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信访制度的运作机制

人大信访制度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辅助性工作制度,是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直接形式,也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具实效意义的具体制度。人大信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政治参与、权力监督、权利救济三项主要功能,对于化解矛盾纠纷、监督公共权力、保障人民权利和促进民主法治建设发挥着独特作用。随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通过理念革新、法治规范、体制理顺等途径对人大信访制度进行法治化构造,进一步激发其在健全国家权力监督制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人大信访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启示——以柘荣县为例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下的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基于历史、理论、制度的三重维度分析,总结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柘荣县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成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调动群众参与,推进多元共治,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有助于进一步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到基层治理实践,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国家性与自主性:信访生成的双重动因——兼论信访生成的不同类型

经验表明,信访生成的基础动因是国家性变迁与民众自主性增强相互作用。我们可以对信访的生成进行不同类型的区分,即谋利型与维权型信访。谋利型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利益维护型和福利追求型,维权型分为尊严维护型和权利追求型。由于不同类型的信访,其诉求是不一样的,因而治理的难度也存有差异。研究还发现,四种类型的信访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谋利型的信访治理相对容易,而维权型的信访则相对困难。为此,对信访的治理既需要进行信访的制度化吸纳,又要防止谋利型向维权型的信访转化,避免增加治理的难度。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星沙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近年来,长沙县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压实主体责任,狠抓积案化解,强化源头治理,全县信访形势持续向好,成功创建全国和省级信访工作“三无”县,2021年进京、赴省、到市上访量及信访总量同比分别下降9%、10%、5%、11%,跻身“中国社会治理百强县”十强。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上海的实践与思考——以“家门口”信访服务为例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重要指示。上海以建设“家门口”信访服务为重要抓手之一，大力构建覆盖市、区、街道、居村社区的服务体系，努力整合多方资源，更加突出发挥信访了解民情、集中民智、凝聚民心的作用，推动基层信访工作真正融入基层治理，探索具有上海特点的以治理为导向的“讲法治、有温度、重协商、防未病”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宪政视阈下当前我国信访困境研究

信访是公民和政治体系之间的政治沟通行为。目前，我国出现了大量的公民信访、信访工作机构不能及时化解的问题和现象。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形成这种信访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地方公共权力高度一体化；人民代表大会信息沟通通道对信访通道的挤压；信访制度自身的缺陷；中国政治文化中浓厚的“清官”情结的影响。化解我国的信访问题，必须对现行的信访制度进行改革。信访制度的改革应是渐进的。应确立“民主”、“法治”、“以人为本”的现代信访制度理念；引入人大代表接访制度和律师参与信访制度，为信访通道分流减压；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强信访工作的责任感；整合现行信访机构，借鉴西方申诉专员制度，明确信访工作机构的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地位。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太原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思考

当前经济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纠纷问题相互交错,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太原市作为传统重工业城市,在加快转型、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冲突。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典型模式,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在太原市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中,需进一步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内在联系,明确分析推进太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完善的必要性与现实困境,创新发展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太原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从信访的权利性质看其制度定位

本文从信访权利性质入手,论述了信访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阐述了其制度功能定位问题,认为信访权利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与自由权利,具有宪法权利的性质;信访制度在中国现有国情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当定位在通达舆情、疏导民意和进行权力监督上。     

现代法治的逻辑——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

在实践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在理论上参透法治的内在逻辑。法治作为一种现代治理模式,体现为从宪法到普通法律再到行政法规等一整套层级化的规则体系;法治本身要求公共权力分为"论证与达成规范理由的民意表达、整合与确认"、"已确认的法律规范的执行与实施"与"运用规范理由的公民权利保障与救济"三种职能。这种功能性分立尽管与部门的分立紧密相关,但绝不是纯粹部门化的;法治可以有效地设定整个政治与社会的规则框架,实现权力与权利之间、权力相互之间、权力与责任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法治的关键与精髓在于这种平衡;法治要呈现为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必须在制度的完善合理、运行的切实有效、法治文化的建设三个方面形成相互作用的良性反馈循环。     

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以安徽省为例

推进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制度有其深远的背景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不过当前在推行该项制度时,制度依据存在法定效力不高,科学性、可操作性不足等现象;贯彻实施中存在动力不足、地区不平衡、机制不具体、监督不力等问题;宣传形式和渠道存在欠缺,信访人、信访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知晓度、认同度低。针对存在问题,应完善、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健全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的制度依据;健全配套实施体制、机制,完善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实施体系;加强宣传和培训,提升信访人对该项制度的认同度和信访工作人员分类处理信访诉求的业务水平。     

信访制度：用改革解决困境

信访制度创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重要制度。60多年来，作为一种高度灵活和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机制，信访制度适应了不同历史时期囝家治理的特殊要求，在服务国家中心工作、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刷。     

