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顺德综合改革研究——以“治权改革”创新地方治理模式--2009年以来顺德综合改革的理论分析

2009年以来，作为广东省地方政府综合改革的试验区，顺德启动了新一波综合改革。从改革的历史来看，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既是20世纪90年代产权改革的逻辑延续，也是回应顺德经济和社会转型现实需要的产物；就改革的驱动力而言，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的动力机制在于“上下联动、内部激活”；在改革的线路上，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从变革治理主体入手逐步扩展到调整治理关系。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创新了地方治理格局，其实质是治权结构的有限重构，其历史定位在于它是“产权改革”与“政权改革”之间的中介，其实践意义不仅在于为顺德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破除体制性障碍和为广东深化改革提供示范样本，更重要是为中国探索了一条从“产权（经济）改革”“治权改革”再到“政权（政治）改革”的改革路线。     

编者按

正本刊于2013年第4期刊登的"顺德综合改革研究"专栏文章不仅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而且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缘由在于,顺德自2009年以来推行的综合改革不仅开辟了以"治权改革"创新地方治理模式的方向,而且以实实在在的改革实践呼应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     

城乡基层协同治理的难题与化解:顺德改革的探索

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完成由"乡"到"城"的治理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中,协同(多元)治理已经成为各地尝试的模式。顺德"政经分离、政社分离"的"治权"改革也将协同治理(共治)作为了城乡基层治理改革的主要模式,通过调整政府、市场、社会的最优关系,构建多元协同的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系。顺德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是其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顺德综合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逐步推进的。然而,随着综合改革的深入,顺德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基层党组织作用、监督制约机制、公共服务能力和村(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等方面。顺德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法治化--以政权与治权为视角进行考察

从政权与治权的视角对民主政治进行考察时,可以发现民主政权的正统性存在着重大缺陷,需要法治进行补充;同时民主治权的运行存在许多悖论,需要用法治进行平衡和补救.因此,当代中国所要建设和发展的民主政治只能是一种法治化的人民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应当在宪政民主中找到自己的法治化定位,并同时在政权与治权两方面进行架构.     

“选择式强镇”:顺德简政强镇改革路径研究

2009年以来,顺德推行的简政强镇改革主要包括内部治理机制(强镇)和外部治理机制(简政)两个维度,"强镇"体现在顺德内部治理机制的优化与调整上,主要包括完善行政结构、优化公共权力和提升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强镇"改革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导致了镇(街)行政运行不畅、上下级沟通困难,文章进而细致剖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即改革者秉持的"选择式强镇"举措。最后系统归纳了"选择式强镇"的形成机理、产生的影响及相应的治理对策,有助于完善中国经济发达镇的治理机制。     

“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中国"命题是对新中国法治实践集大成的概括。它的理论逻辑以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为前提和中心,首先是一种历史与实践统一的逻辑,隐藏着"实现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双重法治化"的线索;其次是一种道义与实践统一的逻辑,"法治中国"要实现的治理格局必然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象,是一种经过法律治理而呈现的现代"价值中国",寄托着国人对正派国家与良序社会的道义期望。同时,法治中国命题在理论上也面临局限与挑战:包括双重代表制下的半契约主权结构内部如何有效实现问责、如何避免例外政治;多元价值带来的法治实用主义诱惑;实践的多元引发法治整合能力的下降。建立一个以宪法解释为核心的合宪性控制机制是妥善应对挑战的重要思路。     

论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的产权问题

国有资本权利主体的特殊性及其产权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产权改革 问题仍然是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具有理论和实际价值的重要问题。对产权问题的 认识首先是科学、正确地理解“产权清晰”的基本含义,其次是认识产权改革在国有企 业公司制改革中的作用。在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来的公司中,国有资本产权清晰的关 键在于法律对国有股权主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规定是否明确;法律对公司权利、义 务和责任的规定是否明确。这不仅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前提,而且也 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得以发挥其作用的重要条件。     

无理上访与基层法治

当前上访潮居高不下,主流的维权视角仅有部分解释力,难以解释无理上访的扩大化趋势。借助于吉登斯的权力观,将权力运作与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及相关话语联系起来,可以从"治理—资源"的角度理解基层法治实践。从历史经验来看,基层政府在上访治理中有足够的权威性资源,因此可以在缺乏配置性资源时成功应对无理上访问题,这种权威性资源建立在"顺民—刁民"或"人民—敌人"话语的基础上。19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在权利话语面前日渐被动,话语权不断流失,这导致其可以利用的权威性资源越来越少,治权因此不断丧失,从而越来越难以遏制无理上访。真正化解上访潮,需要在政府治权与民众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并引导权利话语健康发展。     

治权的合法性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治权的合法性问题是传统法制向现代法治转变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在和平的环境中,治权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或民主协商这两条途径取得。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协商而不是通过全民选举的途径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这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当代中国的共产党人根据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通过民主协商来取得执政的合法性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1)要在党内和党外形成一套明确而稳定的民主协商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2)通过协商机制要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3)要形成合理的分权与权力制约机制。判断治权具体运作的合法性的根本标准不是行政机关的批准决定,而是社会生活的内在正义和必然性秩序。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主权论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国际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由此形成了不同派别的主张。影响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最深层次因素是主权,不同的主权观决定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主权又决定于其所处时代的情势。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发展的新动向对传统的主权观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从"主权"与"治权"两个维度去理解和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主权观,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制度的地方性试点改革

