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法律性质考察——从若干相关行政、司法实践而展开

社会抚养费制度作为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和保障的一项重要措施,其法律性质为何依然争议不断。通过分析近年来有关社会抚养费的司法判决可以发现,实践中仍然有不少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将征收社会抚养费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对待。从社会抚养费的规范依据和理论基础来看,将社会抚养费当成一种行政处罚均难以成立。社会抚养费应当属于超生对社会所造成负担的一种经济补偿。对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对象、标准、程序和对权利限制的制度都有待重新评估。     

经济诱导措施与行政法的实效性保障——以社会抚养费为分析对象

经济诱导措施适用于禁止与放任的中间地带,通过经济手段来影响私人的行为动机,进而促进公益上所希望的目标或抑制公益上不希望的目标。生育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但控制人口数量又被国家视为重要公益事项,故计划生育行政成为经济诱导措施的典型适用领域之一。从生育调节的功能出发,将针对超生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定位于作为经济抑制措施的收费,而非行政处罚或填补公共投入的补偿性收费,可在计划生育义务的倡导性、生育的人权性等因素中作出合理的协调。社会抚养费虽不直接侵害生育权,但也应当符合财产权保障的要求,并接受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的控制。这也是对经济诱导措施的共通要求。应探索一套新的规则规范经济诱导措施,使其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传统手段一起,构筑行政法实效性保障的规范体系。     

行政处罚种类扩张论批判

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处罚种类扩张论得到广泛支持。学者们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型行为措施定性为行政处罚,并且基于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规范行政公权力的良好愿景,主张扩张处罚种类。修订通过后的《行政处罚法》有限度地扩张了处罚种类。然而,从行政处罚内涵和立法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处罚种类扩张论并不合理。一方面,通过考察刑罚处罚的特征和狭义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之区别可以发现,科处额外负担和非难是处罚的本质要素,典型非处罚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处罚之外。另一方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与扩张行政处罚种类并无直接关系,为了规范公权力而扩张处罚种类之考量也将随着行政法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式微,贸然扩张处罚种类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因而中间类型行为不宜纳入处罚种类。确立“少而精”的处罚种类,才有利于实现对行政处罚的专业性精准规制。     

非婚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范围之界定

实践中对于非婚生育是否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存在争议,而争议的背后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解读和理论适用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非婚生育社会抚养费在行政收费原理下应围绕国家主体以概括量化的数字形式确定范围,避免婚姻状态对费用征收范围界定产生的影响。同时,在规范视角下,法律规定的“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属于强制性义务,但不宜解读为禁止非婚生育行为。婚生与非婚生育本质上同属于生育行为,在同一体系内应当保证费用征收的同一性。因此,必须基于理论和规范的分析,方可界定非婚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范围。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理念与理论基础

生动的立法实践及法典化的发展态势业已表明，行政法法典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时代行政法的法典化要以行政实践需求为导向，基本旨趣应在于完善和发展行政法制度及理论体系，并立足于行政实践为行政充分授权，以促进行政权高效运行，促使行政对社会关切问题及时作出回应，进而深化改革，优化管理和服务，充分调动行政活力、社会活力、市场活力。但传统以规范主义和控权论为基础所建构的行政法理论体系，陷入了将行政法及行政程序等同于控权工具的理论认识误区。面向行政的行政法及其法典化的理念和理论基础，应超越行政权“恶性”“侵益性”的预设，由规范主义“控权”转向功能主义“授权”,“授权论”应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认知模式。     

论信用行政评价的属性及其司法控制——一种后果取向的分析视角

信用行政评价是信用行政惩戒制度中的关键环节,其合法性对后续惩戒措施的合法性具有决定作用。关于其行为性质与可诉性,理论上存在行政处罚、行政确认、主动信息公开和行政事实行为四种认识。司法实践中,法院虽然通过严格的规范演绎推理否定了信用行政评价的行政处罚属性,但是未能就其行为性质与可诉性达成肯定而统一的认识。后果解释在信用评价案件中具有可适用性,通过澄清隐藏在司法判决中的后果考量,并以后果权衡的均衡性为标准,应当将信用评价定性为行政确认和政府主动的信息公开。在审查进路上,法院应进行独立审查和分类审查,根据不同的行为定性采取不同的审查强度,建构不同的审查标准。     

从功利到道义:当代中国权利观念道德基础的构建

当今中国社会,以社会利益优先为内涵的功利主义权利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其存在的理论缺陷及其在实践中的不良影响已凸显了出来。道义论权利观念以人的尊严和自主性为权利之本,能更好地证成权利的平等性以及弱势群体的福利权,从而有效回应当下中国社会问题,显现出了其理论优势。虽然既有的功利主义权利观念基于传统和现实因素,依然拥有着较强大的影响力。然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道义论的权利观念将在两种权利观念范式复杂地博弈中,逐渐地确立自己的地位。     

论行政立法程序的正义价值

行政权对社会正义的侵害，首先表现在行政立法环节。因而，正当、合理的行政立法程序是保证行政立法科学、民主，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环节。本文从罗尔斯的正义论角度出发探讨行政立法程序的正义论价值，并尝试提出一些措施保证行政立法程序的正义性质的实现。     

社会抚养费存废之争

近期,《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再度引发社会对抚养费征收话题的关注.媒体梳理发现,“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以来,全国已有29个省份陆续修订了本地的计生条例,其中大部分都针对“超生”现象明确了社会抚养费标准.这项数额巨大、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行政收费,目前依然面临理论上的存废之争,以及立法和执法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社会抚养费何去何从,有待在全民讨论的基础上予以法治化审视.     

