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的辩证

近几年,在一些公务人员的嘴里时常蹦出一个词语“刁民”,而且几乎成了那些社会管理、执法活动中比较难对付的老百姓的代名词。“刁民”一词为贬义,词中透     

“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

在微博上，“杀马特”一词，一直是一个高频率用词。它音译于英文smart，意为时尚的、聪明的。但由于文化知识精英的话语垄断与价值重构，让“杀马特”从“smart”一翻译成中文，就成为了其反义词。现在在微博上流行的“杀马特”，几乎都是作为审丑狂欢下的贬义闻而存在。在人们的眼中，“杀马特”们是这样一个群体：留着怪异发型．穿着夸张，佩戴古怪，浓妆艳抹。气质诡异．来自农村或城乡结合部90后青年。     

正视“党的利益”

“党的利益”是本来就存在的词，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将“党和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联在一起使用，“党的利益”问题被忽视，似乎这种利益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没有独立的存在。这是我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贪内助”把毕玉玺推向腐败高速

随着对京城巨贪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的审判，“贪内助”一词也随之成为一个流行词语令人吃惊的是，王学英成为毕玉玺堕落过程中的催化剂，所有的起因竟然缘于一个“爱”字，但这是畸形的爱，它不仅害了丈夫和儿子，也最终害了自己。     

法律文书的“模糊词语”

法律文书必须以精确的词语表达明晰的概念,这除了要求对同义(近义)词进行严格的选择外,对“模糊词语”有条件有限制地控制使用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方面。语言中的词汇在语义方面有模糊与确切之分。表达没有明确外延的概念的词语通常称为“模糊词语”。比如春、夏、秋、冬四季,早晨、上午、下午、傍晚、夜间,都没     

“监守自盗”案件定性浅见

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对监守自盗案件的认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与作法,以致在处理上存在定性不一、量刑不平衡,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个问题都有研究、探索之必要。一、监守自盗一词的由来及含义一在我国,监守自盗是一个古老的法律用语。《法学词典》解释为:“监守自盗亦称‘主守盗’、‘监临主盗’。我国旧律指官吏盗窃自己监管的财物。”旧律中的监守自盗是指官吏     

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认定基准研究

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 ,是指承担机动车在运营过程中交通事故所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者。从 2 0世纪开始以来的世界各国机动车损害赔偿的立法史看 ,关于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研究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是令立法者颇感困难的问题。其焦点在于如何使用一个恰当的词语来表达和界定这个特殊的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现今世界各国有关机动车损害赔偿立法 ,对责任主体有不同称谓。美国及挪威使用“所有者”一词 ,英国采用“使用者”一词 ,德国、瑞士使用“保有者”一词 ,荷兰使用“所有者”和“保有者”概念 ,奥地利使用“驾驶者及…     

涟源方言的“咸”与“哒”

涟源市位于湖南省中部涟水上游。涟源方言属湘语。“咸”与“哒”是涟源方言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虚词。“咸”基本上相当于普通话的表总括的“都”。“哒”的语法意义较多 ,有时相当于普通话的“都” ,有时相当于普通话的“才” ,还有的语法意义在普通话里难以找到合适的词语来代替。这两个词还可以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词“咸哒” ,“咸哒”基本上是“一共才”的意思 ,但其意思有由“咸”“哒”意义相合向拥有本身独特的意义的方向发展的趋向。下面分别讨论这几个词。咸“咸”表总括 ,与普通话表总括义的“都”相当 ,有如下用法 :ａ ,先列举…     

“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

“法制”一词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词较少使用。解放后“文革”前一般称“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通称“社会主义法制”。     

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

对语言、符号等问题的研究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一个较突出的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倾向更为发展；它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包括法学在内的许多学科。     

中国传统契约中的“契约自由”与“主体平等”——以清水江文书为视角

中国法律传统虽以"公法"为主要特征,强调以身份关系为纽带的"公权力",但在"私法"领域,却并非不重视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私权利"。在中国传统契约与清水江文书中,均普遍存有关于"契约自由"与"主体平等"这样一种"契约型社会"的私法观念。在契约自由方面,主要通过"二主和同"、"两和立契"等契约语言来体现契约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结果;在主体平等方面,则通过"两共平章"、"平中立约"等用语来表明立约双方具有平等的人格与主体地位。而这样一种注重合意、平等立约的私法观念,以及尊重契约、敬畏契约,通过契约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的精神,是当今我国法治化建设过程中重要的本土资源与宝贵财富。在提倡尊重契约精神、保护私权利等法治观念的今天,亦能够为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历史的和本土的基因。     

