨析

近年来,国内关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学界在对“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概念混淆和滥用现象.本文对“市管县”、“省管县”、“财政省直管县”、“行政省直管县”、“强县扩权”、“扩权强县”等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模式及其演进逻辑.     

治理“节日病”需从平时抓起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里,容易反弹的“公款吃喝风”、“公款送礼风”、“公车迎娶风”等“节日病”的治理力度,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治理“节日病”时,仍习惯于在节假日来临之际,采取下发通知、重申禁令、突击     

交通行政违法非现场处罚研究

为了保障现代交通的安全、有序和畅通,通过科技手段,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对交通违法行为予以记录,并以此来认定和处罚交通违法,即所谓的“非现场处罚”应运而生。建立“非现场处罚”的“告知制度,”强调“非现场处罚”的“听证程序,”遵守“非现场处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从而达到依法规范、促进和完善“非现场处罚”的目的。     

刑警本色

童光明,武汉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武昌大队大队长。25年的刑警生涯中,他和队友们一道共破获2587起刑事案件,其中不乏震惊全国的重大案件,如2001年的“3·26”武昌火车站恐吓爆炸案,“12·23”12280克海洛因运输案、2002年的“1·27”、“3·13”武昌火车站系列恐吓爆炸案,“5·31”跨省特大贩婴案,“11·12”和“11·19”14850克海洛因运输案。他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62名,连续四次被公安部、铁道部分别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路优秀人民警察”称号;被铁道部授予“火车头奖章”,被郑州铁路局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先后荣立两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五次三等功,2000年2月和5月又被公安部、铁道部分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人民铁道卫士”荣誉称号。今年6月,又被中共中央政法委、全国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授予“全国严打整治斗争先进工作者”。     

民意与司法关系理性解读

一 对于“民意”,《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民众的意愿”。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中,“民”字被赋予了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凡是与“民”字连用的词,如“民生”、“民主”、“民权”、“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等似乎也一并“继承”了这种不言自明的正当性。对这一正当性的任何质疑都会被本能地抗拒和下意识地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