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程序约束机制之构建

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司法权力，其权能贯穿于刑事司法的全过程，无论在实体法上还是在程序法上都体现着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的权能。因此，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加以规制和约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程序制度设计的角度。提出解决法官裁量权随意行使的现实方法。     

刑事自由裁量权基本问题

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指在刑事法适用过程中,涉及刑事法适用的官方人员在所适用的刑事法规则内容允许的范围内,有权在可以采取的多种行为中作出选择。刑事自由裁量权具有绝对性,同时也具有相对性。绝对性是指裁量行为是任意的,不受限制。相对性是指刑事自由裁量权仅仅是一种弱式自由裁量权。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主体涉及公安人员、检察官和法官。公安人员和检察官行使的自由裁量权主要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性权力。法官行使的自由裁量权除程序性权力之外,主要是依据刑法的实体性权力。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规制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能贯穿于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它直接影响到法律适用的最终结果,关系人民的切身利益。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完善,必须从理论上承认法官享有一定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并加以严格的约束和限制。本文首先介绍了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概念和特征,围绕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原则、行使不当产生的负效应以及如何对刑事自由裁量权进行法律规制为论点,阐述自己观点,以期能正确地把握和认识刑事自由裁量权。     

论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以暂缓起诉为补充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重要体现。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相对不起诉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加之暂缓起诉制度的缺失,给检察机关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不能满足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刑事司法工作的需要,亟待改进和完善。     

法官在刑事审判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限度

司法能动性之核心在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官通过时认定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等方面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及时对案件作出裁判。在刑事审判实务中，存在着有些法官办理金钱案、人情案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由此口滋生的司法腐败严重地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由鉴于此，应当从立法上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通过完善现行公开审判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推行法院判决书上网等措施，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限度进行有效监督，实现良性的司法能动。     

检察机关与自由裁量

虽然我们总是对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行使深怀戒心，但是在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不同程度地享有自由裁量权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也在运用自由裁量权，     

简述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制约

法律局限性的存在和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使法官实际上拥有决定案件结果是什么的权力,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合理使用对当事人利益的维护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分析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进行制约的必要性,并提出合理建议,以使刑事自由裁量权在合理范围内行使。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事自由裁量研究

刑事自由裁量权主要是指在刑事法律的适用过程中,由相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刑事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对实施的多种方式的自由选择。本文主要通过刑事自由裁量权在宽严相济政策下的价值分析、行使原则的论述,试提出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完善的有益建议。     

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研究——以刑事实体控制为视角

在赋予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必须对之予以控制,这已经成为共识。为达致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与衡平,很有必要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从实体控制的角度进行深层次探究。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实体控制包括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中的控制两个方面。在认定事实中的控制上,主要涉及的是自由心证和刑事推定的问题;法律适用中的控制则可以从定罪及量刑两个层面进行把握。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控制探析

作者认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对定罪量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分析了由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粗疏及执法中的诸种因素致使刑事自由裁量权之行使带来的弊端。对如何在立法、执法、监督等方面合理控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有效解决执法不严、罚不当罪等问题提出了新思路。     

公安机关实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对策思考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面临国际与国内双重压力,形势严峻。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执法部门,应加大对知识产权领域犯罪的打击力度,但目前仍面临着刑事立法缺陷以及公安经侦自身条件、公安与行政执法、与国际刑事司法部门沟通协作方面的重重障碍。公安机关必须积极开展经侦基础理论研究,重塑侦查理念与侦查模式,密切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关系,并不断拓展境内外知识产权执法合作空间。     

关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法律规制问题的思考

作为司法实践中提出的新的经济犯罪类型,与其他经济犯罪比较而言,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侵害对象特殊,行为方式纷繁多变,法律适用问题复杂等特征。公安机关打击、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面临罪名界定不清,适用条件不明、刑民交叉等法律规制障碍。当前可选择的对策有:修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条款;确认民间融资的合法性,以立法形式引导其公开登记,合规经营;制定涉案赃款处理规则,提供被害人维权的法律依据;对网络经济犯罪立法予以完善和监管。     

