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东亚外交与安全政策:自主抑或追随?

针对欧盟在东亚是非安全行为体和美国的追随者的传统认知,本文从欧盟在东亚的政策目标设定、实现政策目标的资源以及对东亚安全与稳定的贡献出发,论证欧盟在东亚地区是安全行为体并具有政策自主性。欧盟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在东亚政策上的自主性是相对于美国而言的,即具有关系性和相对性,并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与此同时,由于欧盟与美国是"价值观伙伴",在东亚地区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欧盟通过政策宣示、政策对话和硬安全领域的政策一致性等保持其自主性和跨大西洋联盟之间的平衡。     

东亚国家间信任生成与流失的逻辑:本体性安全的视角

信任的缺失已经严重影响到东亚一体化进程和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那么,引起东亚国家间信任生成与流失的逻辑是什么?文章试图从国家本体性安全与维护国家本体性安全的国际秩序这两个变量的互动关系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东亚国际秩序、国家本体性安全与国家间信任之间存在逻辑关系,即在能够有效维护国家本体性安全的国际秩序中,国家间的信任水平较高;而在无法有效维护国家本体性安全的国际秩序中,国家间的信任水平较低。依据这一逻辑,文章在考察了这两个变量在东亚国际秩序演化进程中的相互关系后,重点关注后冷战时期东亚国家间信任的变动,并指出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一方面提供了维护各国本体性安全的保障,引起东亚国家间信任的生成,另一方面又激发了东亚国家的本体性安全需求,引起东亚国家间信任的流失。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

本文旨在分析影响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动力要素及其作用方式。在对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包含外来威胁与域外力量介入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性要素——包括规范建构、交往与社会学习、国际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人民参与——共同推动了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这两方面的动力通过促进地区共同利益、增进成员国互信、塑造集体身份等方式来实现成员国对地区内部"和平变革"的期待,从而增强安全共同体的"一体化"。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内外动力的作用下缓慢向前发展。其中,应对外在安全威胁的共同需求及增强与域外力量抗衡筹码的共同利益促使成员国不断加强内部团结,而东盟集体身份也在与域外行为体的交往中得以实现。但地区内部进程中各要素的缓慢发展,导致共同体内部推动力不足,反过来制约了共同体的内在发展进程。     

美国《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研究

美国《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于1982年出台,旨在管控美国报刊杂志与新闻媒体等大众传媒机构对国内外情报人员身份的泄密行为。一方面,《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的出台有效地控制了喧嚣一时的泄密行为,保障了情报人员的人身安全,捍卫了美国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该法案对未授权信息泄露的管控使得记者等"公众喉舌"无法有效行使其"第四种权力",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原则。可以说,《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是美国在安全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点的一次尝试。对该法律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间的矛盾。     

国际关系中的“关系”理论与“后华性”实践

在国际关系研究文献里,20世纪末发生了"关系"转向,不同知识社群之间展开了一种以"关系"为主题的学术对话。每一个国家在行动的时候,都必然表达出国家的身份认知,而这种国家的身份认知已经包含在该国的历史、地缘关系脉络里早已形成的与其他行为者及地缘生态之间的"关系"。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在国家身份中已然具备的"关系性",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大家都拥有的"共同性",可以促成彼此接受,确保国际秩序。"共同性"可进一步分为"前置共性"和"即兴共性"。前置共性是在自己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影响自己身份认知的某种与他人或环境之间的共性,这方面的讨论常见于英语的文献里。即兴共性是一种策略性的身份战略与角色安排,是在实践一种为了营造共性而不断开展的"后身份",从中国的角度看,这无异于是为了在他人的身份中开辟"中国性"或"华人性"而调整自己。如此因应他人而不断调整的后身份,在概念上无法加以定义,因此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后华性"的研究议程,追踪国家或地区行为者之间如何营造并识别彼此共享的中国性或华人性,以有利于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对难以捉摸的"即兴共性"进行实证研究。     

“全球英国”:英国政府、反对党、智库和媒体的话语分析

本文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出发,对比考察英国官方话语、反对党话语、智库话语以及媒体话语中的"全球英国",以反映英国国内主要政治行为体对于官方打造的全球性行为体身份产生的不同反馈。英国政府官方话语建构的"全球英国"是一个具有积极开放理念和行动状态的全球性行为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守卫者、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捍卫者,并且拥有丰富的外交、防务、软实力资源践行这些身份。反对党(工党)话语建构的"全球英国"则是全球冲突的解决者、人权斗士,能够综合运用外交、防务和发展手段践行上述身份。智库话语建构的"全球英国"是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价值观的综合推动者、全球发展领导者、全球性战略设计者和政府改革者,并且能运用相应的防务、外交、发展、软实力资源实现这些身份。媒体话语建构的"全球英国"更像是政府自相矛盾的虚假宣传口号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缺乏资源实力进行实践。     

