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正义

法治国也必然同时是正义国，而以人权保障作为宪法最高价值的法治国，其也必须同时是以医疗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医疗正义王国。关于医疗正义的研究，其范围就如同正义概念系不确定的且多样的，本文在尝试理解医疗正义概念的基础上，枚举了中国医疗正义所面临的难题，并以此作为研究范围之界定。     

医疗人权与正义——以健保实施对医疗人权之影响为论述中心

台湾地区自1995年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保障民众的医疗权益。然而人口老化、重大伤病患者激增及医疗科技的进步,致医疗费用大于保费收入,造成财务缺口;不当使用医疗资源、重复检查等问题,导致健保财务危机,驯至"四大皆空"的医疗窘境。健保财务持续失衡,将导致跨世代财政负担的不平衡。本文借由医疗人权与正义之探讨与医药健保制度之政策与法令之检视,说明健保实施对医疗人权之影响,厘清当局在医药管理上的责任,认为妥处人口老化对健保财务之冲击,落实转诊制度,强化医疗资源有限之倡导,并控管浪费与资源节用,建制医疗资源的分配正义及使用伦理,应为台湾地区健保制度永续经营的关键。另外,为保障医病双方医疗人权,并应尽速建立医疗救济制度,及时补偿受到医疗处置伤害的病患或家属。     

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

本文试图从人权保障的角度重新诠释程序正义理论。程序正义观念本源于人权保障的思想；罗尔斯提出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作为一种制度现实，是我们认识和构建程序正义理论的前提；程序正义必须以人权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基于人权保障的思想，程序正义理论要求实体正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要求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制约权力和保障人格尊严；最后提出了通过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具体司法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适用的理性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其在价值取向上过分偏向于人权保障而忽视社会防卫的事实也是不言自明的。单纯依靠罪刑法定原则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法治国,解决其问题的出路在于以类推制度的"社会防卫"弥补罪刑法定偏向"人权保障"之不足。     

人权的终结

人权的历史已经在与统治和压迫的抗争中走向其终结。自前现代以来，自然权利奠定了现代国家主权的基础。这一趋势在后现代日趋显著，人权也已成为正在构筑中的新世界的道德秩序。从哲学的视角看来，人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能作为规范性价值的渊源。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如同人道主义之树上相互纠结的枝蔓，无法将人权作为个体欲望的立法加以理解。在后现代，人权运动跨越了社会的分野，同时也解构了其支配的主体。只有当我们将人权视为赖于他者而存在，人权方能回归至其原初的目标而成为后现代的正义准则。     

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之维

弱势群体的保护需要在多个维度展开.法的秩序价值的基本诉求、社会正义的现实需要、法的和谐价值的终极目标,是弱势群体保护的法理基础.人权保障是弱势群体保护的宪法依据,其保障路径呈现出如下思路:生存权是人权保障的基础,发展权是人权保障的全面提升,劳动权是人权保障的关键.在刑法上,需要构建一个立法保护和司法保护相结合、正向保护和反向保护相配合的立体网,从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全面保护.     

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之完善——以人身自由保障为视角

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强制医疗与人身自由之间始终有着难以消解的紧张关系。在防卫社会与个人自由的两端,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明显偏向于防卫社会而忽视人身自由的保护;基于本人健康利益或公共利益之维护,通过强制医疗限制人身自由固然具有正当性,但这并不足以消解其内在的合法性困境。尽管《精神卫生法》已化解强制医疗的合法性问题,但该法所确立的以医学专业为主导的强制医疗程序对人身自由的保障仍存在诸多不足。从充分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权出发,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制度,建立以人权保障为取向的强制医疗程序。     

刑事程序价值论: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

本文对刑事程序价值的概念、内容、意义和实现的方法进行了研究 ,旨在建立一种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程序正义论。本文认为 ,刑事程序价值是其具有的伦理价值 ,它与程序正义、人权保障有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刑事程序价值的意义不仅在于保障人的尊严 ,而且对于司法权力的精致化和正当化 ,对于诉讼中事实的发现和案件的解决 ,都有积极意义。本文提出了实现刑事程序价值的程序原则和规则 ,并且说明了在刑事程序价值受到侵害时的惩罚和补救方法。     

国家刑权力与程序正义

在加强刑事实体规范完善的同时,权力合理、有序地行使更多的来自于程序的正当和严密.程序正义的实质就是人权的保障,其并不完全是作为实体正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正当程序为刑权力提供了一系列的正当性资源,决定了权力客体在刑法运作过程中的地位,它是保障国家刑权力健康存在的依据.     

