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的生成及其治理——基于话语权失衡的考量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因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所引起的邻避冲突日益增多,阻滞了城市的有序发展,并不断地考验着政府的治理能力。文章主要基于话语权失衡的视角,分析邻避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弱势群体话语权利与强势群体话语权利的不平衡,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僭越,弱势群体自身话语权结构的失衡。最后,根据失衡的原因提出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改变对传统行政决策模式的路径依赖,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等相关路径建议,以期为走出邻避冲突困境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我国邻避冲突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在我国,邻避设施兴建愈来愈"常态化",而邻避项目的决策者、邻避设施的建设者以及邻避设施周围居民三者公共利益受益程度呈现出不对等性。邻避设施本身具有的负外部性与成本—受益的不均衡性,成为邻避冲突发生的导火索,究其原因,邻避冲突是源于公共利益具有差异性和政府行政过程中目标导向的合法性危机,进一步使政府面临角色困境和行政决策价值选择的困境。政府邻避设施行政决策应该通过合法化、合理化走向法治化,具体路径是实行邻避设施信息公开、保障公众参与权和完善专家论证制度,助推邻避政策的制定、邻避设施的选址等应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最大程度预防邻避冲突的发生。     

从“政府强制”走向“多元协作”:邻比冲突治理的模式转换与路径创新

典型案例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在邻比冲突治理中主要采用政府强制型治理模式。单一政府治理主体、政府强制性治理机制和线性治理路径,是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邻比冲突治理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诸多阻滞性因素,决定了我国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必然面临治理绩效不彰的困境。从政府强制型治理模式走向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实现邻比冲突治理模式转换和路径创新,是邻比冲突治理的必然选择。多元协作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在邻比冲突治理中引入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综合运用多元化的协作激励保障机制,根据邻避设施类型对邻比冲突采取类型化的治理路径,应能克服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诸多不足,促进邻比冲突治理。     

邻避运动中的风险感知、利益结构分布与嵌入式治理

"中国式邻避"往往由于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受阻、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和大众媒体推波助澜而陷入"闹解"和"多输"的循环怪圈。基于杭州九峰垃圾焚烧项目"封闭决策—日常抵抗—邻避抗争—协商治理—原址重建"的历时性观察,建构"风险感知—利益结构分布"理论框架分析冲突演化机理,公众根据感知风险、感知挫败以及对政府、环保机构的不信赖感产生"邻避情结",而执政者"治理失灵"背后存在压力型体制、晋升锦标赛与悬浮型基层政权等深层逻辑。本文运用"解剖麻雀"方法透视邻避冲突生成逻辑后,进一步从执政理念嵌入、工作方式嵌入、公众参与嵌入和政党力量嵌入四方面探讨邻避冲突化解的"嵌入式治理"路径,以期为基层政社良性互动提供参鉴。     

地方人大应当行使重大邻避项目的决定权——由“杭州九峰”事件引发的思考

不少邻避项目建设遭到公众的反对,有些引发了邻避冲突事件,地方政府陷入了对邻避项目决策的两难困境中。重大邻避项目决策陷入困境的内因是普遍公共利益与特殊群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外在诱因是政府决定权与公众参与权之间的失衡;由外因而引发的另一原因是公众对政府独享决定权的合法性质疑。地方人大应当行使重大邻避项目的决定权,不断夯实重大邻避项目建设决策的法理基础、构建重大邻避项目建设决策中的官民对话平台、重构重大邻避项目决策的权力责任体系等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并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城镇化背景下邻避设施建设项目中的依法决策问题分析——以福州闽侯特高压变电站项目为例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公共基础设施需求越来越高,但是邻避型公共设施的建设中群体事件也呈高发态势,如何防范和治理邻避冲突成为各级政府共同面对的难题。城镇化过程中的邻避冲突的防范和治理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夯实以下四个方面工作:建立多元化的邻避设施利益损失补偿机制,切实保障受邻避设施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加强法治宣传,普及相关科技知识,消除民众对邻避设施的疑虑,增强民众的认同感;增强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健全民众参与机制,拓宽协商性的对话渠道,广泛吸收民意;引入中立的第三方技术力量,确保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为防范邻避冲突风险提供技术支撑。     

邻避效应的行为逻辑、多重困境及治理策略——基于垃圾焚烧规划选址情景的分析

邻避效应是伴随城市化进程的环境冲突问题。它的发生及演变贯穿邻避设施规划选址、施工建设和运营管理全过程,尤其是在规划选址阶段最为突出。由于环境公共项目建设的紧迫性,预防邻避冲突、破解邻避困境、让项目顺利落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分析环境公共项目规划选址的行为逻辑及社会反应机制,剖析邻避效应的多重困境及相关利益主体认知心理偏差,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制度,从而化解邻避情结,消除邻避效应,防范邻避冲突。     

公私合作治理模式视域下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公私合作治理模式旨在保障私人对政策与规则的制定、执行的参与权以及突破传统的命令-管制式管理模式。邻避冲突的导火索是公众参与权的严重缺失,而这是对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严重背离。邻避冲突产生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公共利益的优益性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公私合作治理理念羸弱造成公众参与不足、权利救济渠道不畅致使补偿机制短缺。以协商性行政决策程序为立足点来探究邻避冲突的解决路径与公私合作治理理念不谋而合。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及其治理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邻避设施的负效应成为了引发社会冲突和滋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和显失公平的利益分配、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权利被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恐慌是邻避冲突产生的客观原因，但政府部门在处置过程中的缺陷也是导致冲突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的关键。因此，要解决邻避冲突，应完善政策法规和重大项目决策程序，建立依法治理的长效机制；强化公共协商和政府回应，及时消除误解，把邻避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协同机制，提升邻避冲突的系统治理能力，妥善治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     

