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治竞争范式及其制度约束

高成本制度体系不利于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胜出,传统压力型发展模式和激励机制已出现明显"负效应"。要让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尊重和有益于地方可持续发展、促进制度正向激励,并大力创新具备实践解释力的地方竞争范式和分析框架。只有逐步将压力型治理结构转变为规则型治理结构,形成统一的司法权治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条条块块"权力制约规范有力,地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竞争模式才能逐步实现良性运转。作为地方,被动或者主动的制度调适将成为本轮改革的"竞优"选择,法治需求将在"诱致型"和"倒逼型"社会变迁进程中更加凸显。     

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原因、意义及完善趋向

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解释当代中国法治发展何以较为成功的重要范式。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源于"央地"经济分权、国家法治的引领和流动经济的压力。地方法治竞争兴起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有利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地方竞争的正向化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也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模式中较具特色的部分。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虽然意义深远,但也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是增强地方法治建设中法治价值的独立性;二是扩大地方法治建设的民主参与性;三是进一步推动经济要素流动以增强地方法治竞争的压力与活力;四是积极促进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竞争的形成以实现地方法治竞争的规模升级。     

浅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法律保护

一、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 地方政府主要执行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公共服务、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等职能，它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具有自由市场竞争主体的资格。然而，自然资源的差异、地理位置的差异以及历史原因沉积下来的经济文化差异等，导致不同的地方政府对外的吸引力截然不同。虽然地方政府并不具有自利的属性，但国家为了鼓励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制定出的一些激励机制、人员奖励制度等，一方面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可能。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制度竞争上，尤其是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是财政制度的核心，自然成为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发挥公共法律服务在法治建设中的更大作用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视野下,司法行政机关紧紧围绕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统筹整合政府和社会的各类法律服务资源,构建全面覆盖     

关于推动律师为政府投资重大建设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调研报告(摘编)——全国律协建房委赴浙江、上海专题调研情况报告

根据全国律协《关于开展"律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业务创新拓展工程"的实施方案》提出的"促成政府主管部门发文,政府投资重大建设项目由律师提供全过程专项服务,推动广大律师真正参与政府决策流程,在促进法治政府建设中实实在在发挥作用"的要求,全国律协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委员会(下称"建房委")把实施上述工作要求作为今年工作计划的重点。鉴于浙江省司法厅和浙江省发改委早在2009年8月颁发111号文件《关于充分发挥律师作用积极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法律服务的意见》(下称"浙江联合文件")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于2010年4月颁发1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发挥律师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中重要作用的若干意见》(下称"上海联合文件"),全国律协组成调研组赴浙江、上海开展了律师为政府投资项目服务的典型调查,为进一步创设服务政府投资项目为律师法定业务,以及制定相关文件和管理规范提供了宝贵经验。现本刊将该调研报告摘要刊发。     

中国的地方法治建设竞争

产权保护是企业投资必须考虑的因素,是一种成本。为在招商引资竞争中胜出,各地所采取的策略不只包括改善交通、减免税赋、优惠地价、提供低价水电气等,还包括优化社会治安、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放松管制、改进法院司法等,要减少企业投资面临的综合成本,成为"投资洼地"。如此,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确已呈现出法治建设竞争的迹象,而这种基于资本流动驱动的法治建设竞争有效约束了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更是促成我国产权保护机制生成的关键因素。但由于与企业相比,地方民众的议价能力过弱,这也使得我国的地方法治建设是资本驱动的法治建设,民众的权益保护明显不够。     

模式竞争还是竞争模式?——地方行政审批改革创新的比较研究

随着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中央的推动下各地政府在探索创新中形成了以政务中心模式、行政审批局模式两种主要的行政审批改革路径。通过对同一城市两个辖区行政审批改革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政务中心模式和行政审批局模式不是前者被后者取代的线性演进关系,而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展方向的两个并行不悖的改革选项,各自有独特的优势和适用性。地方政府选择不同改革路径和模式,固然要考虑到模式特征和优势是否适合本地需要和制度环境,但也更受到地方竞争的影响:在没有上级政府干预和命令的前提下,政府间的竞争可能受两种机制的支配,一种是同区域间不愿学习借鉴的"排斥"机制,另一种是跨区域竞争下的积极学习并力图超越的"赶超"机制。     

