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思想研究

现代社会遭遇了生存意义危机,其重要表现便是法律不被信任与宗教不被信仰,伯尔曼研究法律与宗教便是想解决此问题。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共同具有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而宗教所要求的爱、信仰和恩典等要素与法律相契合;法律与宗教应该超越原先的二元论束缚并形成综合以破解分离的困境。然而,法律与宗教之分离是反思中世纪以及近代实践的一种经验结晶,它造就了现代的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伯尔曼的解决途径则可能反其道而行之。     

宗教与法律互惠功能的研究

宗教和法律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宗教对法律的传承触及制度、价值层面;法律对宗教的维护也是明显的,对于二者相互功能的探讨,有助于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具体到国家的法治建设领域。     

法官的困惑:在判决与执行之间--对一起案件的判决与执行的法社会学思考

一起案件,对不同的当事人送达不同的判决书,不仅仅是法律上的玩笑,它透视着传统法观念的影响.判决要合法是法治的根本要求,同时判决又要合理,以符合民众的法意识,情理法忽视程序法的价值,司法泛行政化,导致法设而不用,司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判决与执行之间必须有合理衔接才能达到司法的实效.执行要有可能性,又要有妥当性.传统社会的社会组织以及行政权的泛化对于执行有效性而言是值得思考、借鉴的.行政对司法不应干预,但应加以配合.因加强社会组织的作用,使司法不至于在传统现念与现代法律之间无法应对.     

当代美国过程法学述评

本文对当代美国过程法学作了简要述评。其主要理论取向是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和思维视角,探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立法和司法过程等法律实践和法学理论研究中遇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指出现实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是一个客观而复杂的社会运作过程,并提倡哲学、法律、宗教的联盟和统一及其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意义。     

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从伊斯兰教谈起

法律与宗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的产生源于宗教,在宗教影响较大的族群中,法律往往披上宗教的外衣,通过诉诸神灵的权威,获得了正当性的基础。同样,伊斯兰法文化对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伊斯兰教的构成体系中,教法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伊斯兰生活方式的典型体现,展现出广泛的社会整合与协调作用。     

中国传统消极法律文化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许多宝贵财富可供当代借鉴、继承，但是也有许多糟粕对现代社会负面效用较大。本文从皇权至上、等级特权、行政兼理司法的角度，系统分析了传统消极法律文化对当代法治的影响，以期剔除糟粕，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更加健康。     

反恐背景下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形态

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杰出的制度创新,它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的宗教迫害。在法治社会中,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形态呈现为：既受法律的保护,又受相应的限制。在反恐的过程中,基于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带宗教色彩的恐怖主义的特点,应当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对宗教活动自由做进一步的合法限制,从而打击带宗教色彩的恐怖主义活动,保障国家、社会以及普通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全球化与多样性：法律文化发展的趋向

在历史上,各种法律文化类型的生成,受到了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世界不同地区的法律文化在各自不同的背景下分别发展的历史到19、20世纪宣告结束,随着西方法律文化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及殖民扩张,非西方地区的法律文化遭受了历史性的冲击,传统社会中的法律文化格局已不复存在,丰富多彩的世界法律文化逐渐趋向于以西方为范式的现代型法制。当今世界,全球性法律重构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维护多元的法律文化或者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将是法律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法律人格在我国现代人格的塑造和教育中的重要性

法律人格是现代人格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一个现代人的健全人格而言,不同学科所指涉的要义是不可或缺的,但站在现代法律立场之上的平等、自由、公正、守则、自尊、担责等精神品质,应当是现代人格的灵魂。在我国,法律人格教育主题的缺失是有其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层背景的。在教育中提出和强化现代法律人格的塑造和培育是中国社会发展由传统的人治社会走向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现代人格素质结构的要求,是解决中国社会现实人格矛盾和冲突的要求,也是对加强法制教育的进一步提升。     