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分析

国际体系变迁是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界定标准的差异,国际体系变迁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区分。本文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是以时空标准来进行区分的。由于这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存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连接关系,因而这种归类有助于避免机械地将"体系本体转型"与"体系要素转型"割裂开来。在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不同——同质性与异质性——国际行为体之间,其结构性权力变化、结构性权力的持续时间和稳定性,以及结构性权力来源领域的相对重要性等,在这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充分体现了这种差异。如果当今正在发生的是又一次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即从现代国际体系到后现代国际体系的变迁,那么其对新型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法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软实力建构——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通过为例

当今专业性国际组织在解决全球问题中的作用凸显,各国在参与专业性国际组织活动、承担国际义务的同时也将这些组织作为塑造和展示国家形象的平台。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于软实力要素集中是最具合法性的承担软实力建构的政府间组织。法国是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具有软实力优势的西方大国,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建伊始它便将该组织视为其软实力构建和展示的重要平台和场所。其间在该组织框架下提出"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并酝酿和推动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通过梳理这一理念的提出和《公约》的通过,剖析"文化国家"法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软实力建构过程和方式,以期伴随着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角色身份变化,为我国在该组织中的多维度软实力建构提供有益的经验。     

欧盟的规制性贸易议程及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实施诉求

近年来,欧盟越来越寻求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就投资、竞争、环境和劳工等领域达成规制性(regulatory)协定。欧盟为什么选择WTO而非其他国际组织来寻求规制性目标以满足这些新需求呢?本文提出两条原因:第一,国际贸易谈判中议题的关联性已由单一的市场准入权互换向市场准入权与规制互换转变。内部民意的多样性以及决策达成共识的需要,使得欧盟特别依赖于这种广泛的议题关联性。第二,WTO的司法化及实施交叉报复的可能性加强了其承诺的可信度,相应提高了该组织在跨政策领域实行关联议题谈判的吸引力。本文将揭示这两条原因如何促进了欧盟将规制性议题提上多哈发展回合议程的努力。     

中国的身份认同与南海国家利益的认知

近年来,随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的不断升温,如何界定中国南海国家利益的问题愈发显得重要。身份认同的研究路径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框架。身份认同是一国对"我是谁"的认知,这一认同影响了国家行为体的战略界定,并进而影响一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认知。目前,关于中国的身份认同存在"普通国家"与"体系大国"的双重认知,导致在国内产生有关中国南海国家利益的不同认知,同时,国际社会倾向于通过崛起国的身份来解读中国在南海的战略目标。未来中国崛起国的身份认同一旦在国内处于主导地位,将会导致南海政策的重大调整。     

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     

国家身份视角下蒙古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国家身份构建影响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而且在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中,国家身份(预期)面临被弱化或强化的趋势,影响国家对国际组织认同的变化,进而影响其与特定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蒙古国在个体身份、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方面,均致力于重构国家身份。对国家新身份内容与意义稳定性的珍视,影响蒙古国对上合组织认同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之间的关系长期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个体身份上的显著差异,制约了其对上合组织的认同水平;其次,相对于邻国和"第三邻国"的角色身份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使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保持适当的距离;再次,蒙古国对自身民主国家类属身份面临弱化的担忧,成为阻碍其对上合组织认同水平提升的深层次原因。上合组织扩员后,蒙古国持"积极参与,缩小距离"的态度,尝试增进与上合组织的关系。     

南海争端“双轨思路”下的制度建设略论

南海域内国家利益冲突是南海争端的肇因,而域外势力干涉,以及在法律层面上约束各国在南海地区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及争端升级预防机制的缺失,也是争端升级的原因。中国于2014年率先提出"双轨思路"来积极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应就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进行磋商作为"一轨",而"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则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共识,应是"二轨"的重点。随着参与、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扩大并深化与他国的合作,中国与有关国家应秉持国际合作精神,早日完成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开始讨论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以解决各方共同遵守的南海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动因、角色与困境

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移民、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同时受欧盟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动机驱使,欧盟谋求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有意同美国的中东政策拉开距离。虽然中东和平进程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取得成效最多的领域之一,但由于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直面临期望-能力差距的困境,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更多的是在经济援助上发挥主导作用,政治进程仍被美国主导。欧盟想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行为体角色,需要突破自身在外交与安全领域所面临的期望-能力差距的困境。本文从地缘政治理论出发,基于国际行为体属性和期望-能力差距两个分析概念,对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动因、角色与困境作一分析。     