模式竞争还是竞争模式？--地方行政审批改革创新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中央的推动下各地政府在探索创新中形成了以政务中心模式、行政审批局模式两种主要的行政审批改革路径。通过对同一城市两个辖区行政审批改革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政务中心模式和行政审批局模式不是前者被后者取代的线性演进关系,而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展方向的两个并行不悖的改革选项,各自有独特的优势和适用性。地方政府选择不同改革路径和模式,固然要考虑到模式特征和优势是否适合本地需要和制度环境,但也更受到地方竞争的影响:在没有上级政府干预和命令的前提下,政府间的竞争可能受两种机制的支配,一种是同区域间不愿学习借鉴的"排斥"机制,另一种是跨区域竞争下的积极学习并力图超越的"赶超"机制。     

论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及其治理

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使我国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利己特征,税收政策和征税行为被地方政府作为策略性工具用于GDP和税收收入的争夺中.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破坏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背离了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导致非法治赋税模式的生成,并对市场个体的偷漏税行为形成激励.在法治背景下,构建税收协调、税收信息交换等软法治理机制,建立财政民主制度以保障辖区居民“用手投票”权的实现,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保障纳税人“用脚投票”退出机制的运行,通过宪法制度确定财权事权划分,改造现行诉讼制度以实现税收竞争纠纷的公正处理,是治理地方政府税收不当竞争的主要路径.     

容缺受理制度的法理基础与完善路径

"容缺受理"制度目前正处于由个别试点向制度化的过渡阶段。该制度创新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提供更人性化的举措,主动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从而改善区域营商环境,提升地方法治竞争力。从现有情况来看,该制度仍然属于地方政府在现有法律之外的制度创新,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依据,其合法性还存在一定问题。但是该制度设计基于"粗心人"的人性假设,便于民众各项权利顺利实现,符合便民高效的行政法治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而应该尽快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区分关键材料和非关键材料,加强受理过程中的监管,进一步拓展实施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是该制度创新进一步发展完善的重要路径。     

罗纳德·J·奥克森治理地方公共经济理论及其启示

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其对于如何提供目前主要有两种争论即：地方政府一体化合并与地方政府竞争模型。罗纳德·J·奥克森在其地方公共经济理论和方法中以合作的理念思考了政府治理问题,这就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地方公共服务的供应与生产需要关注是如何通过地方公共经济结构来改进组织绩效,这就为致力于提高执政能力的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思维方式。     

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

超越既有学术观点,在主客体二元互动关系中厘清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是法治中国从抽象符号具象化为行为逻辑的首要前提。主体维度的法治中国涵摄了主体的法治自觉、自信、自立与自强;客体维度的法治中国聚焦于从依法治权与依法维权的二元对立转向互信、和谐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模式与治理格局,致力于构建友爱的党民关系、友善的政民关系和友好的法民关系;在时间维度上,法治中国是中国模式的历史养成与现实创新的统一;在空间维度上,法治中国旨在谋求中国在全球的法治话语权、法治治理权、法治管理权和法治发展权。     

公共服务改革视阈中的地方政府竞争力探析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已成为政府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公共服务的特殊职能使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越来越从过去仅仅或特别重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竞争转向更重视社会性公共服务的竞争。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竞争取胜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服务的竞争力,公共服务竞争力是现实能力与未来潜力的统一。当前,需要通过改革创新,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改进服务机制,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以及加强绩效管理等途径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竞争力。     

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保证责任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公私协力的表现,是担保国家理论在行政法中的具体化。透过担保国家理论、公私协力背景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政法属性,政府保证责任作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责任转型,有其宪法渊源与民事责任阙如的现实需求。基于保障社会公众以合理的价格持续、均等地获得质高价优的公共服务之目的,政府保证责任可以类型化为监督责任、管制责任、接管责任,其内容体现为保证有限竞争、质量与价格供给、持续与均等供给以及公共服务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可以通过行政规制、契约治理及信用监管等措施,促进政府保证责任的最终实现。     

我国政策性银行运作模式比较及改革探析

政策性银行的金融服务作为准公益物品,具有公与私物品的两种特性,这决定了政策性银行的运作模式必须是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由于经营理念、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差别,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政策性银行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绩效差异.为提升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运作绩效,我们须从制度完善、政银分离、治理网络和竞争合作四个方面探索有效的改革路径.     

