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新型“枫桥式”化解民事纠纷制度构想

我国对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早有法律条文规定与实践,但现有法律条文散列、规定模糊,实践中民警的民事法律素养与调解能力无法与当事人的需求相匹配,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制度与模式急需更新。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应当参考"枫桥经验",将社会调解资源重组于公安机关,引入司法确认力量,保证公安机关民事纠纷调解专业性的同时给予司法确认上的便利,从而构建公安机关主导下的新型"枫桥式"化解民事纠纷制度,更好地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     

关于完善"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的若干思考

大调解机制的本质在于调解.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当前国内社会矛盾凸显期,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积极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 "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对于发挥整体优势,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枫桥“易联调”:生成机理、实践样态及基层治理创新经验

“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以来,各地结合治理实践,创造性地发展出数字“枫桥经验”、网上“枫桥经验”,呈现出众多的实践样态。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九龙派出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从群众的需求出发,从实践中挖掘提炼出极具地域特点、时代特征的数字枫桥“易联调”网上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和经验,满足人民群众的网上调解需要。从生成机理看,“互联网+”时代警察为民情怀与疫情防控碰撞出数字枫桥“易联调”,其中“互联网+”为数字枫桥“易联调”提供技术、观念等基础支持。数字枫桥“易联调”微信小程序包括九个一级模块及更多的二级、三级模块。数字枫桥“易联调”包含治理主体、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效能等不同层面的基层治理经验,强调多元主体调解矛盾纠纷,积极营造良好的纠纷调解环境,建立良好的外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调解便捷快速、高质高效,治理成效突出。     

驻所调解的纠纷化解实践:运行逻辑、问题与改革进路

作为传统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在熟人社会的矛盾纠纷化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形成的陌生人社会影响,非专职化的人民调解运行机制日渐式微。与此同时,有困难找警察的矛盾处理思维方式,让有限的警力陷入烦琐的纠纷个案调处之中。由于部分基层警务人员年龄过大、民事法律知识欠缺和案多人少等问题叠加,导致非警务警情处置环节涉警舆情频发,亟须通过制度性创新予以化解。广东D市通过政府采购实现驻所调解员的专职化运作,辅以多元调解机制的同步双轨运行,达到压减警情和防范矛盾纠纷刑事转化的效果,为人民调解的顺畅实施提供了实践样本。但驻所调解运行中仍存在调解员流动性过强、调解经验及警务知识储备不足、相关机构联动性不足等问题。在新型纠纷偶发与传统矛盾多发的交织下,优化驻所调解机制运行,仍需在纠纷调解技巧提炼、调解案件分类分级、社会治理深度协同推进等方面调整完善。     

情法合一：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之道——以D村人民调解实践为例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制度,是“枫桥经验”在基层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形式。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D村人民调解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的乡村矛盾是违背了“情”“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人民调解需要综合考虑乡规民约和法律规则的共同作用,“情法合一”灵活使用多种手段才可以化解矛盾。但是,在调解过程中仍面临着乡规民约和正式制度的冲突、调解最前端的村干部缺乏主动性、调解决定的执行缺乏政策保障等问题,导致调解工作遇阻。因此,应该继续完善制度供给、赋能基层人员、教育民众遵守法规,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之道更成功更广泛应用于乡村人民调解的实践。     

基层矛盾纠纷摸排化解的创新实践及经验启示——以深圳市Y街道“三前移”模式为例

创新基层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和多元化解是实现基层良善治理的重要手段。深圳市Y街道基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实需求,立足地域特色和矛盾纠纷的特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开展了信息摸排前移、宣传引导前移、多元调解前移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三前移”工作法,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基层矛盾纠纷摸排化解需要须以党建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源头治理、坚持科技赋能,不断推进多元化解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公调对接"

公安机关应当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工作中,充分利用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网络,把复杂的矛盾纠纷分流到调处中心处理."公调对接"以社会矛盾纠纷的大调解机制为依托,有利于减轻公安基层民警的工作负担,有利于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开展,有利于规范民事纠纷的调解主体,有利于提高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率."公调对接"应该朝着实质对接、规范对接、和谐对接的方向发展和完善.     

大调解机制的创新与完善--以郴州市X县大调解机制为考察对象

在创新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社会治理目标下，重新审视大调解机制仍具有实践意义。目前，郴州市X县的大调解模式运行成效显著，但存在着行政色彩较浓，调解员保障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缺位等问题。为了使大调解机制长效运行，应当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并且实现调解队伍的职业化与监督机制的一体化。     

上海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的配合与衔接

在社会矛盾凸显的现阶段,建立健全相互配合、有机衔接的多元调解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文章以多元调解的配合与衔接机制为研究对象,以上海社会矛盾化解实践为研究样本,首先对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行政协调处理四种方式之间以及它们与诉讼之间现有的配合与衔接模式进行了梳理,进而归纳出上海市现行多元调解机制配合与衔接上的缺陷,并对完善上海市多元调解机制的配合与衔接模式提出了具体路径建议。     

