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政府:地方政府转型的过渡态——基于沪、苏、锡的海归创业政策案例调研

随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提出,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逐步探索和实践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本文通过对发展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溯源和概念澄清,指出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关键是提供均等化和普遍化的公共服务。目前一些服务导向的地方政府实际上仍在执行发展型政府的职能。以上海、苏州和无锡等地的海归创业政策为案例,分析了这些地方政府提供“保姆式服务”的原因和表现,并指出其政府形态仍然是发展型政府。继而通过研究其发展型政府的内在制约和“保姆式服务”的不足．揭示地方政府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动态转变轨迹。最后,对如何促进政府转型和海归创业企业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审慎对待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的“强镇扩权”

自2007年浙江省率先推出"强镇扩权"的改革以来,"扩权"成为地方政府改革中的重要措施,也受到很多学者与实践者的关注。从"强县扩权"到"强镇扩权",未来也许还会有学者提出"强村扩权",所有这些改革虽然还缺乏充分的实践检验,但可以预见的是,"强镇扩权"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行政机构膨胀、行政成本巨增,甚至可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行政国家现象"。我们认为目前的"强镇扩权"只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种个别现象,在全国尚不具备推广条件,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要审慎对待,不可盲目效仿。     

全面深化改革动力和阻力的辩证关系——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改革是社会发展动力,但改革本身也需要动力,因为改革需要排除阻力。从生成关系上看,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和阻力构成矛盾统一体,相反相成。从斗争关系上看,二者构成函数关系,阻力是"自变量",动力是"因变量",改革投放的动力大小取决于改革遇到的阻力大小。从转化关系上看,党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者,是转化的推手,人民群众则是转化的主要对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转化的着力点,"四个伟大"是转化的抓手。要克服阻力,促进阻力向动力转化,实现动力增量,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充分发挥"四个伟大"的积极作用。     

论发展型政府的困境及其转型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而长期以来为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政府,不仅导致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而且也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社会弊病,这使得发展型政府走到了穷途末路。为挽救这一危机重在实现从发展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这才是实现良好治理的终极路径选择。     

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正转变政府职能是一项艰巨的系统性工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借此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三大关系。但这一改革依然艰难,因为这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行政审批是改革"枢纽"自2001年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行政审批目录从2001年的4300多项,精简至新一届政府上任时的1700多项。李克强总理表示,本届政府要下决心把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1/3以上。今年以来,国务院各部委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削减1/3"的任务已完成大半。但越往后,剩下的越     

期待重启全面改革

正改革的全面重启不仅取决于改革者的意愿和推力,它还包含一系列条件、时机、动力和需求。"政府悖论"任何改革和发展都要付出成本的,"政府悖论"就是对政府主导的改革和发展付出的一种成本。所谓"政府悖论",根据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等学者的论述     

政府职能转型对中国改革的作用与影响

当前,中国改革正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府全面转型的严峻挑战。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变革转型中政府职能转型是解决我国当前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关键所在,政府职能转型是保障中国改革全面协调发展,解决五个“滞后问题”的主要因素。当前,政府职能转型的根本任务是解决政府职能的不合理定位,政府职能转型的发展目标是构建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结果导向型政府、知识型政府、顾客驱使型政府、企业化政府、预知型政府、参与型政府、市场导向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     

基于治理视角的“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浅析

"一网、一门、一次"改革不仅是技术平台建设或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也是行政体制综合改革在特定阶段的中心任务,并对政府治理的进一步优化提出要求。基于"政府即平台"以及"整体性政府"等理念,"一网"改革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为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治理提供了渠道和平台。"一门"改革需要政府内部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整合,并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政府形象。而"一次"改革既需要解决线上流程设计的优化问题,也需要解决线上与线下的融合问题。     

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理论、实践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进行了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在理论上,西方"整体政府"改革既是对新公共管理反思与批判的结果,又是一定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还与各种协作理论密切相关;"整体政府"已成为当代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新趋向,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新型政府改革模式,即"整体政府"模式。该模式具有深刻的内涵、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治理结构。在实践上,"整体政府"改革具有丰富的内容,既有改革模式上的共性,又有具体操作中的国别特色,并形成了一种最佳实践模式。这一最佳实践模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与哲学、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以及制定政策、设计方案和提供服务的新方式。西方"整体政府"改革对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路具有三点启示: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特征及治理之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历史方位变迁,导致社会矛盾存在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需求内涵发生双重维度深刻变化。由此影响社会矛盾客观条件从温饱社会的生存型阶段向全面建成小康的发展型阶段过渡,以及人的主观需求从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层次提升双重聚焦,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关键区分维度。以此为分析视角,可以看出在时间维度上形成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中矛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压缩性"风险胶囊;矛盾空间维度上呈现出生存型矛盾的局部短板与发展型矛盾主体地位凸显并存的矛盾格局;矛盾关联性上表现为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共生性"状态。要根据这些阶段性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和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治理方略。     

