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about Re-establishing of Legal Authority in Rural China

主要通过农村中出现的一些实际事例,说明中国农村中现存的一些主要问题.然后通过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回溯以及其同现今治理模式的比较,指出现在农村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以士绅阶层组织的宗族势力为载体的伦理道德权威的消逝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直接干预的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国家政治权威的离场造成的农村权威的缺失.我们需要重建权威,但在现代国家的宪政和法治理念下,我们能够建立也必须建立的新的权威只能是法律权威.而这种法律权威的重建,在现在的农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实现这种权威.     

权威、法治权威与中国的未来

当代中国的权威类型是一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其中传统、个人和法律都在对政治过程产生权威影响。这一过程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权威统治状态,它是一种正当的形态。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类型所依赖的统治要素,在结构上将会发生变化,法律将取代传统和个人而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法治型权威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走向。如何才能从这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转向法治型权威呢？出路在于实现法治优先之治国方略,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迈向法理型统治权威。     

法律权威的可能性——关于国家与法律的规范分析

法律能否主张权威？这既是法哲学思考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政治哲学中的难题。本文通过深入当代西方实践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借助分析与规范的方法,以行动与理由的解释核心,阐释权威概念的哲学内涵。借助法哲学家拉兹给出的权威的服务观念,证明法律能够主张正当权威,但是法律的权威并不是道德性权威,法律的权威性并不能产生服从法律的一般性的道德理由,因此不存在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本文试图通过以法律权威的探讨为主线,借助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国家与法律的含义做出规范性的解释,来廓清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中的权威难题。     

法律权威与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法治本质要求法律至上,法律应具有独立权威,是良法。而我国法治进程主要依靠国家权力推进,属于外生型法治进程,法律权威来自于政府权威,法律成为国家重建的工具,缺乏对权力控制。所以,依法治国必须树立起法律独立权威,法律应具有独立的目的和价值,而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和维护秩序的工具。     

司法权威全球化的法律实现机制初探

司法权威的全球化是伴随着法律的全球化而出现的一种法律现象。司法权威的全球化也可以表现为全球范围的法律价值取向和法律原则、法律精神趋同以及司法在国内与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的普遍提升。司法权威的全球化途径主要表现为:以联合国为中介实现司法权威的全球化;通过区域法院实现司法权威的国际化;通过DSB争端解决机制和WTO规则的适用实现司法权威的全球化。     

法律视角下我国水污染防治模式转变机制研究

面对我国水资源日渐突出的供需矛盾,2009年国家水利部提出了建设"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理念,并于2011年上升到国家管理层面,形成了我国现行的以政府权威管制为主要内容的水污染防治模式。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以来,我国重新调整了对水资源的监管方式,防治水污染的监管模式逐步向流域水环境统一管理、多元合作治理的模式转变。然而由于法律制度不够细化、缺乏相关配套措施等原因,合作治理模式仍有许多缺憾,需要进一步从法律层面进行规制。     

透视权力多元化时代的法律权威

权力不仅仅是国家或政府的属性,权力在分化过程中趋于多元化.为了在这种权力多元化时代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我们就更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威来协调人们的利益冲突,组织人们进行统一的行动--这就是法律.     

言论广角

正付子堂:只有信仰法治才能坚守法治信仰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信仰法治的实质,不是把法律当做现代神灵来膜拜甚至盲从,而是要真正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建立一种以正确理性、具体规则和正当程序为基本特质的治理秩序和参与秩序,使法律成为国家、社会最高层次的治理规则,成为解决纠纷的最终途径。要信仰法治,就需要维护法律权威,把公平正义作为价值追求,建立健全保障公正的体制机制。     

论法制的权威

本文以现阶段中国达成的关于树立法制权威的基本政治共识为出发点,主要从传统、理由论证以及调整问题的解决这三个层面分析了权威得以形成和维持的条件,概括出以权威制约权力的不同类型和制度设计模式。作者强调,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应该首先理所当然地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调整功能,然后再推动制度化的论证性对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兼有技术调整和意见论证的程序权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的关键,是健全的、稳定的、依法的民主运作机制的核心因素。     

论法律实证主义的权威理论

一直以来,法律权威问题作为一个潜在话题存在于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问题的争议中.法律实证主义者在为法律权威寻找经验性基础的过程中,发展出三种不同的权威观,即奥斯丁的"强制性"权威观、哈特的"内在面向"权威观与拉兹的"服务性"权威观.三种权威观体现了法律实证主义权威理论的三个特点,即法律权威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权威,从"外在面向"权威观到"内在面向"权威观的转向,以及法律权威事实面向与规范面向的结合.     