国外行政调解制度考量与反思

行政调解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它在化解社会纠纷、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对之也高度评价，誉为“东方经验”。在考量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行政调解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行政调解制度的重构进行反思，以期对我国行政调解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浅析当前基层公安机关调处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长期以来,基层公安机关在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中承担着繁重的任务,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加强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建设,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基层公安机关不仅要紧紧抓住“三基”工程建设这个契机,在提高基层民警调解水平上下功夫,还要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多措并举,充分挖掘各方面社会管理资源,从而形成齐抓共管、协同作战、广泛参与的组织体系和大调解工作格局,使调解工作更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关于科学构建“大调解”格局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利益格局调整加快,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矛盾的敏感性、关联性、对抗性明显增强,有的转化为治安和刑事案件,甚至演变为激烈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党委政府应清醒认识当前形势,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从完善调解机制、明确调解责任、调解重心下移、调解责任追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科学构建多元化“大调解”格局,及时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金融纠纷调解机制的基本理念研究

我国应当重视并不断完善金融纠纷调解机制,使金融纠纷调解成为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金融纠纷调解机制的过程中,应当树立的三个基本理念是:立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中国背景,发挥金融行业协会的基本职能,遵循金融ADR的基本规律。同时,从长远来看,构建金融业的"大调解"格局是今后金融纠纷调解机制的发展趋势。     

双网互嵌：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以T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为例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协同化解需要行政调解网络与社会调解网络的要素协作与功能耦合,双维网络的互嵌逻辑为破解矛盾纠纷调解障碍、实现协同治理增量提供新路径。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生成理路包括三大核心节点：重组协同治理理论要件,追踪挖掘矛盾纠纷化解多元模式的实践行动与运行机制,以及形成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共同体。协同调解网络的互嵌融合有赖于共识塑造、制度设计、能力建构、条块结合等治理要素的共同作用,矛盾纠纷的多元调解机制及运行模式推动治理方式优化、网络关系重塑与多维空间缔结,激活并优化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调解体系。互嵌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为重建协同秩序、畅通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与协同治理的融合通道提供了新的实践进路。     

民间纠纷调解机制再探——枫桥派出所处置民间纠纷经验谈

由民间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在派出所查处的治安案件中占有很大的比率,这些案件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引发更大纠纷,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为快速、有效地处理好这些纠纷,枫桥派出所首先健全有关调解组织,加强治安调解人员的培训,并注重激励机制的运用,充分调动广大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其次,对于轻缓不同的案件运用不同的处置方式,并理顺相关程序,活用各种调解方式,使矛盾得到顺利及时的化解.     

西安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研究

现阶段西安市的社会矛盾纠纷主要呈现出高发性、群体性、利益性、复杂性等显著特征。西安市现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制尚存在着重治标轻治本、调解组织不健全、管理松散、职责不明、监督不到位、协调对接不力、工作经费保障性差、调解队伍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对此,应构建一套集风险评估机制、制度性利益受损补救机制、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解工作机制与保障机制为一体的新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以弥补和克服现行机制的不足,提高社会矛盾化解效率。     

涉外“枫桥经验”的可能性:一种社会治理学的地方研究取向

“枫桥经验”是源于中国基层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并在治理原则、治理关系和治理主体等方面显示出与西方治理不同的经验特征。为满足涉外治理的现实需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必要将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枫桥经验”推广至涉外治理领域。“枫桥经验”的产生、发展和创新与公安理论及公安实践的勃兴息息相关,建立涉外警务调解制度是实现涉外“枫桥经验”较为现实的路径之一,同时也有利于在华外国人管理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成为深化司法领域改革的重要课题。调解与传统的诉讼、仲裁制度相比,具有简便高效的优势,能够有效节约中小投资者的纠纷解决时间和费用,也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一环。《期货和衍生品法》第五十六条亦确立了强制调解制度。文章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期货和衍生品纠纷调解机制发展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期货行业现状和《期货和衍生品法》的相关规定,探寻我国期货和衍生品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路径。     

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刍议

人民调解制度有利于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制度;有利于当事人实现意思自治和程序自治;有利于弥补、消除现代诉讼的缺陷和不足。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需要,需要大胆对其进行制度完善与创新：实行“审调分离”;加强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构筑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其在预防、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引入正当程序机制,实现程序自由与公正;完善当事人调解激励机制。实现“诉调对接”。     

公调对接在司法调解中的运用

目前民间纠纷层出不穷,呈现出多元性、利益性、复杂性和调解难度大等特点,传统的公安调解方式已经无法完全化解纠纷。为适应时代要求,公安机关及时推出了“公调对接”调解模式,即将公安110接处警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对接,整合社会纠纷调解资源,主动发现,积极化解,超前预防社会矛盾纠纷,促进治安平稳、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