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与治理目标和路径

恐怖主义威胁认知对治理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是外部政策评估的有效切入点:威胁认知通过影响政策目标与政策路径,构成恐怖主义治理能够在多大限度内发挥其有效性的前提。九一一事件以来,西方对恐怖主义威胁出现了"传统智慧""本土恐怖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三种不同的认知,治理政策经历了"全球反恐战争""反激进化"和"反极端化"三个阶段,政策目标经历了"文化安全化—族群安全化—思想安全化"的演进,政策路径出现了从"群体化"到"个体与群体兼重"再到"个体化"的转变。恐怖主义威胁认知的三个阶段演进,更多的是面对新恐怖威胁的被动更新,而非针对前一阶段问题所做的主动修正。这导致当代西方恐怖主义治理的既有政策有限性将会持续,反恐的政策负担会越来越重,甚至"越反越恐"。在当前国际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西方乃至全球的恐怖主义治理又处于一个需要更新威胁认知的关头,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当前恐怖主义治理的效果。     

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为例

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外部安全的特征。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安全风险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内外界限被模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契合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代特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国家安全观。它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强调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呈现新的图景。由于“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被打上后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中国反恐怖的模式必须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突”恐怖主义日益显现出组织的松散性、风险的流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思想的激进化、活动的虚拟化和联系的全球化，对既有的反恐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内外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     

印度反恐怖主义法浅析

自独立以来，印度就深受恐怖主义之苦，是世界上受恐怖主义活动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印度面临的反恐形势和任务开始多样化和复杂化。2001年“9·11”事件后，印度积极响应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虽然印美之间在反恐问题上也存有分歧，但总体而言，印度给人的感觉仍然是过于迎合美国，帮助“打造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     

中亚反恐法律及其评析

恐怖主义是引起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中亚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缘特点和人文环境已成为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猖獗的地区。为治理这些犯罪行为,保障中亚的稳定与安全,中亚国家在国内反恐法律中规定了恐怖主义犯罪及其反恐程序的同时,把反恐国际公约转化为国内法律,从法律上为反恐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亚国家的反恐法律有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中亚反恐法律及其评析

恐怖主义是引起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中亚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缘特点和人文环境已成为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猖獗的地区。为治理这些犯罪行为,保障中亚的稳定与安全,中亚国家在国内反恐法律中规定了恐怖主义犯罪及其反恐程序的同时,把反恐国际公约转化为国内法律,从法律上为反恐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亚国家的反恐法律有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美国国家反恐战略的分析框架与历史演进

美国全球反恐行动已持续近十八年，理解当下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和未来走向离不开对美国反恐战略历史演进的梳理，而对三届政府反恐战略的比较则需基于统一的分析框架。美国国家反恐战略包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认知、指导反恐的基本原则、预设的战略目标和实施的政策手段。对比分析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特朗普政府延续了上一任政府持续收缩的全球反恐态势，具体表现为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认知更趋符合客观现实，“美国优先”的指导原则凸显了利己和激进的态度，预设的战略目标则相对具体和务实。在政策手段上，特朗普政府缩减反恐武力规模、减少外交关注和发展投入，但通过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以向外界传达其反恐的强硬态度。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反恐收缩战略进一步表现出美国对全球反恐行动感到疲乏且失去信心，并以此为由试图摆脱原有约束美国对外行为的一系列因素。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并不能使美国彻底摆脱全球反恐的尴尬境地，并将对全球反恐形势和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论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作为一种极端的解构力量，恐怖主义对于国际秩序的威胁和损害不仅在于通过制造恶性事件以破坏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更在于借助销蚀主流价值而削弱国际秩序的观念基础。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将评估和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纳入反恐治理的基本范畴。其中，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进行社会解构的行为策略，可以分为以动摇当代领土政治、颠覆主流生命伦理和创设替代政治秩序为主要构成的重释再造，以动员恐怖袭击、滋长恐怖气氛和催生仇恨敌对为主要构成的“木马”植入，以“黑色经济”“黑色宣传”和“黑色技术”为主要构成的反向利用。目前，国际社会的反恐路径注重结合预防恐怖主义的内向防御逻辑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外向进攻逻辑。沿着这一思路，国际社会可以综合采取加强反恐实践中的逆向战略、修正反恐叙事中的敌意话语和联通反恐治理中的不同系统等多种举措以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转型与升级：近年菲律宾南部恐怖主义发展研究