“发展型政府”的理论批判:基于东亚历史的经验

由约翰逊提出的并经不同学者丰富完善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已经成为解释东亚(特指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奇迹的思想.由发展型国家理论衍生出的发展型政府具有“强政府,优先发展经济和自主英明制定产业政策”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特征.通过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当时的实际情况与发展型政府三个特征比对进行检验,得出完全符合这三个基本特征的发展型政府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结论.在政治上凝聚国家治理的共识并进行政府治理的转型以能及时回应公民的生存诉求和追求幸福生活的诉求,已经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     

农村合作组织的能促型发展:基于规制—功能框架的分析

能促型发展是经由国家角色调整,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转化与传导的过程。合作组织经由政府力量激发出治理能力的再生产,成为建构国家能力的支撑性结构。本文以农村合作组织为观察对象,考察其从控制型到能促型发展的动态变迁,并在比较中探寻国家规制与合作组织功能定位的变化,由此分析国家行为与合作组织的联结结构所带来的国家能力变革。通过识别合作组织发展中的国家规制与组织功能,可以将合作组织的能促型发展分为四种模式:发展型能促、孵化型能促、自主性能促、欠发展型能促。合作组织发展不存在普适性的能促模式,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环境,确定有效的政府体制和机制安排,以充分激发合作组织的经济与社会功能。     

"匠人政府"的源流演进、系统内涵与当代建构

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适应于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也必然发生改变。在新时代,公共行政迎来了匠人精神的复兴,"匠人"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从"劳动之兽"转化为"创造之人"。"匠人政府"在狭义上可被认为是具有匠人精神的现代政府,广义上则指政府日常治理行为长期保持一种专注、内敛、脚踏实地的工作模式。不断推进政府现代化,需要从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三方面实现政府"匠人化"变革。     

“发展型”择业观、工作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的“去体力化”

本研究通过对湖南、安徽与贵州三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调查,探讨"发展型"择业观、工作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的"去体力化"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初期工作转换次数频繁,呈现出"短工化"趋势,但经过几次工作转换"试错"后,其择业观呈现出由"生存型"择业观向"发展型"择业观转变的显著特征。同时,"发展型"择业观不仅对其职业的"去体力"程度有直接影响,还通过其工作转换次数起到间接影响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转换次数对其职业的"去体力化"的影响路径成倒"U"字型发展轨迹。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发展型"择业观,通过适当的工作转换达到职业的"优质匹配"是实现职业向上流动,进而提高职业"去体力化"程度的理性选择。     

大部制成世界趋势

最近,"中国要进行大部委改革"正成为国内外热议的话题。"大部制"源于西方国家。据曾参与过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设计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汪玉凯等专家介绍,所谓"大部制",是指政府各级部门在机构设置上,加大横向覆盖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基于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角色重新定位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改革政府"的浪潮,"重塑政府角色"成为政府改革的主旋律。在全球性"改革政府"的浪潮中,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探求塑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而有效的政府角色。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揭示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以适度的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并进行调节。在当代中国,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取向的改革正急切地呼唤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理念。在新凯恩斯主义的视角下,对政府角色现状进行分析,给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有利于寻求市场与政府的最佳结合点。     

以服务促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的内在逻辑析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改革成果全民共享,最终达成发展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发展型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的结合能够实现价值理念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文章在分析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社会服务理论背景和缘由的基础上,推演阐述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的内生逻辑和外生逻辑,探索提出了社会服务完善的路径,即以服务实现社会福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动力机制、运作逻辑与未来展望

"放管服"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延续与深化,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建设现代化政府整体性改革方案的创新与实践。论文围绕为何改、改得如何与如何改的思路系统考察"放管服"改革的动力机制、运作逻辑和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放管服"改革深受包括作为顶层驱动力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内部驱动力的政府权力调整与政府职能科学转变、作为外部驱动力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求在内的多重动力驱动。"放管服"改革体现了政府权力与职责边界的调适逻辑、系统集成与统筹治理的协同逻辑、"放、管、服"三位一体的发展逻辑、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共演逻辑等运作逻辑。未来"放管服"改革要坚持宏观战略、整体理念与系统思维的改革定位,聚焦政府权力与职能现代化的改革重点,遵循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首创、再到全国标准化的改革路径,实现满足新时代民众美好生活需求的改革目标。     

发展型政府理论与香港实践

发展型政府都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政策制定的重中之重,并且采取有力措施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香港是典型的小经济体,对外在环境有非常大的依存度,一直关注如何维持与中国内地、周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良好互动。在把握有关发展型政府理论的脉络及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发展型政府理论在香港的实践与CEPA框架下香港政府扮演的四重经济角色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认为,应该从增强香港经济自主性、制度建设和增加内地与香港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CEPA。结论部分探讨了在CEPA框架下,内地和香港的各级政府成为更加有效的发展型政府的途径以及对两岸经济关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