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刑事法治国之构建与提倡——刑事法治国基本模式之冲突与出路

刑事法治国包含形式的刑事法治国与实质的刑事法治国。两者的冲突体现为刑法规范的可预测性或安定性与刑法规范的妥当性之间的对立,并在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两方面展开,成为法治国建构中的最大难题。对于形式的与实质的刑事法治国的取舍问题,不可过于置重其一,而应采取以形式法治国为主、实质法治国为辅的两者兼并吸收的包容性刑事法治国模式。在坚持形式正义优先和形式合理性的前提下,以实质正义为价值基础对刑法规范进行合目的性的实质解释,以此为基点,在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展开刑事法治国的建构。     

空白刑法规范的罪刑法定机能——以现代法治国家为背景的分析

现代法治国家兼具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形式法治国与实质法治国的双重性格,这导致现代行政法的使命由单一阻止行政权的扩大化到兼而具有改善国民经济生活以完成福利国家的任务。受此影响,许多国家突破了以往在刑法体系中只规定自然犯的传统框架,越来越多地在刑法中通过空白刑法规范的方式规定行政犯。用法治国的罪刑法定主义衡量,空白刑法规范既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民主法治原则和法律专属性原则,同时也是罪刑法定主义之明确性原则的体现和运用,是与现代法治国思想及罪刑法定原则相一致的一种刑法立法模式。     

儒法两家的治国主张与现代法治方略比较研究

作者将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治国主张同现代社会主义法治进行比较研究。阐释并分析了儒、法两家的治国主张及其利弊；从治国方略、治国主体、法律原则、法律内容四方面指出了儒、法两家治国主张与现代法治的原则区别；进而提出，应在加强法治建设、民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四方面，借鉴儒、法两家治国主张中的合理成份     

法家思想中君与法的关系

本文指出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提倡的法治观念具有重要作用,但两者存在质的差别。法家的"以法治国"虽然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但君主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现如今所提倡的法制、法治则是法律高于一切,无论是谁都必须遵守法律,接受法律的制约。另外,法家尊君重法的思想深深地嵌入了我国人民的脑海深处,对我国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

法治国有多种类型:从专制的法制国到自由法治国、国家主义法治国、社会法治国.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虽各有特色,但基本上是以国家为本位,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是自由社会法治国,它是以社会为本位,不只是要建设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更要形成法治社会;国家既服务于社会,又保障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由.而法治社会则应当是自由的社会、公民社会.这种自由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和法的社会化多元化将消减国家法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转为国家法与社会自治规范的共治,最终使法与权力逐渐复归于社会.     

论德国基本法中的法治国原则

从德国历史梳理和法治国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基本法中的法治国原则是德国民主经验与立宪传统的产物,法治国思想内涵也随着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19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德意志帝国宪法”、1919年的“魏玛宪法”不断丰富和拓展.对此,从德国基本法的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两个层面解读和阐述法治国原则是如何调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法治精要的重铸:一个经济分析法学的进路

从法经济学视角审视法治,可以更深入地透析法治的精要所在。通过经济分析,从宏观到微观、由浅入深地论述人治与法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法律运作成本与法律控制范围成本、激励性规则与惩罚性规则的逻辑关系,揭示法治面纱下的经济学实质。     

行政刑法的立论基础

在行政法和刑法之间为什么出现了一个行政刑法 ,带着这个问题本文探讨了行政刑法的立论基础。指出 ,从经济发展到犯罪率上升是行政刑法产生的社会条件 ;从法治国家理论到实证主义是行政刑法产生的理论根据 ;并最终预测 ,行政刑法将在从法治国到福利国的嬗变中逐渐成熟。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名与实——以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路径

实现一种以应然性价值共识为指导,再返回到实然性的规范宪法主义,从而为当前政治治理的正当性提供证立与阐释,是规范宪法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从世界范围来看,法治国概念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兼具形式法治国和实质法治国的内涵。从形式上看,包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要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统合下的规范实质,仍然体现普遍法治的基本要义,须强调法治与宪法、人权的内在关系。站在规范宪法学的基本立场,对宪法文本相关条款进行规范分析,有利于为当下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提供规范依据。     

《管子》的法律思想及现代意义

<管子>的法律思想既系统又有特色,尤其是其中"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管子>法律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以期展现<管子>法律思想的全貌,进而挖掘其对现代社会的借鉴价值.虽然<管子>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的"法治"有一定的距离,但作为"法治"之理、"法制"之术古今是相通的,如果我们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还是大有裨益的.     

