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动性与公共卫生治理规范的本土化——以泰国参与东南亚公共卫生治理为例

公共卫生治理规范在东南亚的本土化充分体现了国际规范的核心特征和地区特色,有效推动了东南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这也说明地区内国家能动性是影响规范本土化的重要变量,公共卫生治理是国家能动性与规范本土化双向建构的结果。以泰国为案例,一方面,泰国在促使本地区接受国际规范核心特征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地区敏感性和特色,为公共卫生规范在东南亚的本土化找到了一条有效的实施路径,提供了思想基础、智力支持和遵约保障;另一方面,泰国也在推动规范本土化的过程中获得了规范性权力和地区领导力,在地区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形态。泰国参与东南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中小国家治理经验对于地区的重要性,也为优化东南亚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探索路径。     

新时代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困境和规范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最富有活力的实践形式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这对于创新探索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尝试分析基层协商民主在运行发展中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及其有效提升之道,进而探寻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可能路径。     

规范视角下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

201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文章通过分析中国与东盟从遵规到立规的变化过程,认为25年间东盟是以融合的方式、由辐射的途径、借支点的结构规范了中国的行为。文章尝试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具体化,使"和"文化理念与东盟融合的方式相通、"一带一路"战略与东盟辐射的途径对接、"亲诚惠容"政策与东盟支点的结构交融,为地区性国际组织与区域大国的互动,提供一种具有东盟特色并包含中国智慧的解释路径。通过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与东盟间的规范方式和规范方向,将双方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方法可操作化,实现由东盟规范中国,向中国与东盟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转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融合发展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我们要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都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基础,实现两者融合发展,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编者的话

正为抓住时代脉搏,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鼓励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和实践运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探索中国特色外交的理论创新并解决现实问题,我刊自本期起,设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该专栏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中国新时期外交转型的理论创新与政策洞见及解析,欢迎作者踊跃投稿。在本期专栏中,宋泓在"一超多强"这种不对称国际格局下探     

中国古代分裂格局中的“统一性规范”——以宋、明两朝历史为例

本研究试图借鉴国际关系研究中对规范结构的关注,从社会学角度和体系层次来理解国家的战略行为。行为体间的规范结构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因此,对战略文化的研究不能代替对"统一性规范"的研究。统一性规范兼具管制性与建构性效用,并使分裂格局中各分立政权进行"正统"身份的建构,使之保持争取国家统一的进攻性行为。基于以上视角,本文选取宋、明两朝的历史来验证统一性规范两种效用的存在。本研究对于解释当代中国的战略逻辑有一定意义,有助于澄清西方学界和政界对当代中国战略行为的误解,有利于我们论证当代中国与周边政权建立和平关系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加强基层协商 推动乡村善治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欧盟经济外交的特点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多层治理结构下的欧盟对外决策主体具有多层性和多元性特点。为了规范联盟治理体系和增强联盟对外行动能力,欧盟通过不间断的制度变革来实现联盟的"善治",这种"制度依赖"进而外溢为欧盟经济外交的规制性特征。在制度规范下,欧盟独特的集体决策模式使欧盟成为"易守难攻"的"欧洲堡垒"。受欧盟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影响的欧盟经济外交特点,逐渐成为影响中欧经济外交的内生变量。本文选取中欧纺织品争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中欧光伏争端作为案例,分析了欧盟独特的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如何影响欧盟经济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外交转型的困境：“体系一单元”的双层结构解析

2016年初的“吴胡之争”再次点燃关于“中国外交转型方向”的争论。导致争论的原因不仅在于学界与政界对“转型方向”无法达成有效的共识，更是在中国外交的转型中所遇到挑战与困境。然而．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近几年兴起的“本土化”理论虽然有助于解释中国外交转型的问题．但都过分注重“体系层次”的因素，从而忽略“单元层次”的原因...     

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经济外交互动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近百年来大国通常的做法。文章通过梳理二战前后美英两国经济外交博弈及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经济外交战略运用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成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者。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路径、动因及影响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于南海争端的关注程度与介入力度不断增加,其路径包括在多个场合宣扬其南海政策;扩充本国军备,在南海地区显示军事存在;加强与美日菲等域内外国家的联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动因有其自身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考量,也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作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带来重要影响,包括加剧南海争端的复杂性,影响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话语权,阻碍中澳关系的发展及加深澳大利亚自身的外交困境。针对澳大利亚加强介入南海争端政策的现实,中国应采取相应对策,包括在部分国家政局变动与政策变化之际,坚持以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来阻止澳大利亚等域外力量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企图;扩大对澳大利亚各界的外交工作;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及中日关系的转圜,压缩域外国家联合制华的空间;以经济的软约束为主要方式辅以军事的硬威慑阻止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     