论程序正义与现代法律文明——一种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法哲学思考

在现代法律文明之中,程序承载着对于法治、自由、人权等价值目标的功能意义;而程序正义作为一种法律理性价值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保障着公民的平等自由,同时也是公民诉讼权利实现的前提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程序正义可以说是现代法律文明的理性价值之渊薮。     

政治文明、和谐社会与法治理念——法治乃政治文明所需、和谐社会所求

由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思想衍生的法治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以权力制约与权力统合为内容的分权体制,不断提升执政党的民主能力和法治能力;必须贯彻人本思想、民本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民参与,使权力“属于人民、通过人民、为了人民”;必须以宪政与人权为核心价值,改造国家精神和政治价值观,建立和完善全面的权力制约体系,建设有限政府;必须将公平正义视为立法和制度的首要价值,为法制注入人性、人道和人权精神,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正义;必须强化法治思维,将人权和正义价值作为政治社会稳定的内涵,以贯彻法治、保障人权和维护正义为服务大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必须构建以正义和良知为基本内涵的政法文化。     

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国家建设密不可分,通过法治保障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也是人类社会的成功经验.法治可以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价值支撑,为社会管理创新设置合理的行动界限,引导民众理性表达诉求,制度化地促进社会矫正正义的实现.法治化保障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举措主要是,完善社会管理立法,促进社会结构优化;保障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的合理有效运行;坚持法律原则,尊重和保护人权,依法化解矛盾.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政治文明相契合,集中体现了人类追求政治民主、权力制约、人权保障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人类在追求自由、平等、人权,构建有序化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过程中的共同要求,是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于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     

证据法的基本权利保障取向

证据法的理性主义传统,既要求通过理性证明的方式去查明事实真相,而非诉诸神明和暴力;又不以追求真相为最高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正义的手段。这种理性传统,决定了法治国家证据制度具有求真、求善的双重功能,并将公正奉为首要价值,从而奠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和证据制度建设正在经历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权利意识逐步觉醒。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应该将人权司法保障奉为证据法公正价值的核心内容,在贯彻无罪推定、不得自证其罪原则的前提下,确保刑事被告质证权的行使,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证特免权规则对刑事被告基本权利的保障作用。     

非法言词证据之认定标准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设定了以手段为重要内容的“非法方法”判断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设立之目的在于规范司法行为和办案程序,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以“非法方法”作为非法言词证据的判断标准并不能够满足该制度之目的与要求,应当以程序合法为前提、自白规则为要素、人权保障为主线,综合进行。     

人体损伤后医疗因素影响的有关问题探讨

人体损伤后医疗因素的影响会改变人身损害后果，加之目前我国法理及法律方面的不完善，使此类案件的审理出现一定困难，同时对法医学鉴定也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８例案件的分析，讨论了人体损伤后医疗因素影响的特点，并结合法律的观点，提出法医学鉴定中需探讨的问题：１、医疗因素与人身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２、医疗因素有无过失以及责任性过失和技术性过失的区分；３、外伤与医疗因素在人身损害中参与度的判定。从而提高法医学鉴定的科学性，为公正审判服务。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基本理念——兼及若干基本原则之修改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大势所趋 ,势在必行 ,其目标应力求将刑事诉讼法修改成为一部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要求、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相衔接、符合中国国情、形式完备的法典。为此必须更新理念 :应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 ;公正优先并兼顾效率的原则     

社会契约视域下的国家责任

社会契约是一种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存在原理。其基本划分是社会契约与政府契约,其理论旨趣是探究国家何以合法与社会何以可能,其理论形态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变奏。但其基本精神始终不散:国家源于人民的同意,政府基于人民的委托;反过来,政府恪守承诺、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这是无可推卸的国家责任,也是国家与政府合法性之实质基础。社会契约虽非历史的,但不减其合法性判准的实践现实性。     

以人为本：和谐法治的建构趋向

建设和谐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治的和谐程度。而法治的和谐运行客观上倡导“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它是和谐法治的精神意蕴,是现代法治理念的逻辑基点。和谐法治的建构必须体恤人性,给予人的权益的最大关注。现代和谐法治的建构在现实层面不能忽视权利意识、行政权力运行、司法、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人文关怀。     

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思考

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是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所建立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准则产生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法思想,现实动因是人们对二战的反思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国际化。学习、借鉴准则对于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从宏观层面而言,准则有助于促进我国司法制度的法治化建构;从微观层面而言,准则有助于实现个案的审判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