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恐委员会治理模式评估

反恐委员会是九一一事件后联合国治理恐怖主义的重要机构。反恐委员会的目标是 提升全球范围内的反恐立法和执法水平。由此，反恐委员会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模式。该模式具有复 合式、多中心、多层级和增能式治理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体现了全球治理。不过，反恐委员 会的治理规制建基于西方占优势的现存规制。从本质上看，反恐委员会的治理模式是一种由西方 国家主导，为西方利益服务的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它不能根除恐怖主义并达到善治。     

体制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

体制复合体理论包含多利益攸关方与多边治理等两种治理模式,在应对网络空间治理等复杂性全球治理议题时有很强的解释力,它同样适用于复杂的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制复合体理论中所包含的多方和多边治理两种治理模式,可以分别应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不同领域治理议题中。如在算法歧视、伦理问题、就业问题、数据安全等议题适用于多方治理模式,而与全球经济、安全、政治相关的议题更适用于多边治理模式。最终,通过多方和多边等体制复合体包含的多种治理模式共同构建起以标准、规范、规则和机制等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治理:模式比较与现实选择

全球治理理论是应对全球化思潮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理论,其中,对各种行为主体在全球治理中具有代表性的行为模式的分析,成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实现的可能性及有效性的关键。文章认为,在全球治理中,各种行为体依据自身不同特性,以不同的治理模式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国家中心治理、有限领域治理、网络治理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治理模式,而多元多层合作治理模式是各种行为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最具有效性的治理模式。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与命运的“高度关联性”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和立论之基；多极化格局下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是其得以践行的必要条件；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非零和性”是其在国际交往中实践的根本性保障；国际合作的“扩散互惠性”是其实践动力；国际交往的“道德性”从观念层面为其提供了道义支撑。共商、共建、共享三者在逻辑上互嵌、内容上互构、体系上互济，是一个体系严密、层次清晰的科学理论体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蕴含明确的实践原则，即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公正合理为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投入为路径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率作用，以开放包容为特征打造全球治理多元叙事体系。     

全球海洋治理区域主义路径的发展与中国因应

在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大背景下,区域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快速提升。由此,区域主义路径的蓬勃壮大成为当前全球海洋治理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与另一种主要的治理路径,即全球主义路径既有矛盾和竞争的一面,更有兼容和互补的一面,共同致力于全球海洋的善治。区域主义路径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实践中表现为各种区域性国际组织、治理机制、谈判阵营、立法活动和合作项目的方兴未艾。然而,区域主义路径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施效果受到政治互信水平、利益整合程度、区域组织力量、域外介入性质等因素的制约。区域主义路径的继续加强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应在“周边—域外—全球”三个递进的层面共同发力,以更好地回应并促进区域主义路径的发展。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法律与政策层面的思考

在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消融的推动下,北极治理问题日益突出。《海洋法公约》、北极理事会等相关治理机制的不足与缺陷使得构建与完善北极治理机制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在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上,国际学界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地拟制《北极条约》,另一种则是强化现有治理机制在领域性与功能性问题上的治理。对此,中国应立足于实现本国利益和各国共同利益的统一,从而推动该地区国际合作和治理机制的完善,并最终为北极的和平开发和利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

一、全球治理成为可能的几种治理因素“全球治理”这一命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学界逐步受到重视(罗西瑙在其著名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中最早提出了“治理”的学术意义,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赫尔德主编的《全球治理》更深入地发展了全球治理的     

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结合自身力量特性,欧盟曾形成了以“良政”为核心理念、以多边主义为路径、以大西洋伙伴关系为战略依托的全球治理战略.新兴力量崛起加速了国际权势转移,也重塑了欧盟的自我认知,推动其调整全球治理战略.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重视价值观与现实利益的平衡,重视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功能性”和“互惠性”维度,力求在新兴力量和大西洋关系的平衡中推动全球治理.     

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基于公共性的回归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彰显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的特征。在政治权威方面,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危机治理之中,带有公共特点的私有权威正在公共治理中崛起;在公共领域方面,公共性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全球社会和全球公共领域之间的疆界变得复杂;在公共产品方面,公共性超越了普通公共产品所带有的工具性和经济意味,更多地体现为公共实践。由此可见,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强,但这种公共性已不再需要对其设置特定的边界,它正逐步演变为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系列实践,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其中,中国也努力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负责任地提出了"中国方案"以及参与或主导建立若干全球性机制等实践,推动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扩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和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世界之变促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中国一直以来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开创全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并广泛参与多领域治理进程。当前,为应对大变局,中国创新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     

浅谈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制度治理实践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发展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现 ,使得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全球治理的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它不仅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问题 ,更是目前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本文首先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论述了全球治理兴起的原因 ,并引入国际制度的概念对这一全球治理途径进行了阐述 ,最后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做一个整体评价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 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     

论全球治理与国际法

全球治理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途径。它超越了以往的国家治理及国际治理模式,是一套全新、更有效的管理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国际制度。构建能够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对全球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是进行全球治理的关键和前提。     

全球能源治理变局:挑战与改革趋势

全球能源问题的紧迫性凸显了国家间合作及能源治理的必要.随着国际能源格局与形势的变化,传统的安全风险正在降低,能源产业的投资安全和能源利用的环境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最紧迫的议题.在这一变局下,现存能源治理机制自身的缺陷日益显露,加之不同机制间互动不足,能源治理的成效差强人意.为了能够应对全球能源的新挑战,全球能源治理模式要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复杂的多层治理模式转变.在现有能源治理机制基础上,应尽可能吸纳新兴经济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积极发挥金融工具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和加强法制建设,以实现更为公平、高效的国际能源治理秩序.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新帝国治理模式的现实与困境

尽管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中“新帝国论”都不能被视为主流,但是这一理论对当代西方国家的外交思维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则不应该被忽视,它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力图揭示“新帝国全球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虚幻性,并指出它具有很强烈的空想和乌托邦的色彩,并不能代表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前进方向。     

大国博弈背景下孟加拉湾海上安全治理:新动力、困境与前景

从目前来看,各利益攸关方,尤其是域内外大国都加大了对孟加拉湾海上安全及治理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力度,给该地区安全治理增加了新动力。诚然,该地区的安全治理也面临诸多困境,比如大国围绕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的博弈,以及一些大国借用治理之名谋求私利的行为,使得各类资源难以整合及有效利用。另外,与其他全球治理案例面临的困境一样,各利益攸关方的安全观、治理理念、治理能力不同、利益需求不对称以及治理优先议题设置存有差距,使得各方难形成统一认知、采取统一行动,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未来,除了继续鼓励现有几种治理模式外,还需进一步寻求治理模式创新,"大国协调带动地区和谐联动"模式值得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