城镇化背景下政府回应环境诉求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城镇化发展在突飞猛进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在此背景下，政府如何更好地回应社会公众的环境诉求值得关注和研究。根据整体性治理框架，从意识形态的整合、法律体系的整合、技术手段的整合以及多元主体的整合四个方面对城镇化进程中一些代表性国家回应环境诉求的政府实践进行分析，总结所得出的国外政府回应环境诉求的经验对于中国政府在城镇化背景下更好回应社会环境诉求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城镇化背景下政府回应环境诉求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城镇化发展在突飞猛进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在此背景下，政府如何更好地回应社会公众的环境诉求值得关注和研究。根据整体性治理框架，从意识形态的整合、法律体系的整合、技术手段的整合以及多元主体的整合四个方面对城镇化进程中一些代表性国家回应环境诉求的政府实践进行分析，总结所得出的国外政府回应环境诉求的经验对于中国政府在城镇化背景下更好回应社会环境诉求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法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市镇政府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法国兴起了地方治理运动.相比于省政府与大区政府,市镇政府拥有更大的治理自由与空间,它们无论在市镇内与各种组织、社会团体利益互相整合方面,还是在外部与中央政府、其他相同层级或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国际组织互相作用方面,都已经取得了诸多经验,从而鲜明地体现了法国地方治理的特色.但法国地方治理中也存在着市镇官员权力过大、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公民参与缺少正式制度安排、地方自主权仍然不足等问题.     

法理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

国家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政治权力的有效发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建设和谐国家,重点是加强权力控制制度建设。从国家内部来看,权力控制制度的构建应当着眼于两点:一是量上的控制,是指国家权力要分化;二是质上的控制,是指国家权力之间要相互制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两者的平衡也应当着眼于两点:在量上,权力不能太多太密;在质上,权力不能太大太强。社会内部的和谐是社会和谐构建的立足点。其构建同样要考虑两大制度设计;在量上要考虑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对应;在质上要考虑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力度。     

以“景观”照“现实”：新时代信访制度审视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独特的制度安排，在维护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表达诉求、保障人民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营建社会和谐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发展加速化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远远超出了既有信访制度的承载能力，因而使信访制度的存在意义受到了质疑甚至诟病，全力推进信访制度改革变得非常必要，这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需要。为了确保信访制度改革之路不至于走上“唐吉坷德式”的幻象之路，就需要立足新时代的现实，从总体性视角把握信访制度所面临的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人的原子化以及道德碎片化等新情况、新挑战，在合时代、合法律、合需求、合道德的语境下对信访制度改革作出回应。     

要素协同、情感联结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场域,基层治理现代化从属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畴。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平衡对制度、技术的倚重和对文化、情感的淡化之间的关系,它既是国家、地方与基层三级联动的过程,需要织密要素协同网;又是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互动的过程,需要织密情感联结网。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作为两个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变量函数,成为"基层之治"的"密钥"。通过对多个案例的分析发现,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的共同作用可以有效诠释政府如何突破以往基层治理受自上而下的科层束缚以及弥合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之间的情感"嫌隙",从而促进多重治理要素的流动、融合与协同共生,重构政府、社会与公众的情感关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转换初探

我国传统上采取压制型模式治理基层群体性事件,其特点是以权力为中心、以维稳为目标、以控制和打压为主要手段,并且重处置轻预防。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效果不理想,面临着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因此,要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转变治理模式,寻求维稳与维权的平衡。参与式治理以权利为中心、以公民有序参与为目标、以沟通疏导和对话协商为手段、重预防,有助于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危机,破解基层政府维稳和公民维权之间的两难窘境。这是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转变的恰当选择。应根据国情,通过搭建平等与理性的对话平台、设置制度化的协商程序和借鉴科学的协商方法,建构公共协商机制来实现参与式治理。     

法治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正只有建立起法治政府,才能科学界分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边界,充分保障社会的自治活力与公民权利的生长。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对权利的主张与保护是法治的两大核心主线,只有实现权力的约束才能达到对权利的保护。政府基于公民权利而存在,法治通过对政府权力的规范,既确保公权力为私权利服务,又防范公权膨胀损害私权。所以,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重中之重。政府权力能否被关进制度笼子、政府公共治理和管理社会的方式是否合乎法治要求、行政执法对待公民权利的态度、行政部门执行法律法规的效果等,都是衡量国家法治状况的核心要素。     

网络空间公民利益诉求的对象选择与行为特征——以全国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为例

公民在互联网平台如何选择诉求对象以及针对不同诉求对象选择何种诉求行为,既体现了现实政治制度的客观约束,也反映出公民的价值观。通过对全国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发现公民更倾向于向省级党政部门而非地市级党政部门表达诉求。公民在向地市级党政部门发表诉求时更倾向于使用负面的情感,显示出地市级面临更大的情绪治理任务;在向省级党政部门表达诉求时更倾向于使用集体话语,采取话语"闹大"的策略。不同层级的党政领导面对公民诉求有不同的回应逻辑,地市级行政首长更愿意回应公民的正向情感诉求,其他层级或者部门则更可能回应负面情感的诉求。此外,不同的诉求对象对于不同主题、情感倾向与政策目的的诉求也存在差异化的回应逻辑。因此,在对网络空间的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与政府回应进行分析时,必须注意到现实政治制度中不同层级、不同党政部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