超大型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法治试验及其制度约束

地方法治试验既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又能够科学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竞争动力学理论从经济发展产生的内生性驱动和官员晋升锦标赛产生的外在压力两方面,解释了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中国采取“政府集权+行政集权”模式在促进国家统一同时,扩大了国家的治理规模,增加了国家的治理负荷,引发了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中央试图通过允许地方进行法治试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它能够在统护法律统一的前提下,及时调整中央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中央通过宪制约束、组织约束和政策调控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地方法治试验的约束,确保国家整体主义体制结构的实现。地方法治不是一个脱离中国整体法治而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方法论意义的概念。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行政观念更新与行政法范式的转变

伴随着政府治道变革的发展和公共行政时代的到来 ,以国家行政为主要调整对象的传统行政法学 ,面临着研究范式转型的深刻变化 :行政的理念由单一的国家行政转变为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 ;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由国家行政扩大至公共行政 ;行政法范式由以行政权力为中心 ,转变为以公共利益为中心。     

行政自我规制与行政法治:一个初步考察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行政实施的规制,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工具,但它们作为外部规制力量,有其局限之处,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法律情境之中。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法理型统治的选择、民主和法治的意识形态和现实需求、行政的民主合法性压力以及官僚科层制结构等诸多动力之下,行政自我规制一直是推进行政法治的另一重要力量。该力量的效用应予认真对待、予以积极评价,却不可过分依托,外部规制仍然是更需要发展的。     

宪政框架下的宪法与行政法之关系

近百年,宪政与行政法治,一直是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在这一宏大的主题之下,宪法与行政法之具体关系问题,虽有不少学者提纲挈领式的阐发,却鲜有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试图从法理学的角度,以“应该”和“事实”两分为基础,分形式、内容、实效三个层次来解析“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这一命题。其中,前两个层次属“应该”范畴,后一层次属“事实”范畴。以期对如下问题有所启迪:缩小中国实然意义上与以宪政国家为模本所构成的应然意义上的“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距离,实现宪政与行政法治的良性互动。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基于“5.12地震”展现的行政法治化路径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法治化的行政相对人更有利于催生出法治化的行政主体。故行政法治之构建,需要行政相对人担负起主体角色,履行主体责任。在"5.12地震"中,普通民众秉持法治精神与政府善意合作,实现了行政相对人主体性的个案回归。主体性回归以及由此形成的交往理性提供了一个异于传统方式的行政法治化进路,并标志着"和谐行政法"时代的到来。     

论电子政务的理论基础——以“价值支配科技”的基本观念为核心

电子政务是一把双刃剑 ,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可能损害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法治价值。为此 ,必须确立“价值支配科技”的哲学理念 ,认真审视普遍存在的电子政务泡沫 ,整合现代信息化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法治国家理论 ,为我国电子政务的良性发展构建系统的理论基础。     

普法、法盲与法治

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中国已经从“变法型”法治阶段进入“普法型”法治阶段 ,中国法治的基本问题已经从“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问题变为“送法下乡”的问题 ,普法及法治不是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它必须走群众路线 ,必须尊重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能动作用。为此 ,必须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和法治精英主义 ,同时需要一种全新的法理学。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法治政府的评价标准,是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进一步具体化、展开和延伸,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政府实现程度的标尺。评价一个国家法治政府的实现程度包含四个方面的标准,即法治政府的价值标准、职权范围标准、行政体制构造标准和依法行政的标准。     

迈向综合分析时代——行政诉讼的困境及法治行政的实现

自《行政诉讼法》颁行以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一直处于曲折发展之中,其法律功能和政治功能均不尽如人意。对此,不能单纯地从条文、政策层面来理解,而是需要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中对当前的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展开反思,寻求一种综合分析的视角,以此来理解当下的困境及其原因,进而真正实现法治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