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配置欠缺及其法治完善

本文在阐明现阶段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欠缺的基础上,积极探究域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配置的经验,并时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进行法治化思考,以期有助于法治化实践.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完善

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在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凸现各自独特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变时期,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许多现实问题的出现,表明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存在不协调的问题。本文试对现状加以分析,提出了从内在层面进行权力划分,从外部层面加强法规的构建作用及建立协调机制,以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     

浅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分权化改革,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呈现出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趋势,地方获得了更多经济和行政权力,推动了地方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但是,在这种权力分配格局下,也存在着诸如地方权力过度膨胀,权力配置不合理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理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包括保障中央的宏观调控地位,树立中央的权威;推动有效的地方分级管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制化、制度化。     

权利社会与权力配置

本文在揭示权利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对古代权力社会的对比,得出当今社会是权利社会的结论.权利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和核心,人的一切活动既基于权利开展,又以权利为归宿.紧接着,试图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找到在权利社会中如何进行权力配置的切入点.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的初衷是对权利的保护,而权力的不合理设置也会导致侵犯权利,它们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对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在明确控制权力的指导思想下,要合理的配置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     

论我国权力配置的完善

针对当前我国权力配置存在的三大方面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提出党政权力配置、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及横向权力配置的完善措施,具体需通过立法完善推动实践操作的完善,如公开权力配置,加强权力配置的合理实施等。     

中央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法治路径--“中央权力行使指南”的提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一国两制,依法办事"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了中央以法治路径推进大湾区建设的理念。在以法治路径推进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由于"一国两制"的实施,以及大湾区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的战略要求,中央权力易于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中央权力易于越位,即突破宪法、基本法等法律,逾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界限;另一方面,中央权力易于缺位,即过分强调地方自主协作,忽视中央权力的重要作用。为了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大湾区建设中有效实施,做到中央权力不缺位、不越位,有必要结合大湾区建设所涉及的事项,根据地方推进该事项的意愿与权力,将这些事项分为四类,依据宪法法律针对性地提出"中央权力行使指南",明晰中央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法治路径。     

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规范基准研究——基于经济法理念的思考

目次一、政府经济权力及其经济法规范二、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中的民众和市场角色三、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民众公益规范基准四、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市场机制规范基准五、结语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关涉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以及国家稳定的大局。而彻底廓清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的配置关系,则是解开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戈尔迪之结     

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决策活动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本行政区域内履行地方立法、人事任免、决定重大事项以及监督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职责,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进行权力决策活动的主要任务。这种权力决策活动和地方党委的政治决策、人民政府的行政决策,共同构成了地方的领导决策体系。研究探讨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决策活动,对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更好地行使各项职权,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法治化选择——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为视角的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同构性及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方式的行政化是我国纵向权力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应以法治化为且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间事权划分法治化的成功经验,逐步完善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法律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社会权力结构的优化作用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上的一场革命,同时也必然给我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带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将是促进我国社会权力结构的优化,从而有利于扩大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下面我们对此作些简要论述。所谓社会权力结构就是社会权力总量中由国家行使的部分同公民保留下来自己行使的部分间的一种量上的比例关系。现代民主宪政体制,不论属于哪一种类型,至少在宪法和法律上都承认一切权力(或主权)属于人民,即承认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本位主体。但是,在社会的实际政治过程中,人民总得或多或少地将一部分权力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他们自己则直接行使未委托出去的那部分权力并监     

法律监督理论下检察权的配置

研究检察权的配置应当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切入。单一制国家的“大国司法”，由上而下的“推进型法治”，公民缺乏监督意识，议行合一的宪法体制，强大的行政机关，导致我国有必要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也决定了我国法律监督以制约行政滥权为重要目标，因此应确立行政公诉制度，加强侦查监督，维持并弱化审判监督。为实现法律监督功能，应当采取检察一体化，但应当注意检察机关内部配置检察权的分权。     