“过渡型”邻避冲突的演进逻辑与化解思路——基于权利抗争的视角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邻避冲突在我国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都非传统意义上的邻避冲突,而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过渡”特征。因此,将邻避冲突划分为“传统型”与“过渡型”,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权利问题是邻避冲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而冲突中的行为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和民众双方。因此,对邻避冲突中权利问题的分析可以在政府权力控制与民众权利抗争二者关系的框架下,以“过渡型”邻避冲突为切入点,立足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解决全过程,从四个环节进行分析梳理,并通过政府对民众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权利的维护,为此类冲突事件的有效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邻避冲突:缘起、成因与治理研究——基于系列PX事件的分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公民环境权利意识的兴起,邻避冲突也越来越多,受到了广泛关注。治理邻避冲突也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     

如何走出“邻避”困境

别动我家后院 如何应对“邻避”现象，处理“邻避”矛盾，避免“邻避”冲突，成为一个地方能否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待解难题。     

邻避运动的治理机制及路径选择——基于PX项目事件的研究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邻避运动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冲突源,正处于多发期,已成为政府社会治理中亟待破解的课题。本文基于大连厦门宁波的PX项目事件研究,在考察邻避运动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改革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行政体制、建立公民参与机制、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的治理机制及路径选择。     

邻避项目决策是如何做出来的?——基于领导干部调查问卷的分析

从领导干部的视角审视邻避项目决策的相关议题十分必要。通过对调研问卷的综合分析发现:在决策主体方面,当前的邻避项目决策中较好地贯彻了集体讨论决定原则,但也存在集体讨论与集体决定并不匹配的现象,从而影响邻避项目的最终决策;在决策动因方面,邻避项目决策以上级驱动与问题驱动为主;在决策困难和阻力方面,"利益被触动者反对""资金不足""上级部门(领导)不支持""公众误解"是党和政府在作出邻避项目决策时最为担心的四大困难。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合法性审查、风险评估和集体讨论决定各环节的重视程度没有明显倾向。不过,在面对公众参与时,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做出邻避项目决策时还是表现出矛盾心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邻避项目决策的公众参与度与决策透明度。     

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区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策略与发展路径——以B市X区为例

我国社区治理迎来了新时代,并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面对社区类型复杂多样、治理体制机制不通畅、社区基层组织行政化、社区参与程度低和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等现实困境,作为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区和全国社区治理实验区的B市X区,通过社区治理机制建设、社区基层组织改革、社区自治力量培育、社会力量引导和全响应机制创新等实践策略,将原有体系的纵向改革和新生力量的横向拓展有机结合,促使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多层次参与,逐步形成了以红墙意识引领、纵横力量结合和多方协作共治为基本特征的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区社区治理模式。这也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尤其是城市中心城区社区治理的再实践和再发展提供了参考。     

论公共管理中的服务价值

在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存在着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权力观念、法律观念和服务观念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应当理解成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因为,在价值体系中,价值观念之间有着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公共管理中的一切价值因素,都是建立在服务价值的中心之上的,是服务价值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政府规制困境与治理模式重构

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国家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我国传统的食品安全规制模式是以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在多元化的社会发展格局中面临诸多困境,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食品安全治理的需求。因此,重构规制治理模式,走出食品安全规制困境,成为目前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现状与单中心治理的规制困境,引入多中心治理的分析视角,提出了构建由政府、企业、社会层面主体、消费者等多方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规制多中心治理模式的路径。     

公私合作是达致社区善治的基础

为了配合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在社会领域里开始了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出现过“一会两委”和“一会一委一站”模式,每一次改革尽管在政府简政放权、扩大基层自治权方面有所推进,但基本上没有摆脱行政性管理的困境,没有形成多中心善治的格局。而改变政府态度、促进非营利组织主体独立、社区党组织“元治理”角色的发挥以及集体行动规则的制定,应该是达致社区善治、防范治理失灵的主要路径。     

社区治理的多中心秩序与制度设计

组织社会的秩序分为单中心秩序和多中心秩序,前者是有指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秩序,后者是许多决策中心在一般规则体系中规制其相互关系的秩序。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自治的推进取决于社区治理由行政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的“嬗变”。由公共责任理念引导、公共规则规制的社区多中心治理秩序,将是摆脱“公地困境”、激发社区治理中的多中心因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集体行动和社区善治的重要条件。     

中国式邻避事件及其防治原则

随着周边居民强烈抵制大型工程项目建设的集体行动愈演愈烈,关于邻避事件及其治理的研究也就成为学界和政界亟待攻关的重要课题.中国式邻避事件呈现出“立项—抗议—停止”三段式演进逻辑,具有合谋式决策、非理性抗议和无赢家结局等特点.工程项目自身的负外部性、社会评估的缺失、个人利益诉求的高涨以及公共信任的匮乏等因素导致了邻避事件的频发,其防治路径在于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坚持自愿原则、预防原则、公平原则和沟通原则,加强相关制度的设计、创新、建设和实施,善于解决与协调邻避事件引发的矛盾,而不是一味地回避矛盾,有效防治社会风险,维护和增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