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到案制度之理论建构——从阶段论角度的展开

对于侦查到案制度,无论是个别化研究还是整体性研究,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到案措施本身,从而在一种辅助意义上理解到案措施的功能。阶段论研究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的侦查到案是侦查程序的"中间阶段",现代法治国家则多为"终结阶段"。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到案阶段以确认或排除侦查对象的犯罪嫌疑为基本功能,而到案功能的实现以短暂限制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为基本手段。从阶段论角度,侦查到案制度包括到案措施制度、到案羁留制度和案件处理制度。     

卧底侦查所获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

卧底侦查是指有公务员身份的警察.为了瓦解组织犯罪而化名潜伏到犯罪集团里的侦查活动。与卧底侦查相关的概念有诱惑侦查、卧底人、线人等。诱惑侦查俗称"钓鱼",是指侦查机关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卧底人(又称普通卧底者)是指没有公务员警察身份的人,以自己的真实身份     

新刑诉法影响下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探索和完善

人权保障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力度成了各国人权保障水平的标志。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而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对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结合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精神,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可以从根源上解决我国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技术侦查的法律控制——以权利保障为视角

技术侦查是侦查机关通过特殊技术手段合法地"侵入"个人私密空间以搜集犯罪证据、获得侦查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侦查活动,具有技术性、秘密性与隐私侵入性.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防止私人生活被过度搅扰,法治国家均采取了严格的程序性控制和实体性控制.我国也应当完善对技术侦查的法律控制,实行双重审批、明确必要性标准、划定合理隐私范围、加强司法监督、设立年度报告或者检查制度,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提高犯罪侦查效率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侦查讯问中人权保障问题研究

人权保护问题是各国刑事诉讼中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就侦查讯问活动本身的特征而言,带有较强的利益冲突性,也就是说,在侦查讯问活动中,双方的较量和斗争反复出现,直到犯罪嫌疑人转变态度或被制服,案情真相大白为止。而这种冲突具有不平等的一面,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往往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突出表现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不足。在进行比较法考察之后,笔者提出了我国现代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到案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为了提高侦查效果与加强人权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口头传唤措施,并延长了传唤、拘传期限。对两个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的考察发现,新法实施以来,口头传唤和留置适用率很高,而拘传或传唤很少适用,这与其被扩张性适用和强制性适用直接相关,而到案后的羁留期间被侦查机关任意控制,虽能满足侦查需要,却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无论是根植于侦查实践的合理性需要,还是域外立法或司法的成熟经验,均映射出我国现行侦查到案制度中权力配置的内在矛盾——无证到案手段的不足与临时性羁留权力的过度。长远地看,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制度重构,最终目标是建立以无证到案措施为主的到案措施体系,以及到案后的期间控制与司法审查制度。     

律师介入处于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的法律思考

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律师介入处于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此时的律师既不是辩护律师,也不是代理律师,只能称其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其所享有的权利包括接受委托权、知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提供法律咨询权、代理申请取保候审权、代理申诉控告权等。从实践来看,《刑事诉讼法》的这些规定尚不足以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很有必要扩大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人的范围,增设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刑事辩护权,取消"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须经侦查机关批准"的规定。     

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侦查措施之一的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是侦查活动的必经程序,在侦查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侦查讯问虽然是侦查机关侦破案件最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是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等方面一直受到大家的诟病.侦查讯问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与现代法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国侦查讯问过程中现存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规定本身存在不足,比如法律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无沉默权问题、刑讯逼供问题,从而也导致了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在法律层面上对侦查讯问制度进行完善,同时也应通过引导人们的法制观念和侦查讯问部门的执法理念来解决我国侦查讯问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到案经过”的缺陷及其弥补

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侦查机关一般都会出具关于如何破获案件以及如何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材料,其中的"到案经过"是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如何到案的书面说明材料,也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自首量刑情节的重要材料。但"到案经过"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如何正确使用,却面临着很多难题。而如何采用"到案经过",尤其是"到案经过"与被告人自首认定之间的具体规则,是处理每一个刑事案件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一、"到案经过"的性质及地位     

律师权利的完善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2012年新修改《刑事诉讼法》对律师权利的规定作出了较多的完善,如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会见犯罪嫌疑人变得更加方便等,这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挑战,本文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反贪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现状分析

重打击轻保护等观念的影响、侦查手段的缺乏、法律规定的疏漏等导致当前反贪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大打折扣，主要表现是：拘留、逮捕的普遍适用，取保候审的随意性大，违法讯问，隐性超期羁押等，解决途径主要是：完善立法、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丰富和完善反贪侦查手段、改进反贪工作业绩考核指标等。     