论检察权性质的合理定位

关于检察权性质的研究,是近几年的热点。然而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我国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定位于司法权,已得到宪法之确认;作为一个法学问题,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性质之争却一刻也未曾停歇。关于检察权的性质,我国学术界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几种观点。我们应该结合实际来对我国的检察权性质作出合理定位。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现状分析——以江苏法院为例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以来,江苏省各级法院积极行动,提高认识,采取措施,实践证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等司法改革在江苏法院已经或正在产生一定的效应。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法院职权受行政权制约无法有效运作,法院职权被地方化困扰不得摆脱羁绊等。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是由其背后的具体原因决定的。必须审慎对待当前的司法矛盾,认真做好优化法院司法职权配置工作。     

中国农村法律权威重建的思考

主要通过农村中出现的一些实际事例,说明中国农村中现存的一些主要问题。然后通过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回溯以及其同现今治理模式的比较,指出现在农村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以士绅阶层组织的宗族势力为载体的伦理道德权威的消逝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直接干预的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国家政治权威的离场造成的农村权威的缺失。我们需要重建权威,但在现代国家的宪政和法治理念下,我们能够建立也必须建立的新的权威只能是法律权威。而这种法律权威的重建,在现在的农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实现这种权威。     

完善我国现行税收立法权限体制

本文详细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的不足与缺陷:税收立法权限横向划分不明确,税收授权立法范围过大;税收立法权过度集中于中央,地方行使的税收立法权限过小。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的具体对策:依法明确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国家税收立法权应集中在国家权力机关,完善税收授权立法制度,授予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部分地方税的立法权。     

清末改革司法职权配置考察

清末改革中按照立宪政体和三权分立模式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体系,但法部的司法行政权过大,处处与大理院争权,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构成阻碍。大理院内审判权与检察权初步实现了职权独立和相互制约,但对外都受到法部的制约,难以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清末缺少足够的新式法律人才、配套法律和财政支撑,社会也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尤其是清政府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和政策统一的指导思想都影响了新建立的司法权体系的独立运行。     

论影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因素及加强途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的需求将不断的增多,对政府管理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加强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就成为摆在我国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本文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加强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是我国政府面临的时代要求;影响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主要因素;加强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基本途径。     

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之优化——以地方性影子银行的监管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各类地方性影子银行的涌现及其引发的诸多地方金融风险事件,使完全依赖中央政府一己之力的垂直监管模式弊端凸现,地方金融监管的补充作用越发明显。长期以来,我国较关注金融监管权在中央部门间的横向配置,对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配置几无触及,导致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实现只能端赖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一事一议”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乃至政策的授权方式,缺乏应有的正当性。地方金融办也因此“名不正、言不顺”,普遍存在职能错位、监管权被随意干预和监管资源配备不足等困境。是故,国家应尽早通过更高位阶的立法对“央地”金融监管权的配置加以优化,包括明晰“央地”金融监管边界,一揽子授予地方完整的金融监管权,设置相应的外部监督问责制度,并建立起以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为主导的纵向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使两者形成监管合力,依法共治。     

司法权威·法官规训·制度网络——对法官角色的一种法社会学分析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充当着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而实现良善的治理效果却是以"治理"法官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对法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知识规训、体制规训、道德规训等多个层面来进行的,而我国传统家国式的治理模式,行政与司法合为一体,法官不仅没有获致应有的权威性,而且治理法官的机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当前我国应该通过多重规训机制的综合来逐渐调和司法职业化与生活化、法官精英化与法院官僚化之间的现实冲突.     

构建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体制的思考

一部法律的执行体制是否健全、合理,是否能发挥其相应的作用,是判定该部法律能否成为真正有效的法律的依据.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执法体制及相关内容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为了构建科学合理的反垄断行政执法体制,应该考虑一些重要因素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着重处理好各执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执法机关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同时还要进行合理的权力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