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文件检验工作的若干思考

当前公安机关文件检验工作存在机构设置重叠、鉴定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文件检验标准化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订案件的受理、复核制度;鉴定结论的分级制度;完善文检鉴定人员的考核;制定鉴定文书的制作标准;完善鉴定人出庭质证制度等。大力推广计算机技术是文件检验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     

论刑事鉴定科学可靠性的影响因素

刑事鉴定结论(或意见)的科学可靠性是刑事鉴定基本价值所在,刑事鉴定质量控制是保障刑事鉴定(或意见)科学可靠性的首要因素。刑事鉴定质量控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对与刑事鉴定相关的人、事、物等诸因素进行控制才能确保鉴定结论的科学可靠性。为此,必须对刑事鉴定制度实行统一的评估认证制度,确保鉴定程序的科学合理,并使刑事鉴定结论标准化。     

新刑事诉讼法与侦查、鉴定相关规定的理解与实施探讨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鉴定制度作出了许多新规定,正确理解和实施这些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法律增加规定的技术侦查措施,与常规侦查技术手段并不等同,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并不是降低科技证据的地位和鉴定要求;规定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并不意味着此种情况下鉴定意见一定有错误,使用有专门知识的人同时代表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两个不同主体,值得进一步研究。     

刑事鉴定工作改进的探讨

我国刑事鉴定制度存在以下不足 :1、法律对刑事鉴定机构鉴定权的授予、人才条件、设备要求、资信程度无统一规定 ;2、鉴定人的资格认证没有法定标准 ;3、法律对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够完善 ;4、鉴定结论的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改进建议 :1、进一步规范现场勘查工作 ;2、规范鉴定机关工作 ;3、加强从业人员资格认证管理工作 ;4、明确鉴定机构权力范围和鉴定结论的效力     

“两法“的实施与文件鉴定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修改后的《刑诉法》和《民诉法》都对解决专门问题的技术鉴定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实际是对鉴定和鉴定人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就文件鉴定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个人意见。鉴定人作为诉讼的参与人作为诉讼的参与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鉴定的范围，原则和规范；合理定位律师与当事人；正确对待出庭作证等问题。     

签名鉴定结论的判断依据与结论种类适用问题的初步研究——以《笔迹鉴定规范》为参照

探讨签名鉴定结论种类适用与判断依据问题有利于确立鉴定结论与鉴定依据之间的必然性联系。以《笔迹鉴定规范》为参照，将书写动作系统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有利于从学理上对签名鉴定结论的判断依据以及鉴定结论的种类分别进行理论分析，有助于提出二者之间关系的初步准则。     

关于重复鉴定

由于各种规章制度建立的还不够完善,人们的法律意识不强,对法律精神的认识不到位,致使司法鉴定工作产生同一案件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鉴定结论的采信混乱现象。减少重复鉴定现象应尽快出台《鉴定法》,完善规章制度,制定各行业、各学科的鉴定标准,利用专家共同鉴定的形式来解决鉴定上的分歧,加大对鉴定人员管理的力度。     

论笔迹鉴定结论的审查运用

鉴定结论作为“科学证据”,在诉讼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笔迹鉴定因其专业技术性较强,相关的鉴定标准又尚未建立统一规范,鉴定过程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较大,因而应加强对笔迹鉴定结论的审查和运用研究。     

论鉴定结论的运用与鉴定制度的规范

鉴定结论在我国司法运用中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对鉴定结论进行规范与完善 ,首先应设立科学的鉴定制度 ,包括确立鉴定的等级制度、鉴定的终局制度和鉴定的程序规范 ;其次应规范鉴定结论证据效力运作的诉讼制度 ,包括要明确鉴定结论属当事人举证责任 ,规范鉴定结论审查的庭审程序 ,明确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的实体内容和建立鉴定证据制度有效运作的保障机制。     

鉴定机构社会化中的问题及对策

鉴定机构社会化后，出现了管理体制错位、鉴定机构投入少、某些鉴定人才短缺严重、诉讼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问题突出、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受损、鉴定市场的恶意竞争等诸多问题。要改革和完善鉴定管理体制，需进一步细化鉴定准入条件、统一鉴定标准、规范鉴定结论采信制度和鉴定收费、强化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责任，从加强对鉴定的审查监督来约束鉴定机构，规范其运作，促使鉴定机构维护鉴定结论的公正性。     