对农村“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的法律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先富群体"争当"村官"的现象十分普遍,已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显著特点;标志着村委会干部类型正在由道德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是农村政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但其中也存在诸如贿选、选举纠纷的解决等一些问题。因此,必须健全法律制度,以期达到规范农村选举,加快农村法治化建设进程的效果。     

董必武的司法权威观

董必武强调,维护法律与司法权威,是加强国家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树立司法的社会公信力,缺乏公信力的司法,必然导致司法权威的丧失;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切实加强审判监督和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必要的内部与外部监督机制;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正确处理有错必纠与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关系,既高度重视涉法信访工作,又要维护司法审判活动的严肃性;要维护司法权威,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司法权。     

论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以国家法律对家族长权力的确认为视角

中国传统家族司法是当今法律文化研究的重点,其司法主体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实施司法权和国家如何看待这一权力的应用,引发了对传统家族长权力现代变迁的深刻思考。我们在理解国家法律与基层司法相结合治理社会这一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能够得出现代家族长的权力与民族现代化发展互容互补的结论。     

自治与变迁:农民政治心理嬗变的历史图像与反思

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嬗变经历了一个个阵痛的过程。从传统文化中的臣民思想,渐变到了"革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阶段,又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孕育了自治精神和自治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培植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一种政治冷漠或政治狂热都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对宪法性质及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

本文讨论了宪法的性质、内容和效力阶位等涉及宪法本质特征的一系列问题。认为 ,宪法不是母法 ,而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准则的部门法 ,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契约 ;有关国家权力的来源与性质、配置与运作、制约与监督等问题是一个国家宪法的核心内容 ,而关于发展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思想教育、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问题不是宪法应有的内容 ;宪法虽然作为一种政治契约 ,应当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但根据本文提出的“对外承诺对内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及其相关规则 ,宪法实际上的效力阶位从制定机关的角度看 ,则取决于其在一个国家整个权力结构体系中的级别 ,因而我国宪法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实际上处于同一效力阶位 ,而要使它成为效力最高的法律 ,就有必要进行立宪体制上的创新。     

强县扩权进程中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势

随着强县扩权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大地的出现,理论研究文章相继问世。到目前为止,强县扩权虽然只在十几个省实行试点,但是,它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在发展县域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已引起理论界和一些高级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从一些实行强县扩权的省份来看,目前,也遇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急需深入研究,统筹解决。     

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与法律定位

在经济日益金融化的今天,金融成为经济的核心。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法律体制严重滞后,使得农村现有的各金融机构之间法律属性不明、职责不清。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和法律地位重新定位。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应定位在政策性功能、合作性功能、商业化服务功能等方面;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民间金融机构、邮政储蓄机构、农业保险机构的法律地位也应重新明确。     

A reflection on the taxi reform in China: Innovation vs. Tradition

In contrast to the hostility shown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toward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xamples of a sharing economy service, namely car hailing, China has always kept an open-minded attitude to this innovative Internet business model. After having been tolerant of unlicensed operations for years, China reformed the taxi industry by legalising car hailing in 2016. However, this process of reform was heavily affected by the political pressure generated by the drivers of traditional taxis. Following this reform, the taxi industry in China has been separated into two independent markets: one for traditional taxis and another for car hailing service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provide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sharing economy. This article comprises of a full evalua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reform,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a number of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 to the taxi industry. We observed that quantity control of vehicles is still necessary in the Internet era due to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Though the taxi reform in China has in some regards been beneficial, it has also had the unfortunate effect of preventing the taxi industry from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the benefit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Consequently, we propose that the various levels of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first establish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traditional taxis and car hailing, and second, devise a mechanism to closely monitor the quantity of vehicles in the taxi market.     

农村人口变迁对农业家庭经营的影响与法律对策

作为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人口变迁主要包括人口数量、结构、质量、心理素质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农村人口的变迁呈现出独特的趋势。农村人口各个方面的变迁会对农业家庭经营产生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农村人口变迁的趋势及其影响,着力调整计划生育、农村就业以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确保我国农业家庭经营获得健康发展。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权威日渐弱化、"乡政村治"造成权力运行中的体制摩擦、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社会协同管理意识薄弱等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新时期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应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协调运转机制,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预警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