论“天道”观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肇基于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文化极端落后时代的中华文明 ,不可避免地带有早熟性。人们一直相信 ,有一个称作“天”或“上帝”的主宰神支配着整个自然界与人间 ,因而 ,以人事解释天界 ,再用这个人事化的天界做为人间的模式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天道”概括。中国传统法律几乎全部的内容都可以用“天道”思想附会、解释 ;法律以维护“天”的秩序为己任 ,以“承天意以从事”的“天子”的利益为根本着眼点 ;追求“天理”重于对“私益”的人的保护等等。由于这种“天道”思想的独特性与保守性 ,中华传统法律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命”的语义分析与庄子的“安命”哲学

古汉语中“命”这个字有命名、生命、命运三重含义,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命”的深刻含义也就隐藏在这三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之中。“命”是对个人生命存在的限定或规定,是个人与社会环境和生活世界的联合体,关注“命”的问题是庄子思想的重要方面,他主张“安其性命之情”,可以称之为“安命”哲学,其内容包括对语言之“命”的悬置,对生命之“命”的保养,对命运之“命”的安顺。     

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与开放

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首先便要求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分析和反思,因此在本文中,我首先把中国法学之"全球化论辩"的"四步骤套路"转换成了一种参照性背景;其次通过把"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这两个问题转变成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进路,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一般性的厘清和分析:在对中国法学两种对立的全球化论说的分析中,我批判了那种"经济主义"的全球化论说,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同时,本文也分析了与上述两种全球化学说紧密联系的中国法学学者有关"法律全球化"争辩之"肯定"、"否定"和"折衷主义"三种观点及其背后不同的理据。     

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评析

刑事诉讼中如何处理私人非法取得的证据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都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美国的"私人放任模式"和德国的"利益权衡模式"分别是处理私人违法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两种典型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和利弊得失.私人违法取证在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但立法规定和理论研究薄弱,私人违法证据的两种典型模式对我国证据立...     

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认定规则

“数额较大”的认定是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司法解释采用了数额属性多元化的认定方法,既缺乏理论基础,也难以有效指导实务。司法裁判虽倾向于重视处罚的实质合理性,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认定规则。通过梳理不同立法例下“损失”要素的定位,可以形成“占有转移”与“财产损失”两种视角下“数额较大”认定的理论方案。基于整体财产保护理念的以客观实质损失作为认定基准的方案,存在忽视我国刑法不同条款对“数额性后果”表述上的差异、对司法实践的认识以偏概全、不能妥适处理轻微实施盗窃的出罪等问题。相对而言,立足个别财产保护思想、以占有转移数额为基础,同时考虑主观指向数额的方案凸显了主观要件对不法和责任的制约,能周延地应对各种案型,值得肯定。该方案的具体规则是:先确定基础性数额即占有转移的财物价值“较大”,以此作为数额上限,再考察故意、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等主观要件指向的数额,各数额均需达到“较大”,最终的“数额较大”,是经此多种数额共同认定的结果。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作为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法律全球化"争辩的中立性批判

中国法学界的"全球化论辩"可以从"肯定"与"否定"这两种态度加以分析。以"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区分为参照性判准,可以发现,"反法律全球化"论者与对"法律全球化"持肯定态度中的"唯法律全球化"论者其实都处在着同"去国家化"相关的"法律一元论"这一层面上,只不过前者主张的是"国家法律一元论",而后者主张的是"非国家法律一元论"。"法律全球化"是一种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的包含"法律国际化"的进程,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论"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论"的开放性进程。中国法学论者之所以尊奉"法律一元论",实是因为教条性地尊奉"法律的唯国家意志论"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经典论说的结果。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为例

起源于19世纪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的行政法学界还非常陌生。从行政法学史的视野,研究这一理论无疑仍有意义,但如果将这种理论视作与我国当今的行政立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有联系,甚至是这些行政立法的基础,那绝对是部分学者的误会。当今中国的行政立法与这一理论没有关系,这才是它与中国行政立法之间真正的“关系”。奉行“依法治国”的中国已与形成这一理论时的德国背景大不相同,中国已无必要引进这一“过时”的理论。《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也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没有联系,有关修改中的棘手问题完全可以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中绕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而得到解决。文章最后对《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犯罪人心理”与“犯罪心理”辨析

关于"犯罪心理结构"之争,已经集中在"犯罪心理"或"犯罪人心理"这个焦点上反对"犯罪心理结构"音认为,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犯罪人心理在很多方面(甚至一切方面)同守法公民没有区别因此,犯罪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研究"犯罪人心理"的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违反逻辑的、必将导致取消犯罪心理学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