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纪元——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实现祖国统一,目的是维护和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求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我们一定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祖国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有利于两岸同胞加强交流合作、融洽感情,有利于两岸积累互信、解决争议,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不断推进两岸发展

在两岸交流越来越全面深入地今天，中华文化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促进作用愈加凸显，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巨大作用不容忽视。台湾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两岸经贸关系日趋成熟化客观地要求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增进两岸共识。中华文化永远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它强大的凝聚力把海峡两岸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既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两岸人民共同实现中华民族全面伟大复兴的内在驱动力。     

和平发展背景下“反独促统”新思维

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讲话为两岸关系指明了和平发展方向。两年来，两岸公权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构建了和平发展愿景，逐渐制度化了两岸共同经济利益，从而推动了两岸和平发展进程。这种背景下，“反独”的新任务就在于化被动为主动，如何与民进党接触、交流，并达成共识。“促统”就在于站在民族高度如何实现两岸公权力之间的政治谈判。“反独促统”工作的关键在于两岸民间社会的互动。     

依法推进两岸统一研究

通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提出了依法推进两岸统一的政策主张。本文就依法推进两岸统一问题,阐述了依法推进两岸统一的基本内涵、基本形式和基本特征以及重大意义,分析了依法推进两岸统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依法推进两岸统一的基本路径。     

“一国两制”实践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当前香港、澳门的经济良好快速发展无可争辩地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既维护了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两岸同胞感情的融洽,有利于统一后台湾的繁荣稳定,也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台湾大选结束以后,两岸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两岸政治协商的运行逻辑

和平发展要有新思想,开创新局面要有新思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新事业和新创造,需要新理论新政策,两岸应怀有一种超越地域间政治矛盾长期对峙的新视野和新智慧,在多极化、多元化世界政治范围内重新进行思考、定位和选择.一方面我们要照看到两岸发展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不纠缠于历史,要有创造性的视角和眼光,更多的朝着未来或朝着两岸民情、民意去转变,超越某些政治狭隘和短视,排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干扰,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政治利益,着眼于两岸政治所共同追求的人民福祉和幸福,着眼于未来去重构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累积互信与尊重,培植共同利益,形塑共同价值,高屋建瓴重构未来,不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弘扬中华文化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两岸文化同文同种、同根同源，以中华文化为纽带，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文化蕴含的爱国、尚圆、求宗、拜祖、民本、责和等内涵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弘扬中华文化，加深两岸同胞的了解，共筑两岸共同的精神纽带，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是实现两岸关系进一步和平发展的重要途径。     

积极推进经济合作 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30年来,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从零起步走向快速发展,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两岸同胞要抓住机遇,大力开展经济大合作,积极实现经济关系正常化,并进一步建立经济合作机制,为两岸共创双赢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不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两岸经济交流 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

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心理基础是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因此，台湾问题是台湾的民心取向问题，是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问题。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在中国国家认同上的错位乃至危机，推进两岸经济交流，加强两岸相互了解，塑造两岸共同记忆，厚植两岸共同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有利于台湾民众中国国家认同的元素，才能真正推进“先经后政，先易后难“这一对台工作新思维，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解决两岸政治难题创造条件。     

关于推动两岸建立互信机制的思考

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步入了和平发展的轨道，取得了重大突破和丰硕成果。两岸经贸文化等交往的持续深入发展，对推进两岸建立互信机制既提出了要求，也创造了平台，奠定了基础。虽然两岸互信机制的建立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影响两岸互信机制建立的困难与挑战，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去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以创新的精神去探索建立两岸互信机制的路径和架构，不断开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以期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逻辑关联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要实现统一和谐,则需要一个中介和桥梁,这个中介就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密不可分。     

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若干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 ,党建理论界就如何认识和处理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和共产党人价值观、市场经济及其首长负责制与民主集中制、市场经济与腐败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 ,如党性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民主集中制与首长负责制等的关系问题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科学解答 ,研究视角也需要进一步转换和开阔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