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行政处罚论之批判——写在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十周年之际

社会抚养费行政处罚论在现实中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历史、制度、理论和现实根源,但处罚论存在混淆社会抚养费的性质与功能,没有抓住社会抚养费的本质特性,忽视生育权的基本权利属性,计划生育义务性质认识不清,超生行为定性错误,缺乏世界眼光这六大谬误。社会抚养费定性应坚持行政收费论,摒弃行政处罚论。面对质疑和挑战,行政收费论应给予积极的回应,提升自身理论的逻辑自洽能力和回应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     

关于社会抚养费的几点看法

计划生育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我们国家的一项根本国策,其基本内容就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适当照顾生育二孩。而社会抚养费,是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目前在计划生育政策受到越来越多争议的同时,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问题也饱受诟病。笔者试图从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征收标准、征收难度以及社会抚养费的用途四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从政府管制的角度探讨计划生育问题——以四川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为例

在＂四川省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案件＂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对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评价时,态度是不一样的,本文在对该案件及所处的社会背景进行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该案件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分析。首先,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否合法进行了探讨,并分析计划生育的实行是否合宪;其次,从人权保护的角度关注政府计划生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程序设计和制度构建：利益平衡、扩大公民知情参与权。最后,从最优行政的角度考量,以社会持续发展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为基点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控制人口的目的。     

对“社会抚养费” 你了解多少

正近日,张艺谋"超生"事件再次提高了公众对社会抚养费议题的关注度。什么是社会抚养费?如何征收?怎么计算?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情况是否属于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范围?单独二孩政策对于社会抚养费将有何影响?只有厘清上述问题,才能明白社会抚养费的"来龙去脉"。社会抚养费从何而来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根据卫计委官方网站消息,社会抚养费不属于中央财政收入,也不属于卫生计生部门收入;社会抚养费不允许与计划生育支出挂钩,更     

上海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了做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     

对“社会抚养费” 你了解多少

正近日,张艺谋"超生"事件再次提高了公众对社会抚养费议题的关注度。什么是社会抚养费?如何征收?怎么计算?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情况是否属于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范围?单独二孩政策对于社会抚养费将有何影响?只有厘清上述问题,才能明白社会抚养费的"来龙去脉"。社会抚养费从何而来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根据卫计委官方网站消息,社会抚养费不属于中央财政收入,也不属于卫生计生部门收入;社会抚养费不允许与计划生育支出挂钩,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规定,我国的生育政策是国家规定基本原则,具体条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因此,这里的超计划生育子女的人,是指违反了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法规所规定的条件,超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人。     

经济诱导措施与行政法的实效性保障——以社会抚养费为分析对象

经济诱导措施适用于禁止与放任的中间地带,通过经济手段来影响私人的行为动机,进而促进公益上所希望的目标或抑制公益上不希望的目标。生育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但控制人口数量又被国家视为重要公益事项,故计划生育行政成为经济诱导措施的典型适用领域之一。从生育调节的功能出发,将针对超生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定位于作为经济抑制措施的收费,而非行政处罚或填补公共投入的补偿性收费,可在计划生育义务的倡导性、生育的人权性等因素中作出合理的协调。社会抚养费虽不直接侵害生育权,但也应当符合财产权保障的要求,并接受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的控制。这也是对经济诱导措施的共通要求。应探索一套新的规则规范经济诱导措施,使其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传统手段一起,构筑行政法实效性保障的规范体系。     

法眼看天下

福州:一对夫妇超生一胎被罚72万元据《福州日报》2月22日报道,长乐一对夫妇因违法生育,被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这是福州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最大的案件。2月4日,该夫妇缴清全部社会抚养费共72.7668万元,此举在当地起到了较大的教育和震慑作用。     

“抚养费”症结要内外兼治

首先我们应该脱下"抚养费"神秘而尴尬的外衣,明明白白把它放于无影灯下的手术台上,才有可能实现"病灶"科学剖析,时症治疗,解决争议问题。社会抚养费,目前主要通过一部法律和一部国务院办法作为法律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条、四十一条分别规定计划生育是国家基本国策,不符合本法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依法墩纳社会抚养费。国务院公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具体执行由地方按各自具体人口规划实际确定标准:用途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社会抚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提高立法质量,国务院法制办公室l1月20日向社会公布卫生计生委报送国务院审查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及起草说明等全文,公开征求意见。《条例》明确界定征收对象为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多生育的公民;对符合政策规定,但不符合程序规定生育的,不予征收社会抚养费。同时,统一了征收标准,明确了计征基本标准。     