法律的信仰与信仰的法律——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观及其对现代司法的影响

健全的社会必须兼具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法律信仰。现代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涵义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探讨。法律与宗教构成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渗透。法律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要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确立法律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中国法制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法制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封建法律文化、中国革命中形成的革命法律思想与司法体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计划经济都是法制现代化的障碍。要完成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首先树立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法制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推进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的法津运行机制,形成以民商法为重心的反映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并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文明,加快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步伐,使法制现代化的变革运动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源动力之一。     

能动司法的实现条件——一个中美比较的视角

近年来,司法能动作为一种与司法克制相对的司法意识形态,引起国内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很多学者和法官倡导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行＂能动的司法＂。但是,能动司法的实现需要多方面条件和因素来支持,否则实行能动司法于法治是不利的。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在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分析美国能动司法的实现条件,发现中国的不足,有利于推动中国实行有限的＂能动司法＂,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     

让司法正义守住社会文明的底线

正义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价值衡量的标准.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被视为是人类的正义观念.正义以法律的形式表现.法律正义以司法正义为终点,所以,社会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司法正义的保障,司法正义为社会提供向善的价值导向,守住社会道德的底线,司法正义能够坚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助于社会理性的回归     

试论宪法可诉性的理论基础--宪法的市民社会性质初探

近现代的宪法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有着不容抹煞的市民社会性质,这种意义上的宪法带有一种天然的可诉性。但宪法的市民性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被掩盖起来;时至今日,伴随市民社会法权要求愈来愈强烈,宪法的市民社会性质在时代的强烈呼唤之下回归自身,宪法的可诉性从中开始体现出来。     

中国法官制度理念之创新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现代西方司法制度基本制度与理念的接纳与吸收,是一项具有创制意义的事业,但同时也包含着内在的冲突。在对现代西方司法制度与当代中国条件的这两种解读之间作出选择并非易事。现代西方司法制度诉求的宽度为中国的法治创新开拓了广阔的视野;但同时,司法制度的构成元素具有复杂性。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一国司法制度的设立,一般都与该国法制的历史文化相关。法官制度的建构应该与普遍认同的概念理念相符,在普遍认同的概念下,中国法官制度的理念才能有所创新。中国法官制度的完善,必须通过法律制度的不断向前发展,法官理性能力的不断完善来进行。     

简论现代刑事司法理念

现代司法理念是最深刻,作用和影响最重要的法律意识,其内涵十分丰富,最为重要的是人权保护、正义与效率、自由与秩序理念。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具有刑事理性和程序理性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和社会。     

司法文书的社会价值探究

司法文书是现代司法理念的载体，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和谐的工具，是整个司法活动的综合再现。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法律实务工作者的个人素质、学识水平，而且也反映了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执法水平，影响着司法机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对维护社会和谐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为推动司法改革的进程和保障法治国家建设的成果，应深入探讨司法文书的社会价值，以提高司法文书自身的价值，促进司法文书更趋规范化、合理化，发挥司法文书应有的功能。     

反思与祛魅：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重构

普适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法官运用法律、裁判案件的一项司法技术 ,它与审判权相连 ,是审判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下 ,法律解释却被异化为一种权力 ,从而导致解释形式的抽象化、解释内容的扩大化以及解释主体的集中化、多元化 ,进而干扰了司法独立、背离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的这一结构特征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我国历史上“以吏为师”的传统 ,并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不完善的制度结构有关。为此 ,应当转变观念、完善制度 ,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体制。     

“司法权威”与“学术权威”的竞存——由“专家法律意见书”存在的几点悖论引发的思考

“专家法律意见书”从性质上说不属于证据，而属于学理解释的范畴。目前，我国法律实践中的专家意见书存在亟须规范的问题，包括以“学术权威”压迫“司法权威”、以专家意见干涉司法独立等。参考国外相关的立法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应拒绝接收“专家法律意见书”，并采取相应的替代性措施。     

仪式与司法建构

文章从人类学的仪式理论与实践出发,引入仪式在日常生活和在司法领域的表现及作用,从而阐明仪式对立统一的存在价值。其次,从陪审制度这一现代司法仪式的阻断功能、辅助司法权威功能以及稳定司法功能进行全景式考察,阐述陪审制度借助仪式这一载体而体现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