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虚假广告罪适用难的理论思考北大核心

虚假广告罪适用难具有普遍性,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利用广告虚假宣传是实施欺诈类犯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对于已经造成较大财产损失等危害结果的,一般认定为诈骗等欺诈类犯罪,无虚假广告罪的适用空间;因行政法对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违法责任的规定,与刑法的责任要件相悖,无法适用虚假广告罪对其进行惩处;立法设置虚假广告罪的本意是借助刑法的提前介入,惩治利用广告虚假宣传的行为,但追诉标准却错误地按照结果犯规定入罪标准,造成应适用、能适用的行为亦无法适用。     

论房地产市场虚假广告行为之刑法规制

近期我国房地产市场回暖,除了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的因素外,房地产广告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房地产广告违法违规的现象比较严重,为了遏制房地产市场虚假广告行为、保护广大购房者的利益,应当加大对房地产市场虚假广告行为的打击力度,情节严重的应以虚假广告罪加以定罪处罚。     

试论虚假广告罪的认定

虚假广告罪是新刑法增设的一个罪名。它是指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行为。由于广告主体作虚假广告的程度不一,形式多样,目的各异,以致虚假广告罪的认定问题令人困惑。一、虚假广告罪与非罪的界限从新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可以看出,虚假广告罪是情节犯,“情节严重”是构成该罪的必备客观要     

明星代言食品 应受法律规制

5月3日,最高法院出台《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即便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不知道广告中的食品系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有毒、有害的食品,依法不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但明知广告内容虚假而作虚假宣传的,也应当依照刑法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而对于明星为问题食品代言要不要承担相应责任,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司法解释规定的犯罪主体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从一般理解来看,不包括做广告代言的明星。"(5月4日《北京日报》)     

中国广告的罪与罚——以首例虚假医疗广告案为例

本文以2007年11月9日宣判的中国首例虚假医疗广告案为例，分析这起案件的得与失，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虚假违法广告的具体情况，剖析“虚假广告罪”的主体认定和量刑适用。因此，在《广告法》修订一时尚难完成的情况下，有法必依、法尽其用才能更有效地遏制当前各种虚假违法广告。     

论检察机关对网络虚假广告的监督

本文分析了当前网络虚假广告的主要表现形式,梳理监管网络虚假广告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重新认识虚假广告罪的法益位阶及构成要件

虚假广告罪几乎沦为一个死罪名,其原因在于相关司法解释对该罪法益位阶的错误认识,并因此难以适当地确立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本罪为侵害复数法益之罪,在其法益位阶上,市场交易秩序为优先序位法益,属个人法益的财产权利的为次位法益,而非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与之相反的位阶次序.对市场交易秩序侵害的效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子效应,因此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应回归虚假广告罪的刑法本条的规定,选择相应的行为内容,即虚假广告行为的投放持续时间、在媒体宣传的频度、对媒体的覆盖范围以及广告本身的虚假程度等来综合说明本罪的社会危害性.     

略论虚假广告罪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商业广告日益渗透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 ,不法分子利用虚假广告非法牟利的现象日趋严重 ,针对这一情况 ,新《刑法》第 2 2 2条增加了虚假广告罪这一新罪名 ,以打击此种犯罪     

论虚假广告侵权的法律责任

广告侵权这一行为应该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广告侵权行为中常见的现象就是虚假广告侵权行为,行为人通过虚假广告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由于广告侵权行为的行为主体多元性,需要对广告侵权的法律责任制度进行重构。本文结合我国最近发生的虚假广告案件,对广告侵权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同时还对如何加强广告监管,促进广告行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虚假荐证责任性质之辨

虚假荐证责任是指广告荐证者在广告中进行虚假荐证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广告进入契约的立法实践并不能为广告荐证者承担契约责任提供可能,其本质上系侵权责任,属于广告侵权责任而非产品侵权责任.对于虚假荐证责任我国立法采“虚假广告说”,这实际上模糊了虚假荐证与虚假广告的界限,我们应还原虚假荐证责任“虚假荐证”的本质.     

Image construction versus empirical evaluations: automobile safety

The present study expands upon earlier work examining advertising as it rela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ty-related images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Comparisons are made between automaker portrayal of vehicle safety in magazine advertising and their real-world safety-related performances. Such an analysis enables suggestions regarding, whether or not, the extent to which particular automakers demonstrate a misleading concern for safety and potentially produce false advertisements that violate the standards of law. In this sense, misleading claims related to automobile safety could be considered corporate deviance,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false advertising practices. This paper examines safety and vehicle marketing, a noted gap in recent literature, by looking at three magazine publications over the course of five?years and comparing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assessing the extent to which automaker crash test evaluations correspond with their socially constructed, safety-based imag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utomakers are largely accurate in their advertising practices with regard to promoting and supporting safety claims.     