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政府职能探析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成功运作是以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机制，对契约、形式、规则重视的理性主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强有力的政府调控能力为前提条件的。而我国法制不健全、市场体制发展不成熟、第三部门还难以担负起公共服务重任的现实要求我国政府在政策法规的建设、服务资源的公平配置、市场化过程的监管和非政府组织自治、自理能力的培育方面发挥积极的功能，建立起企业家型政府。     

论公众共用物的法律保护

公众共用物系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可以非排他性使用的共用物,例如大气、水流、海洋、森林和荒地等环境和自然资源。公众共用物既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私有物,也不属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财产。公众共用物是公众自由活动、相互交往以及与自然交往的地域、空间和舞台,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食粮,是激发和促进人的思想、理想、情操、美感和艺术的渊源,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生态人社会人、人之所以得以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基本资源。目前我国公众共用物因受到来自各方面和各种形式的污染、破坏、损害、侵犯而面临着退化、萎缩的危机,急需加强法律保护。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指不特定多数人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资格、自由和力量。作为公众中一员的每一个人都有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对公众共用物的保护和法律调整,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利用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三只手;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综合采用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中央集权、自由竞争、公有制和私有化手段,而应该根据现实需要适度地进行集权、分权、自治和实行公有、私有、共用措施。我国的法律应该充分发挥公众、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逐步建立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综合调整机制、善治机制,避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和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所谓的"双重陷阱",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调整机制,保障公众共用物的健康和可持续存在,保持和维护私用财产、公务财产和共用物的合理比例、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如下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保护、改善和治理现有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防止不当减少现有公众共用物数量和规模,保障基本公众共用物供给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增加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管理体制以及规划、统计、信息公开等管理制度。这些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将确保公众共用物与私人财产、政府财产的比例适当和协调发展,满足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需要。     

The new German Data Protection Act and its compatibility with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A substitution of the right to maintain mailing lists for marketing purposes (the so-called list privilege) by a strict opt-in requirement as propos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for the amendment of the German Data Protection Act does not conform with European law. Making the use of relatively innocuous data like name and address for marketing purposes subject to the data subject's declaration of consent infringes up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The Directive allows for the use of personal data either on the basis of a data subject's declaration of consent or after a balancing of legally protected interests. Reducing this two-track model to a one-track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subject's declaration of consent only) does not do justice to the idea of balancing of interests or free movement of goods and services which are a mandatory part of European law. The draft bill interferes drastically with the free movement of goods and services. A tightening of the opt-in requirements would be a severe burden for the German economy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for businesses to distribute their goods and services without the help of marketing measures. The economic cycle would be hit at its weakest point, i.e. the link between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which is gain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especially with a view to cross-border competition.     

Economic Competi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Bodies: The Case of Auditing

Building on Romano's recent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regulatory regime, we model competi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auditing associations. We show that such competition is an effectivesub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gulation, providing an efficientmeans for auditors to signal their service quality. Competitionis likely to lead to stability in the market for auditing services,with neither a "race to the top" nor a "race to the bottom."Monopoly rents are unlikely to be earned by auditors or their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anbe limited to ensuring that th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disciplinary actions are costly enough to be effective.     

THE ECOLOGY OF GANG TERRITORIAL BOUNDARIES*

Within any type of system, the actors in the system inevitably compete over resources. With competition comes the possibility of conflict. To minimize such effects, actors often will partition the system into geographic territories. It is against the larger ecological backdrop of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that we examine territory formation among urban street gangs.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soci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where gangs form, and how the presence of a gang influences local levels of violence, we know little about how competitive interactions are tied to the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gang territories. We use formal spatial Lotka–Volterra competition models to derive hypotheses about competition‐driven territory formation. By using data on 563 between‐gang shootings, involving 13 rival street gangs in the Hollenbeck Policing Division of Los Angeles, we show that violence strongly clusters alo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gangs in a way that is quantitatively predicted by the theor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even weak competi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gangs are sufficient to drive gang territory formation without recourse to other processes or assum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