论行政收费的设定和监督

近些年来“乱收费”现象愈演愈烈,使行政收费引起了社会重视。因为,虽然乱收费中不排除某些非行政性的收费,但行政收费的“乱”首当其冲。要治理行政收费上的乱,必须从规范行政收费设定上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行政收费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督。     

论司法对行业自治的介入

着行业协会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也逐渐凸显,特别是如何建立合理的对行业自治的司法介入机制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在处理好司法权与自治权关系的前提下,应当建立起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以保障成员免受协会自治权力的侵害；在综合考虑协会事务的性质、组织的地位以及权力的属性等多方因素的基础上,应当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间选择合理的司法介入方式；在允许司法介入行业自治的同时,应要求法院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并遵循必要原则,以防止对社会自治的不当干预。     

社会科学证据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启示

我国的民事、行政法庭中已经出现了社会研究报告这种全新的证据形式,它实际上是社会科学证据的典型代表。社会科学证据已经在美国经历了超过百年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出现的"布兰代斯辩论摘要"。在经历了司法实践多年的考验之后,社会科学证据终于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在美国获得了长足发展。如今,社会科学证据在美国的法庭中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国可以学习美国的经验,将社会科学证据放在科学证据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和应用,这将成为我国证据法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基于当前的司法证明实践,应当对社会科学证据的证据属性、证据形式、公证问题、审查认定规则等重点问题加强研究。     

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诉讼程序研究

在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案件,但我国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本文在对此类案件进行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就其处理模式、审理顺序、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行政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的冲突等问题作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论法院处理环境纠纷案件中的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是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我国法院在发挥司法能动性,处理环境纠纷案件方面作出了大量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司法保障。但法院在发挥司法能动性处理环境纠纷案件中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把握法院在环境纠纷案件处理中司法能动的向度,落实司法独立,引导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努力培养环境司法专业人才,发挥法官适用法律的能动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探索

最高人民法院从司法审查引发出对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探索,虽没有使用“自始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和“无效”等概念,却在民事诉讼领域形成了有关基础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形成了重大明显瑕疵的类型化和明显性判断标准,并形成了排除具有重大明显瑕疵行政行为公定力、相对人拘束力和司法强制执行力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雏形,为我国今后立法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探索轨迹及其重大明显瑕疵的类型化,可以发现无效行政行为规则的鲜明中国特色,司法的制度生成意义和生成机制。     

司法调解化解行政争议——一种构建行政关系和谐之新路径

司法调解的性质以及司法调解是否可以运用于对行政争议的化解一直以来都是行政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将司法调解的性质定位在一种不同于司法审判的独立调解权的地位上应该是合乎实际的二者并行不悖。行政争议是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调解的途径寻求解决的,从而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行政关系。     

当前行政执法监督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实施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效率,重塑政府形象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但目前尚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大的监督缺乏有效性,行政主体的内部监督作用有限,社会监督软弱无力,司法监督流于形式。对此,应采取强化人大监督,对内部行政监督制度进行改革,增强社会监督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司法监督的效能等措施加以完善。     

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功能衍化

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原本是一项裁判执行措施,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变化,其发挥的事实功能被大大扩展。实践中,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在规范性文件修改中发挥着功能性审查的作用。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观察不难发现,维稳压力、协调和解政策与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模式变迁,诱发了对于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制度性需求,从而迫使司法建议成为行政诉讼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功能衍化,为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制度样本,亦为行政诉讼法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背景材料。     

我国行政法上的强制执行:行为、定性及立法归属——兼论《行政强制法》或《行政程序法》与《行政诉讼法》对现行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在调整范围上的划分

以我国行政法规范和行政诉讼法为依据 ,可归结出现行行政法上的八种强制执行行为。这些执行行为所构成的执行制度显有繁杂、零乱、遗漏、矛盾之缺陷 ,而且出现了主体、行为、程序之间的不协调性 ,存有行政强制执行由司法机关实施 ,司法强制执行由行政机关实施之“错位”现象。行政强制执行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应当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程序实施 ;司法强制执行是对司法裁判的执行 ,应当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根据这一理想规则 ,应对各种执行行为进行改造和重新定位 ,并把其纳入行政程序法或行政诉讼法所调整的不同范围 ,从而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确定适用范围上的调整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