卡多佐的实用主义真理观——读《司法过程的性质》

对于卡多佐,学界基本上认同他是一个实用论者.但是,如果单从社会效用论的实用观出发,我们很难理解在卡多佐的司法观念中对法官精英化意识和遵循先例的强调,两者与社会效用至上的实用观存有一定的冲突.通过对《司法过程的性质》进行分析,并结合符合论和融贯论的基本理论,指出卡多佐的实用主义或实用论的真理观并非是绝对的社会效用至上理论,而是对符合论和融贯论之优点的综合借鉴,所以社会效用与法官精英化意识和遵循先例观念并存.     

我国环境行政处罚种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环境行政处罚是实施环境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环境行政执法中的经常性内容。当前，在对我国环境行政处罚种类的定性认识和立法设置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准确界定环境行政处罚与其他行政行为的界限，矫正行政处罚种类存在的突出问题，将对提高环境执法适用的科学性和效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责令改正之行为性质研究

责令改正是当前社会管理中大量采用的手段,但它的行为性质却难以认定,常被认为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乃至行政指导。从责令改正在现行法制中的分布状态来看,在责令的名义下寄生着远不止一种性质的行为。以体系化、谱图化的方式来解读它,可以看到在不同的适用情形下,存在着劝诫指导、行政命令以及作为行政处罚的天然效果而存在的三种性质。     

信用法律制度的若干前提性判断

法律上的“信用”是对社会信用体系这一社会现实的理论回应。信用在其法律意义上系由客观性的履约能力的评价以及主观性的履约品质的评价这两大要素构成，信用权兼具财产权和人格权属性，在定性和法律关系调整上更接近于财产权的性质，其与人格利益关联的部分则可由名誉权规范加以调整。对失信行为的救济和惩罚则分散地体现在民商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当中。     

论行政收费的理由和标准

行政收费乱象的根源不仅仅是法律依据的不统一,更在于收费理由和标准的不明确。长期以来,我国立法中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收费与公用事业或公益性服务价格、政府性基金、罚款、税的区别,另一方面又将代履行费排除在行政收费之外。尤为严重的是,税费不分导致收费成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因此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厘清。税与费的区分关键在于国家给付的"可归因于个人性",具体表现为额外成本、个别受益和经济诱导性,其中行政规费的理由主要是额外成本原则,特许规费、需要使用许可的使用规费、受益费的理由是个别受益原则,社会抚养费和拥挤性公共物品的使用规费则更多表现为经济诱导性。行政收费的标准包括对等原则和成本覆盖原则,需要根据不同的收费理由而定。     

论行政收费

论行政收费杨士林穆春玲行政收费，是国家为了调节收入与分配而依法设立行政收费项目和标准，由行政主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制性地取得行政管理相对方财产所有权的行为。行政收费的合法和合理与否直接涉及行政管理相对方的财产权益，因此，行政收费项目和标准应由国家...     

论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与行政组织法的发展

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是健全社会管理组织体系的重要体现。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必将对传统的行政组织理论以及行政组织法产生影响,回应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需求,必须丰富行政主体理论,发展行政组织法,以明确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法律地位,引导、激励和规范其管理与服务行为,推进行政法治。     

强制拆除法律属性二元论——以正在进行的违法建设切入

《行政强制法》第44条将强制拆除一概界定为行政强制执行，正在进行的违法建设也涵括其中，在严格的程序要求下，能否当场强制拆除，其性质如何，不仅立法实践、执法实践更加困惑，理论层面也存有争议。强制拆除正在进行违法建设的法律属性应归属为行政强制措施，其性质的界定应打破将强制拆除一概定性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关隘。强制拆除二元论的提出是对实践困惑、理论争议的回应。强制拆除归属于行政强制执行抑或行政强制措施，应根据具体适用对象的不同，结合具体情形，考量违法行为是否正在进行、是否给予相对人履行期限、相对人是否明确、情况是否紧急等因素判断。该法条的理解应该采取限缩解释，强制拆除简易程序的设置是下一步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论一事不再罚原则

我国行政处罚领域应该存在一事不再罚原则。其中,一事指符合一个行政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不再罚指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行政主体只能给予一个和一次处罚。复杂的事数形态和法条竞合领域也应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基于行政处罚主体的多样性,现行处罚种类性质上的不纯真性、过罚相当的有效性,该原则应该存在必要的例外。     

浅谈行政处罚查处分离工作机制

行政处罚涉及到社会的各个行业、方方面面,关乎到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且社会影响范围较广。在涉及到多个具体行政权力的行政处罚运行中,搭建一种科学、合理的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机制,对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有效提高行政处罚公正、公平的水平意义重大。而行政处罚查处分离机制则被理论及实践证明是一种较为科学的行政处罚运行机制。     

论行政处罚适用的构成要件

论行政处罚适用的构成要件●王志平行政处罚适用，即行政处罚的具体运用，它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认定行为人行政违法的基础上，依法决定对行政相对人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和如何科处行政处罚的活动。它是将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行政处罚的原则、形式、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