在“伊斯兰国”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作为伊斯兰世界重要的外围区域之一，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历史、宗教等矛盾的交织，尤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菲律宾南部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摩洛人分离运动。此后，菲律宾南部分离型恐怖主义逐渐向极端型恐怖主义“转型”，并在地区恐怖主义中扮演重要角色。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反恐战争的展开，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一度沉寂。2014年“伊斯兰国”的崛起，给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复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伊斯兰国”的直接影响下，以阿布沙耶夫组织等为代表的菲南恐怖主义再度“升级”。在“伊斯兰国”与地区恐怖分子的参与、回流下，出现了马拉维武装对峙事件，同时也标志着菲南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升级”。未来，菲南地区的恐怖主义区域化与国际化互动可能进一步加强，马拉维武装对峙模式亦可能在其他地区被复制或模仿。要彻底解决菲南问题，不仅需要妥善处理国内的分离主义问题，还需有地区、国际层面的反恐支持。     

恐怖主义的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恐怖主义经过三轮扩散,在中亚、南亚北部、西亚和北非以及萨赫勒地区的广大地域形成了新的"动荡弧"。在此"动荡弧"上,国际恐怖主义既各自为阵又彼此相连,形成了四大分中心的辐射区。国际恐怖主义和本土恐怖主义彼此勾结、相互借助、合流共存的共生关系是当前恐怖主义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国际恐怖主义打而不死、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恐怖主义的扩散不仅对全球反恐斗争造成了巨大挑战,而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海外经济利益、边疆安全和内地稳定以及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鉴于此,中国应在全球、地区、国家间以及国内四个层面上促进反恐合作,应对恐怖主义的挑战,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冷战后俄罗斯恐怖主义泛滥原因探析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恐怖主义泛滥成灾,究其原因:政治经济转轨带来的社会不公和人民生活日益贫困是滋生恐怖主义活动的社会温床;民族、宗教矛盾激化,黑社会势力发展,邪教组织壮大是诱发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因素;军火走私,武器扩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恐怖主义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泛民族主义、泛宗教主义的渗透,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西方国家的干涉,助长了恐怖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俄反恐斗争的失误使恐怖主义势力得以发展和壮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恐怖主义的泛滥。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严重制约着俄反恐斗争的开展,使俄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当代南亚恐怖主义的起源与诱发因素

南亚地区是恐怖主义的重灾区，也是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前沿地带。“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南亚反恐局势的走向引发密集关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情况尤为明显。当代恐怖主义在南亚地区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有若干重的历史与地缘政治诱因发挥了作用，既包括地区部的因素，也包括跨地区及国际范围的问题，这些外因素的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南亚恐怖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和应对恐怖主义挑战的持久性。     

当前国际反恐的局限性与面临的难题

2008年是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的第七年。在过去的六年中，世界各国采取有效措施，加大联合打击力度，反恐怖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俄罗斯、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恐怖活动得到了很大遏制。但从全球整个态势看，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一方面，国际反恐怖斗争本身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的土壤没有被清除，且不断以新形态出现，国际反恐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难题。     

国际法上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之分歧

"9.11"事件已经过去半年多了,但它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视角客观理智地去分析恐怖主义并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去研讨国际反恐合作,无疑是摆在各国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对恐怖活动形式的变化、对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怖合作方面的努力和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独步天下"的做法进行分析.     