“文明开化”政策与明治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特点

国家作为行为体,由显性的"组织体"与隐性的"文明体"交织构成。"文明开化"作为日本明治维新三大政策之一,配套"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国家"组织体"建设,成为近代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的重要内容,自上而下改变了日本民众的观念意识,对于明治日本的近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对于明治维新及其"文明开化"政策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学领域,在其基础上引入心理文化学理论工具聚焦"文明开化"政策,可发现明治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三大特点,即强调"神国""皇国"优位的绝对性;重视国家间的序列性;建构封建军事资本主义国家的迷幻性。     

构建“东北亚人类安全共同体”中的人类安全议题和国际机制探索

韩国朴槿惠总统自从2009年以来提倡"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并向美中等国家寻求支持。"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就是以韩国和朝鲜为主,包括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蒙古等亚太国家和非国家行动主体,培养非传统安全或是软性安全热点问题合作。但该构想存在许多问题,如美国是否作为参与国加入,议题是否包含传统安全和制度化水平问题。如果美国加入,那么,东北亚区域固有的人类安全议题的选择混乱或将引起东北亚的认同性危机;议题的最终目标如果是传统安全,那么非传统安全或软性安全的重要性将被削弱;在制度化水平方面,习惯和惯例的制约性和实效性将成为问题。本文提出了作为东北亚区域内国家间的和平合作体,形成针对人类安全议题的"东北亚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方案,研究人类安全理论和国际机制并验证了其合理性。由此,确认了仅限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人类安全范围内形成共同体的合理性。     

高速崛起大国的“蜀汉困境”与自我身份重构

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且内部战略相对理性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个高速崛起的大国会突然偏离原有的理性战略而去追求新生的孤立战略目标?文章认为,这种战略偏离源于自我身份重构过程中产生的身份压力,而身份压力则来自于对自我身份的不恰当重构,这是一种内生观念性崛起困境。通过对三国时期蜀汉与江东两大集团崛起过程的比较研究,文章验证了关于内生观念性困境的两种假设:(1)自我身份重构所产生的身份压力区间与对原理性战略的偏离程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在大国因实力上升而进行的自我身份重构中,越倾向于认为"我外皆敌",越容易发生对原理性战略的偏离,追求新生的孤立战略目标,进而造成实力的无谓消耗;越倾向于认为"我外皆人",则越容易坚持原理性战略,抵制新生孤立战略目标的战略诱惑,从而实现持续崛起。因此,所谓"蜀汉困境"是指大国因"我外皆敌"的自我身份重构产生巨大身份压力,在战略诱惑下偏离原理性战略,进而导致战略失控,甚至崛起势头的丧失。最后,文章就此探讨了中国在高速崛起过程中的自我身份重构问题。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概念,体现的是政治语境的互动关系,指国际行为体为改变其他行为体的行为而施加的影响或施加影响的能力。这种能力无论体现为强制方式还是非强制方式,最终都是要使他者的意志发生改变。判断行为体互动是否是权力关系,有两个维度,一要看行为体是否具有政治意图,二要看互动结果是否体现了权力的影响。由于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可能把权力作为目的,也可能作为手段,因此在权力政治中会有不同的行为模式。     

从“臣民”到“公民”: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者法律身份的嬗变

在北美殖民地建立以后的很长时期内,"臣民"概念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包含"公民"概念,两者并不冲突。直到独立战争爆发以后,殖民者才开始将这两者对立起来,并在州立宪过程中摒弃"臣民"概念,改用"公民"作为宣布独立的各前殖民地或新独立邦之居民的新法律身份,从而催生了现代"公民"概念,推动了殖民者由"臣民"向"公民"的嬗变。     

欧盟的“韧性”与东盟的“抗御力”——一项区域核心概念的比较研究

当下学界流行的"韧性"(resilience)术语是2016年欧盟"全球战略"中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与印尼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东盟在1976年写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抗御力"(resilience)属于"同词异译"。"韧性"与"抗御力"之间既有异同,也有联系。其中,对国家实力、区域安全、综合与合作的安全治理这三种基本要素的共同强调是"韧性"成为东盟与欧盟共有概念的关键。这三大要素的凸显又源于东盟和欧盟前后经历的相似的域内外安全形势以及二者在规范与机制层面存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但是,韧性与抗御力之间在规范扩散路径上亦存在显著差异,规范语境、规范设置行为体及规范-机制关系等方面的不同是这种差异的主要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