国际规范生成:理论反思与模型建构

尽管历经多次演变并提供了规范演进的详细分析,但国际规范的理论研究迄今仍对规范生成语焉不详,背后隐含的道德等级制假设造成了严重的国际政治后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规范性崛起极为不利。建构国际规范生成的理论框架,不仅有利于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有利于从根本上理解规范生成后的扩散、内化乃至侵蚀与死亡的整个生命周期演变。国际规范的生成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时空环境的演变意味着规范生成具有较明显的路径依赖——但这不利于规范的生成。因此,规范生成的理论建构核心在于如何突破历史路径:以历史演进为基础,通过安全化操作提供规范生成的道德必要性和时间紧迫性,使规范的理性设计成为可能。由于历史演进不可避免,国际规范生成绝非全然创新,其规范结果更多的是越来越复杂的规范复合体;复合体内部的规范新陈代谢也使得规范生命周期变得完整,这对解释规范竞争、侵蚀和死亡等具有重要助益。由此而来,非西方国家的规范性崛起战略既要充分利用安全化逻辑实现创新,又要兼顾规范复合体确保其延续性。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主要有三项基本要素,即国际权势分布、国际规范体系和跨国价值观念体系,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秩序的关系主要就是它与这三项基本要素的关系。就其根本维度而言,当今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概可以被简约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中国这个富有文化特征的巨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交往和人口流动等各个领域,以迅速增进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和"缠入"外部世界,由此可以说,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全球性国际体系的重大扩展;第二,"中国崛起"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国际权势结构的变化,它的长远效应越来越有可能是变更性的。按照常理和现当代世界的基本经验,国际体系在广义界限上的重大扩展,连同国际权势格局的如此能动     

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

面对新的周边环境和国际挑战,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周边外交政策进行了适时调整,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即是这一调整的集中体现。周边外交政策的调整表现为:周边外交在外交全局中的地位获得提升,处理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的理念由"互利"到强调"惠及",政策目标由维持周边稳定和密切经济合作提升为建设"命运共同体",总体上突出更加奋发有为地全面推进周边外交工作。文章根据政策调整的主要方面,结合现实问题和有关周边外交政策的争论,重点分析了"亲、诚、容、惠"理念及其相应政策问题,认为周边外交工作的重点应偏向争端解决与区域合作等突出的议题。     

民相亲，心相通——习近平民间外交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民间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间外交,如何开展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等重大问题,创立了习近平民间外交思想。习近平民间外交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的民间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对于创新民间外交、促进总体外交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开拓了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们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积极适应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新角色,坚定不移地深化中国特色民间外交,推进对美民间外交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试论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外交与大英帝国的崩溃

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影响、修正和制定国际规则来塑造有利于本国的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治理平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为主要治理平台的国际贸易体系就是英美之间经济外交较量的结果。在美国经济外交的强大攻势下,大英帝国最终走向崩溃。当前美国和欧盟加快推动"大西方"战略,主导新一轮国际规则的形成,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变革,积极参与此轮国际规则的制定,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秩序,这既是中国经济外交必须经受的严峻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重大机遇。     

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天道仁礼”与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关系性思维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迥异。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以先秦诸子为源流,有"天道仁札"的通贯系统。"天"是中国人心中万事万物的本原和统摄;自"天"下降有"道"、"仁"和"礼"的范畴,它们开始关乎人间秩序。通过系统整理以"仁"为核心的关系性政治哲学,文章进而为汇通中国传统和现有国际体系的话语打下基础,为中国外交的顶层、观念设计,甚至为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以中国上升的物质实力为依托,沟通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语言学、存在主义、关系和实践等本体论转向,这一顶层设计可以通过系统性反思现有国际社会话语体系来突破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瓶颈。中国理应在关键大国关系的构建、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政治哲学体系。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海事保障与中国角色

海事是指关于人和船在何种航行环境下进行哪些水上活动的事务。为了有效应对人类在利用和经略海洋过程中遇到的海洋环境威胁和海上安全挑战,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于海洋安全的海事保障,并进一步兴起了以海上安保与海洋环保为主要内容的海事合作。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逐步推进,有关各方必然将面临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在此基础上,中国与相关国家产生了提供充分海事保障与加强国际海事合作的现实需求。对于中国海事来说,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可以从大国协调与机制完善、规范重塑与标准修订、国际交流与队伍建设三个方面入手,寻求建立一个涵盖重点港口、支点国家与辐射对象的国际海事合作网络,这将会有利于保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顺利建设,有益于促进中国周边外交的有效开展,有助于推动大国间的安全合作。     

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

追求"法国领导的欧洲"是法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欧债危机改变了欧洲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欧洲经济治理领域和外交安全政策领域权力结构的分化。面对一个失衡的欧洲,萨科齐时代的法国在追求欧洲领导权上呈现出两个不同的路径: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展现强势的领导和进攻性,在经济治理和危机应对领域与德国共同领导并展现出妥协性。危机使得"法德轴心"再次成为欧洲事务的领导核心,但却呈现出"法国主张、德国内核"的特征。法国大选和左派的上台为再平衡提供了契机,奥朗德时代的法国在追求欧洲领导权上呈现出了新的路径:通过内部和外部制衡来平衡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势,追求一个更加平衡的欧盟。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制外交到威慑的转向,奥巴马执政初期和中期通过强制外交政策逼迫中国"澄清"南海主张及其法理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逐步由注重强制外交转向更具被动防御性的威慑,以慑止中国主导南海的进一步行动为主要目标。美国的政策转向受到中美南海战略动机不对称因素的深刻影响,也与美国实施强制外交的策略性失误密切相关。基于强制外交转向威慑政策的路径分析可以大体判断,延续在南海对华威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通过对其政策目标的重设和威慑强度的调整,美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中长期政策走势奠定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