非法拘禁罪若干问题研究

成立非法拘禁罪,不要求被害人认识到自己被剥夺自由的状态.非法拘禁罪是一种典型的继续犯,其行为应在一定时间内处于持续状态.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必要时可以按照非法拘禁罪论处.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界限的关键区别在于主观目的的不同.     

广告荐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司法认定——针对《广告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60条的研究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日前出台了《广告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对广告荐证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做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从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上看,《广告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60条与《食品安全法》第55条的规定基本一致,即要求"其他广告参与者"在广告中的角色为产品的荐证人;其行为构成虚假荐证;消费者有受损的事实;荐证行为与消费选择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依据这些责任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对荐证人和虚假荐证的认定、因果关系的判断以及具体责任形式的确定等问题,都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明确。     

论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是一种面临特定伦理基础的法定犯,也是国家通过刑法重建市场信用规则 的一种手段。该罪保护的法益(即犯罪客体)是一种超个人的社会法益,即公司的信息公开制度。 因此,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犯罪构成模式应由结果本位向行为本位转换,同时,在定罪时也要考 虑量的因索,处罚最值得处罚的行为。     

软文广告的形式、危害和治理——对《广告法》第13条的研究

软文广告在目前我国的大众媒体中盛行,这缘于它在较多情形下比虚假广告更能激发受众的购买欲望,以及政府打击的不力、受害消费者权利主张的困难等原因。为抑制软文广告,有效的治理对策是必要的。制度的完善应该从广告标记、法律责任等方面展开。在广告标记方面,应该重视广告主体运用非语言信息规避法律的问题;在法律责任设定方面,由于软文广告的危害较长时间以来被严重低估,因此应该全面评估软文广告的对消费者、媒体的消极影响。应该加重媒体的行政责任,设定其他责任主体的行政责任,并增设责任主体的民事责任等。     

新权利的生成:以“户外广告发布权”为例

随着户外广告市场的繁荣,各地纷纷通过地方立法确立了户外广告发布制度,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模式。梳理这四种模式的演变思路发现,政府的角色从行政许可主体逐步演化为户外广告发布权的产权主体。这里的户外广告发布权是地方立法创设的新权利,它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物权权能的权利化趋势。然而,地方立法创设的新权利并不具有当然的合理性,一项新权利的诞生不仅取决于法律规定,更取决于实践的需要和理论上的内在合理性。从理论研究角度出发,法律必须慎重对待新权利的诞生,防止因权利泛滥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     

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的争点问题

刑法第311条规定之罪的罪名应当被确定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该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机关对间谍犯罪的侦查活动.该罪行为在时间、内容及程度上均有其特定性.该罪主体应当是特殊主体,其罪过形式应当是直接故意.在认定上,主要应当注意该罪与包庇罪、伪证罪及妨害公务罪的区别.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的新增罪名,虽然其在犯罪构成上与斡旋受贿行为有相似性,但在具体理解上却有明显的区别。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不仅包括了近亲属还包括了“其他”密切关系人,在近亲属的理解上应当采取民事关系认定中的广义概念,在其他密切关系人的认定上要结合客观条件具体判断,做到主客观相统一。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利用影响力时,应按照一般人的标准进行事前判断,在影响力对象的判断上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能犯的判断方法——危险概念的理性探析

不能犯的认定过程就是危险的破译过程 ,而危险说之主观的未遂论和客观的未遂论 ,分别只就某个片面来看待危险 ,客观的未遂论又从片面之片面展开分析 ,把行为的危险和作为结果的危险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立起来 ,未能统一地、总体地对待各部分的危险性 ,以至于各说均不同程度地面临顾此失彼的选择困境 ,因而不能得出共识的结论。本文紧紧围绕行为的性质这个核心问题 ,归纳了不能犯认定上的“八字法” ,即“质量、有无、是否、真假”。对于手段不能的情况 ,采取“质量判断法” ,即看行为人所采用的手段与未能达成的危害结果之间 ,是属性不妥还是数量不够 ,前者是不能犯 ,后者则为未遂犯 ;对于客体不能的情况 ,采取“有无判断法” ,即看行为人所指向的客体是否存在 ,不存在是不能犯 ,存在则是未遂犯 ;对于主体不能的情况 ,采取“是否判断法” ,即看行为人是否具备刑法所规定的意图之罪的主体资格 ,不具备的是不能犯 ,具备的则是未遂犯 ;对于状况不能的情况 ,采取“真假判断法” ,即看行为人实施行为时 ,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该罪的特定情景状态是否真实 ,不真实的是不能犯 ,真实的则是未遂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