我国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之榫与改造

在我国 ,与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比较 ,侦查程序基本上是在不公开、随意性很大的状态下进行的。在此情形下 ,一方面 ,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更需要保障 ,另一方面 ,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各种现象屡禁不止 ,时有发生。英国有句古老而著名的格言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 ,而且应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①。据此 ,本文拟在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状况进行检讨的基础上 ,提出改造之思路 ,教于学界师长同仁。一、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管辖异议权的设立刑事案件的管辖是启动刑事诉讼程序首先要解决的问…     

科学发展观与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在职务犯罪的侦查阶段,由于侦查机关掌握法律赋予的广泛而强大的权力,而犯罪嫌疑人只是消极的被追诉方,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因此,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必然涉及到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个人隐私以及各种财产权利的限制与剥夺,两者的权利必然发生碰撞,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利必然会受到侵犯。检察工作必须始终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到职务犯罪侦查中,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结合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笔者封存在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同时。笔者认为应从法律本土化、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出发,从转变侦查观念、完善立法、转变侦查模式、强化监督四个方面入手,对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进行保障。     

论隐匿身份侦查的风险及其控制可能性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隐匿身份侦查的实践必要性表现在:隐匿身份侦查是对传统侦查措施困境的回应;隐匿身份侦查是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需要;隐匿身份侦查是社会"正义"实现的需要。隐匿身份侦查的道德和操作风险包括:隐匿身份侦查目的性的片面化风险;隐匿身份侦查的价值取向的单一化风险;隐匿身份侦查监督控制的弱化风险。隐匿身份侦查的道德许容性和实践控制可能性为:隐匿身份侦查的确定性;隐匿身份侦查的内在意义;隐匿身份侦查与现代司法体系的贴切性。     

审查起诉中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到案难”问题与对策

司法实践中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大量存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在办理案件时,传讯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及时到案或者不到案成为多发多见现象。犯罪嫌疑人"到案难"问题,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不愿、不能及时到案;第二种是负案潜逃,不能主动归案;第三种是负案潜逃后又主动归案,制造"自首"情节。犯罪嫌疑人"到案难"问题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进程,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本文从实务角度出发,对犯罪嫌疑人"到案难"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对策,以期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解决"到案难"问题,促进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辩护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问题研究

从司法实践效果看,侦查程序中辩护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还相当有限,由其承担的辩护职能的运转还不顺畅。这与立法关于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的配置缺陷不无关系。律师在侦查程序中已有的权利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其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应结合侦查程序的特点进行适当扩张。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

律师辩护从审判阶段延伸到侦查阶段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身份应定位为辩护人,辩护内容包括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两个方面。其诉讼权利的配置应当考量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冲突和平衡。我国当前不仅应明确修订后《律师法》的效力,而且还要对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申请调查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等规定作出相应的调整或改革。     

论辩护取证与侦查取证的关系

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构成了刑事调查的二元结构。在其相互制约中,可最大程度地接近案件事实。在研究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与辩护律师相应权利的基础上,探讨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所具有的调查取证权利。律师还不能向警方申请阅卷,也不能在会见在押嫌疑人时向其核实证据;但在会见中,他们拥有不被监听的特权。而且,辩护律师有以"见证人"身份监督强制取证措施的权利。在监督侦查活动中,他们可以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取证权,一般是外部调查取证权。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具有权属不同、手段多少不同、活动范围不同、活动的方向不同等特点,其体现的是控辩双方的法律制约与平衡。     

侦讯程序对权利保障与讯问效率的兼顾

我国现行的侦讯制度与侦讯实务偏重侦讯效率,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不足。理论界提出的侦讯改革方案偏重权利保障,有失侦讯效率的提高。合理规制侦查讯问,需要更新理念,正确处理犯罪嫌疑人的侦讯程序主体与证据来源的关系,有效化解犯罪嫌疑人与被追诉人在侦讯中的目标冲突,适当矫正侦讯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力量严重失衡的状况。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制裁相结合的综合机制,为侦讯制度提供配套制度保障,以利于实现侦讯制度兼顾讯问效率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双重目标。     

在迷失中探寻路径的回归——职务犯罪初查中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思考

从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的实践出发，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十分必要．但是相关法律条文却对此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检察机关解决实践需求与法律禁止之间冲突的路径皆行不通．根本原因在于职务犯罪“客观立案条件”思想的存在衍生了职务犯罪初查无法克服的缺陷。检察机关应树立正确的“主观立案条件”思想．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之后的初步侦查．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可以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应立足于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监督属性．针对职务犯罪的现实危害性，树立“职务犯罪侦查权威观”．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对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