地方司法机关围绕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的试点改革,其兴起并趋于活跃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特有的刑事司法环境所形塑出来的多种因素与多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些试点改革由地方司法机关主导,所以,它们在具体的实施中表现出了一些体现中国司法管理与司法制度的运行特点。实践中各种类型的试点改革共享类似的制度逻辑,具有共通的内在特质。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可以充当全国层面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验室",为刑事诉讼立法提供实证依据与经验素材。作为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法律改革活动,地方司法机关的试点改革存在诸多必须为我们所正视的技术缺陷。未来应该突破价值论的意识形态藩篱,采取有针对性的弥补措施,促进地方司法机关试点改革的发展。     

基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以顺德为案例

基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行政级别低,权限弱,在改革中面临较大阻力。基于多次深入访谈,本研究以顺德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为案例,分析改革模式和路径。研究发现,虽然顺德在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突破的深层障碍,但依凭一系列动力因素,顺德采取迂回策略,以变通方式绕过障碍,持续推进改革。本研究试图通过讨论顺德的改革路径,分析、解释基层政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机制。     

重新稳固改革的正当性

谁也没有料到,郎咸平对格林柯尔等企业利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际侵吞国有资产的指责,引发了一场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规模讨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方面的知名人士几乎都出面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说,对于产权改革的必要性、政策的适当性和结果的可     

广东省行政审批改革研究

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于行政审批的改革就成为学界一直关注的一个热点。2012年国务院明确同意广东省"十二五"时期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继续先行先试。这表明广东省将在行政审批改革方面走在全国前例,且又以顺德——清远(英德)经济合作区作为广东省先试先行的"特区"。因此,本文将以广东省行政审批改革为例,试图进一步理清行政审批的范围,并将简化行政审批的手续与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实现公民社会自治,激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     

国企产权改革的新路径在哪里——“中国脑库论坛”前瞻性研讨综述

过去一年关于国企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争论余音未尽,一场有关国企产权改革的宏论又于新年伊始之际在北京展开1月15日,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办的"2005中国脑库论坛",再次聚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倡导下,以马洪、李灏、陈锦华、蒋一苇、高尚全、林凌、纪中等为     

“合与和”：当代中国特色治理工具梳理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国国家治理离不开对其基本国情的判断和分析。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政治体系和特点的判断十分丰富,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一直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政权在实践中选择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工具,这些治理工具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中央地方关系基础上的"统一权威与分散治理的整合",二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集中权威与自主治理的调和"。这是对自清朝晚期地方过度分权导致的国家政权机器碎片化的重大修正,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基础,更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合和"的哲学。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改革的立法纾困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是通过重识各具体资源要素间的生态功能关联而展开的空间维度的整体性登记,其蕴含了使登记客体呈现生态性革新和空间性扩张的新趋势。确权登记改革对以保障交易安全为主线的传统物权登记功能定位形成动摇,并进一步冲击了取向于自然资源财产属性的"物的区隔化经济利用"的物权客体特定性规则。对此,有必要回应自然生态空间这一独立登记单元的程序性设置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客体形态所产生的实体性回射影响。一方面,应确认登记功能主义对登记客体的革新效果,从公示物权秩序扩至实现生态管护,登记治理效能的扩充使其呈现空间治理的新向度;另一方面,应在引入"生态物"的物权客体判定标准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在客体形态和权能构造方面进行"绿化"解释。以此为依托,释明支撑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改革的"空间治理"和"生态文明"双线逻辑。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一条全新思路。本文作者试图通过对国有企业产权及其改革进行经济与法律分析 ,结合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一系列主要问题 ,旨在提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对策建议     

论行业协会市场化改革

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了政府主导型和市场内生型两类行业协会。行业协会目前面临定位不清的问题乃至"合法性危机"。为此,广东采取一元模式、温州采取新二元模式、上海采取三元模式进行了试点改革。结合美国、德国、日本等国行业协会运行及管理模式而论,我国行业协会市场化改革应遵循自愿原则、自治原则及外部性监管原则,并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一是厘清行业协会法律性质,改革现行双重管理体制,废除"一业一会"制度,确立非法人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二是实行分类指导与扶持政策;三是完善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民主决策、协会自治的治理模式;四是加强对行业协会的监管,维护自由竞争秩序;五是加快立法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寻求制度层面的解决之道。     

亨利二世司法改革新论

亨利二世司法改革是英国法制史上一次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变革.这次改革不但引领英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普通法之路,更重要的还在于开启了英国现代法治的历史之门.由于亨利二世的改革动因主要来自现实政治的需要,并非出于先见之明和精心设计,致使这次改革带有明显的实用性、权宜性,就此而言,亨利二世是英国现代法治的"不自觉"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