俄罗斯反恐的国际合作

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俄罗斯积极与各国开展反恐国际合作。合作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合组织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开展反恐合作，这是俄反恐国际合作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第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合作，这是其反恐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方面；第三，与亚洲、拉丁美洲相关国家进行反恐合作，主要是进行一般性的反恐合作，服务于俄罗斯对外政策大局。“周边国家-西方国家-其它国家”这三个层次有着鲜明的主次、轻重之分，这是由俄罗斯面对的反恐形势所决定的。     

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的逻辑:博弈分析的视角

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系自杀行为与袭击行为是同一行为的恐怖主义行为,将其与自杀性恐怖主义进行概念区分,对其行为特征与互动机制展开博弈分析,有助于揭示其行为逻辑与过程逻辑,提出更有效的治理政策建议。通过信号传递、俱乐部模型、"烈士"市场等博弈模型,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借助信号传递、禁忌与献祭、外包、负责声明、筛选与过滤等一系列行为和机制,恐怖组织使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成为一项理性的策略选择和有效的"弱者的武器",并能通过原教旨主义极端化和发动全球"圣战"来对抗国际反恐打击。因此,加强国际反恐情报交流与合作、帮助治理失败国家提升公共物品供应能力、切断"烈士"市场赖以运行的条件和环节等措施便成为可行的治理政策选择。合理借鉴博弈分析的思路、方法和成果,展开本土化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提升我国的恐怖主义研究与治理能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为"一带一路"战略和西进战略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反恐过程中的主导性隐喻及其后果

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反恐行动似乎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这与人们对恐怖主义的"越描越恐"密切相关,而隐喻的存在及广泛使用是导致"越描越恐"的重要原因。在恐怖主义的治理中,作为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涉恐隐喻具有启发性,但也因其随意性、凸显与隐藏的特征,限制了人们关于恐怖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在美国涉恐的政治、媒体和学术话语中,"恐怖主义是战争""恐怖主义是野蛮的东西""恐怖主义是疾病"和"恐怖主义是不受欢迎的植物"是占主导地位的隐喻。这些隐喻深植于历史、人们的恐惧、社会系统和舆论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正统看法。进行隐喻分析,使用多种隐喻,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隐喻陷阱,但仍不能消除它。因此,在恐怖主义治理的过程中,坚持"犯罪"隐喻为主导、灵活使用多种措施、重建受损的政治秩序、减少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和对穆斯林的歧视尤为重要。     

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态势及反恐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对中国西部周边安全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主要来自中亚地区和南亚地区。伴随相关国家反恐力度的加大及国际反恐合作的强化，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得有效遏制，南亚地区则变成了恐怖主义的“重灾区”。一、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态势与特点     

非洲恐怖主义形势的恶化及反恐路径

近几年来,世界上许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快速回潮,非洲沦为恐怖主义肆虐的新核心区,其中以萨赫勒地区的形势最为严峻。非洲恐怖主义肆虐既缘于非洲多国政局动荡、经济落后、边境不稳等内部因素,又可见恐怖组织域外力量调整、宗教与民族矛盾、网络与社交媒体等外部因素的作用。非洲内忧外患明显加剧,促使国际和区域组织在非洲反恐问题上弥合分歧、搁置争议、深化合作,并对非洲国家加大援助力度,以推动非洲国家有效提升打恐能力;非洲国家也在努力强化政府治理,加强反恐的软硬两手,尤其是重视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以切实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俄罗斯国家反恐怖委员会的成立与发展

合理整合国内各种反恐资源，更加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是目前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俄罗斯总统普京2006年2月16日颁布了《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措施》的总统令，决定成立全国统一的国家反恐怖委员会。成立近两年来的活动表明，俄罗斯国家反恐怖委员会及其配套机构与此前成立的其他反恐怖协调机构相比，更体现了责任和资源集中化的优势，并提出了更加合理而明确的发展方向。     

冷战结束后拉美恐怖主义探析

冷战结束后,拉美恐怖主义活动呈弱化趋势。拉美国家政治治理能力的欠缺,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以及拉美一些国家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是拉美恐怖主义产生和持续存在的原因。为更好地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拉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打击毒品和洗钱犯罪的力度;提升自身的反恐能力,在加强军事打击力度的同时,还加快了与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和谈进程;增进彼此间以及与美国的沟通和合作,提高了反恐行动的跨国合作水平。2D10年以来,拉美地区的恐怖威胁持续下降,已成为全球七大区域中安全水平上升最明显的地区。总体而言,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目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安全形势比较稳定,恐怖主义活动相对较少。然而长远来看,拉美国家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