“相对合理”——民事检察监督与法院审判监督关系之协调

在民事诉讼中,法院监督和检察监督是并行不悖的,在我国目前的司法条件下,只有本着"相对合理"的宗旨,将现有的民事检察监督与民事审判的法院监督有机整合,才能真正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事诉讼监督体系。     

“上提一级”所引发的思考——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的归属

最高检作出的关于职务犯罪审查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的规定,此项改革有进步之处也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从长远来看,逮捕权应当进行司法化改革,应当由中立的法院来进行裁决,才能保障公正。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可以采取"三步走"的改革方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阶段论”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名存实亡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冷静反思其在我国运行的现实障碍。应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划分为若干阶段性任务,首先集中精力排除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不可急于求成、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深入思考我国的社会形势和民众接受程度,不可排除面过宽;必须改变对侦查机关防范和不信任的认识基础和错误心态;必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何保障法院、法官毫无顾忌地行使排除权;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当务之急——刑讯逼供;必须有政治智慧,讲究策略。     

是“监督”，还是“维护和监督”——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浅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应该是人民法院、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三者参加行政诉讼的目的之和,然而行政主体参加诉讼是被动的,再加上行政行为的效力先定性及"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存在,使得行政诉讼的胜诉对行政主体来讲并无多大实质性意义.所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不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才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之一.考察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不能从行政诉讼判决的形式去考察,而应考察行政诉讼的理论基础、最根本目的、行政行为的效力及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所面临的加入WTO这样的新的历史环境.只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权衡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受贿罪自首认定中隐瞒“行贿事实”问题的思考

贿赂犯罪存在行贿与受贿的对向性,因此司法机关对受贿犯罪自首的认定上比较混乱。这种混乱出现的原因在于法律对自首本身规定的复杂性,以及检察机关与法院对自首标准的把握尺度不同,主要表现在:是否要求受贿罪自首时供述行贿事实。因此,应当通过合理的刑法解释,打破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利益裙带关系,推动受贿人自首时能主动交代行贿犯罪事实,从而寻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略论死刑复核中“发回”案件的重新审判

在重新审判＂发回＂死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容易存在有罪推定的倾向、依据补强证据再次适用死刑的倾向和漠视侦控行为合法性的倾向。为此重审法院应杜绝片面依据侦控机关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存疑补强证据,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的死刑案件,如果经过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也不宜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     

行政与刑事诉讼中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比较研究

警察能否以其特殊的职业身份出庭作证一直都是存在争议的问题。从实践层面看,警察出庭作证对查清案件事实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理论层面看,警察出庭作证还存在许多障碍。因此,对行政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中的警察作证制度进行比较,从而科学地建立和完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警察出庭作证的诉讼价值。     

"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检讨

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任何法官都只能对纷争本身做出裁判,而司法是否公正,理应接受民众的评判--"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法官判案是以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以媒体报道的"事实"为依据,以"舆论"为准绳."媒体审判"、"舆论审判"误导司法之说无从谈起.控制"媒体审判"、"舆论审判"的想法是危险的,实践是徒劳的.     

“官告民”视角下的行政执行诉讼

“民告官”模式的行政诉讼制度对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行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官告民”案件却占了很大比重。基于目前“官民”争讼的现实考量,建构“官告民”模式下的行政执行诉讼,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事程序中“诉”的功能

在我国的刑事程序中,"诉"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它不是将法院作为第三方引入到纠纷的解决机制中,从而促成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构造,而是将法院串联到了国家一方的权力行使链条上,进而促成了公、检、法三机关合力追究、惩罚犯罪的线形构造。如果在"国家本位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认为刑事诉讼在本质上只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那么在刑事诉讼中,自然只存在国家刑罚权的享有者和国家刑罚权所针对的对象这样的两方组合。因此,要在刑事程序中恢复"诉"的应有功能,必须要摆脱"国家本位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