论广东街面“两抢一盗”犯罪的精确打击

严厉打击街面“两抢一盗”犯罪活动,是当前公安中心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对“两抢一盗”犯罪情报信息研判,精确获取街面“两抢一盗”犯罪证据,实施精确打击,是“专项整治”遏制“两抢一盗”犯罪的需要,是提高办案质量和对犯罪人员的打击处理率的重要保证,是公安机关打击街面“两抢一盗”犯罪这场战役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准,也是我们当前加强街面“两抢一盗”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问题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心理形成过程分析

本文在调查某地级市人民法院近3年内判决的365名公职人员经济犯罪案件和全国已公开报道的35份经济犯罪公职人员的忏悔录的基础上，以“原始刺激”为公职人员犯罪心理过程的研究起点，通过对一般公职人员犯罪心理过程进行剖析，提出了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心理一般演化模式，即从对原始刺激认知引发的“初反应”，经济犯罪动机产生的“伴随反应”，经济犯罪行为产生的“结果反映”，再次实施经济犯罪的“恶性循环反应”。     

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海关管控领域犯罪及其刑法规制路径研究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复杂的跨国组织机构,其经济体系刑法保护机制的构建必须具备一定前提,即应当对各成员国所面临的现实经济安全威胁及其预防的基本方向进行详实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切实可行的刑法规制路径,构建欧亚经济安全保障新理念。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动态整合过程,不仅影响各成员国内国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领域的发展进程,而且使得打击海关领域犯罪成为各成员国的紧迫任务。海关管控领域的常发型犯罪对同属于"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应当在公平正义和罪刑相称原则的基础上,修订本国经济活动领域和海关管控领域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定,有效打击统一关税空间内的违法犯罪,以保障各成员国的内国经济安全。     

量刑制度宏观问题研究

量刑制度的外观为刑罚裁量与体系化构成 ,包括缓刑制度、死刑缓期执行、再犯和特别减轻制度 ;量刑制度具有规范、限制、整合、贯彻功能 ;运行量刑制度需要考虑运行环境和权力介入、媒体舆论、法官好恶、治安形势等相关影响因素 ;量刑制度存在两个基本走向 ,即综合化与精确化。量刑制度改革宜从总体目标、制度完善并结合刑事诉讼改革三方面同步进行     

浅谈食品安全犯罪侦查中的几个问题

刑法是保护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有效地侦查对于筑牢这道防线意义重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应及时介入，把握侦查的有利时机。在对行政机关移送案件进行侦查的同时依托经侦基础工作，拓宽食品安全犯罪情报信息来源，主动出击，精确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在收购、加工、贮存和运输环节发生的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可以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立案侦查。     

美国企业犯罪的审前转处协议研究

美国针对企业犯罪建立了特殊的审前转处程序,办案检察官可以与涉罪企业签署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如果企业能够在考察期限内完成协议下的义务,则不会被审判和定罪。在美国经济危机时期,该制度较好地为企业的生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提供了保障。该制度以美国司法部内部的政策性文件为依据,赋予了办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基本无权干预。美国理论界的争论主要围绕三对冲突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与企业“大到不用判刑”特权的冲突、检察官的转处裁量权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司法部内部行为与立法/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在我国面临企业犯罪处理困境的当下,该制度及其相关理论能够为我国“司法行政部门帮扶企业”政策的践行提供经验借鉴。     

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

刑法对任何行为的惩罚都要有正当化根据,要坚持犯罪化的基本原则。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刑法都呈现泛化倾向,我国经济刑法也明显存在调整范围过度的现象。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经济犯罪的客体是国家经济秩序,这种理解难以符合市场经济本质和前行方向,容易引起经济刑法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经济犯罪是市场主体滥用经济自由而导致对其他平等主体或社会、国家公共利益的伤害(危险),对其法益要从实质上解释,形式上只是违反特定经济制度或秩序,不产生具体法益侵害的行为,应由经济行政法调整,不宜纳入刑法范围。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的司法认定要重视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限缩经济刑法的处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