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死刑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死刑问题是一个古老但历来颇受世人关注的活题。原因在于,死刑关系一个人的生死。死刑制度在世界和我国的发展和现状如何?我国死刑适用存在的现实问题有那些?我国能不能废止死刑?如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废除死刑,我国将如何完善其自身法律,以适应文明社会的要求?     

短期内废止死刑的正当性分析

死刑保留、限制论是当前中国死刑制度研究中的主流观点。通过对死刑保留论的分析可知,短期内废止死刑有其正当性,即死刑保留的理论依据"恫吓论"缺失道德支持,死刑吓阻犯罪功能不具有比较优势。应当从保障死刑犯的生命权出发废除死刑,或着手为废除死刑做准备,寻找能够确保社会安全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死刑。     

论生命权与死刑

1764年,贝卡里亚提出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与废止的主张后,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死刑存废之争。本文在分析死刑废除论和死刑保留论的大基础上,论证死刑废止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并以生命权的角度从立法改革、司法限制、民意引导三个方面阐述逐步废除死刑的初步构想。     

西方国家死刑制度的演变

奴隶制时期的死刑最初是为了祭祀神灵,古罗马皇帝以杀人取乐,腓尼基人发明了十字架刑,那个时期有五花八门的死刑执行方式。到了欧洲中世纪,英国有了有关死刑的立法,有花样百出的死刑执行方法,引进和改造了断头台,杀人示众使刑场成了“死亡剧场”。近现代西方国家死刑制度的发生了变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欧与北欧各国陆陆续续地全部废除了死刑。     

浅论普及注射死刑的法律意义

在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的前提下,中国的死刑制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然而保留或废除死刑都面临重重压力。抛开死刑的存废之争,对现有死刑执行方式进行改良,显然是更务实的做法。普及注射死刑,对于推动法律文化的进步,使法律文化与国际接轨,具有重要意义。     

民意基础对死刑政策的影响——兼谈刑法学者的责任

关于死刑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刑法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本文拟从民意基础对死刑政策的影响来探讨死刑问题。民意曾经对国外废除死刑现状不屑一顾，但在面对引渡本国外逃罪犯问题时，却迎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尴尬境地。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仍保留死刑，外国拒绝将这些人引渡回我国受审。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刑法学者应承担起引导民意的责任，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死刑制度的立法完善

死刑存废问题已成为中国刑事领域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废止死刑制度不仅符合人权理念的发展趋势,也符合重预防、轻刑罚的思想。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应当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趋势,不断完善死刑制度,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规模,真正做到"少杀、慎杀",尊重和保障人权。     

死刑存废之争的新视角:死刑与死刑执行方式混淆之厘清

学界对保留死刑的批评声音一直不停,但这似乎对死刑有失公允,因为死刑只是调控社会秩序的一个必要手段,并不关涉文明和人权的评价。对死刑残暴和血腥的诟病其实应归因于死刑执行方式,因而不应将死刑和死刑执行方式混为一谈。当然,保留死刑并非意味适用的扩大和恣意,而是为了满足民众对安全和正义的渴望和信心,因而遵循一定原则走限制和慎用死刑之路是中国的现实之需。     

法律精英及媒体对死刑审判的影响

无论理论上还是立法上法官都具有裁量死刑的自由空间，这是法律精英影响死刑适用的前提。法律精英对死刑适用的影响往往表现为通过学术观点和专家意见影响死刑的适用。应当在削减死刑的理念下合理发挥法律精英对死刑适用的影响。死刑民意是可以引导的。在司法实践中媒体对死刑民意的影响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应该正确发挥媒体的导向来引导死刑民意。     

论我国死刑之限制

本文就我国的死刑限制问题从死刑政策的角度予以探讨研究,力求与国际社会接轨,真正贯彻执行“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以符合设置死刑的理性要求。     

我国死刑存废问题再议

在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死刑制度的存在还有相当的必要性.严格限制、减少死刑适用,务实稳妥地逐步废除死刑,符合国际社会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刑罚发展趋势,也符合我国国情民意,符合人权保障的大趋势.     

联合国死刑证据政策与我国死刑证据制度的完善

联合国鼓励废除死刑,但不强制废除死刑,适用死刑必须严格遵循程序法和实体法。我国死刑案件的审理,需要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直接言词原则及传闻规则、提高判处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补强证据规则,来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论死刑案件一审程序的特殊化

因为死刑关涉至高无上的生命权,为死刑审判设置有别于普通案件的特殊程序便具备了正当化根据。死刑一审应当构建特殊的审判组织,适用特殊的评议标准、特殊的量刑程序和特殊的证明标准,以保障死刑审判质量和控制死刑适用数量。     

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死刑存废

2011年5月1日起,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不再判处死刑,我国死刑罪名由68个减至55个,占中国死刑罪名的近五分之一。《刑法修正案(八)》的这一修改引起了国内的热议,死刑又一次成为热点。从死刑的历史渊源与理论、死刑与经济型犯罪的关系、死刑保留的价值三个方面对死刑进行探讨。     

浅析死刑核准权的回归

死刑核准权自其下放以来产生了诸多弊端,如使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死刑标准失衡,不利于司法公正,严重阻碍了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本文认为,死刑核准权行使的唯一主体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在权力的行使上,采用最高院大区分院是较为妥当的方法。     

死刑复核及其法律监督问题研究

死刑复核是在刑事诉讼中对死刑适用的一种有效限制和质量保障。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集中统一行使,目前最可行的方式就是派出法庭巡回复核,逐步实现死刑复核由内部审核程序向诉讼程序、由书面审理向开庭审理、由单方控制向多方参与的转变。死刑复核作为重要的刑事诉讼活动,不应游离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之外。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监督应根据情况区别进行:最高人民法院采用非开庭的方式进行复核的案件,可由第一审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行使部分法律监督权,发现问题后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复核的案件,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行使法律监督权。     

我国死刑控制初探

1764年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在理论上比较系统和尖锐地论证了死刑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并提出废除死刑主张之后，死刑存度问题成为刑法理论界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国际人权法确立了废除死刑或限制死刑立场．而我国刑法有关死刑的立法和司法都不容乐观。本文即围绕中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对死刑的控制问题展开研究。井就相关问题之改进作一初探。     

我国死刑制度重刑化顷向及原因分析

我国1997刑法典仍存在重刑化倾向,表现在：控制死刑适用环境污染 有重大突破,死刑罪种没有大幅度削减,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死刑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中死刑过多,与国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刑不仅有较大的副作用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主观原因有封建重刑思想=传统价值观和刑罚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是其客观原因。     

我国死刑制度的历史演变

自夏朝始有死刑。死刑是历代王朝盛衰的晴雨表。我国目前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罪适用死刑占较大比重。死刑在一定历史时期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死刑终究要消亡。     

死缓定位之转变及实现——从“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到“死刑适用的主要方式”

在控制死刑的实际执行上,死缓制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也被视作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创举。但着眼于进一步推进死刑限制适用,死缓制度的功能定位与具体设置都还有改良的空间,应当将死缓定位为"死刑适用的主要方式"而非"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在此定位下,死缓将成为死刑执行的常态,而死刑立即执行则是特殊情形下的例外。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通过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的"地位调换"来促成死缓定位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