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乌克兰危机持续胶着和大国地缘竞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全方位崛起进程加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并已成为决定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的进程中，“全球南方”扮演了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和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等重要角色。但也应该看到，“全球南方”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影响力仍面临诸多挑战：外部干扰过大与抗干扰能力不足、力量整合需求上升与机制化平台缺乏、维护共同利益与满足诉求多样化的矛盾。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坚定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和引领南南合作，未来将继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推动“全球南方”成为未来世界格局更加重要的力量。     

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

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着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三低"状态,并正在陷入长期增长乏力、低迷的困境。究其原因,短期内自然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其所导致的世界经济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但从长期来看,世界经济增长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发挥着更为根本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美国经济金融化进程,是近五、六百年来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它一方面使得美国经济超越了16世纪以来形成的"地理·实体经济空间",开辟了另外一个新的"电子·金融经济空间",成为一个典型的依靠发达的金融服务业和资本自由流动来掠夺全球资源的"金融国家";另一方面,它在美国国内外形成了双重的"中心—外围"结构,在国内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破产,在国际上则形成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的分工、竞争格局,导致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和以BRICS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阻力巨大。世界经济增长低迷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存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互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产生一定影响,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以及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经济合作等各个层面国际经济协调的积极参与,也将为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疫情冲击背景下的东北亚区域价值链构建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价值链放大效应、贸易结构失衡、逆全球化和“反中国化”问题凸显。纵观当前全球疫情和经济形势,东北亚区域总体相对安全、稳定,构筑东北亚区域价值链应对疫情冲击具备良好潜力和基础。中日韩等国对疫情的有力防控使得东亚生产网络有望率先复苏,东北亚区域巨大的投资和消费潜力可有效缓解世界需求下降的冲击,良好的区域经济合作传统有助于新一轮区域经贸合作的达成。从经济禀赋和外部环境来看,东北亚各国生产端比较优势明显,消费端和双边贸易互补性强,区域安全和经贸环境日臻完善,为形成完整的区域价值链“闭环”奠定坚实基础。在世界经济共命运、国际生产碎片化的当下,中国可以从扩大最终消费市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促进技术升级和强化制造优势、推进区域合作协定落实等方面积极构筑和完善东北亚区域价值链体系,贡献负责任大国应有的力量和智慧。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

全球治理一度呈现出多边停滞、瓦解和重塑的突出特点,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建制派回归,多边停滞和瓦解的态势可能减弱,未来全球治理秩序将呈现出大国回归多边博弈的基本态势。美国建制派回归后,对华“规锁”将呈现升级态势;将从疫情期间主客观“脱钩”逐步过渡到选择性“脱钩”,全球价值链呈内卷化;美国欲强化同盟政治,试图按价值观划界;系统内其他国家不愿选边站,表现出“骑墙”姿态。为此,中国亟需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重视经济安全并避免“脱钩悖论”、求同存异及推动功能性领域合作、注重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等方面加以应对。     

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中国策略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代。从治理客体上看,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空间,使全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治理手段上看,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从全球经济信息交换、风险防范、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等方面引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把握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改革和创新进程中面临的新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范围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不仅对人类健康构成影响,也对世界经济、政治造成冲击和影响,其程度取决于疫情蔓延的时间和各国防控措施的强度。本文试图根据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征和蔓延程度,分析其对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影响,并对各种观点进行评析,最后从加强国际协调行动、利用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的先机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资源重振产业链、构建内外协调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外着力营造周边环境四个方面提出我国应对疫情后世界格局演变的思路与措施,以供参考。     

欧债危机对拉美经济的影响:现状及展望

2011年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深化,其未来发展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受到明显冲击,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随着欧债危机的深化,拉美经济的宏观稳定和金融稳定风险不断累积。拉美经济体面临着政策持续与政策退出、政策刺激与衍生风险、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等目标之间的两难抉择。债务问题还将持续冲击金融市场,拉美经济体的主要金融市场中短期内将保持震荡甚至是下行格局,国际资本流动更加紊乱。未来欧债危机对拉美经济体的影响将体现为:全球经济可能二次探底,部分拉美经济体可能硬着陆,需警惕滞胀风险;全球总需求仍不足,拉美经济体出口将进一步放缓;国际资本流动可能逆转,拉美经济体金融风险需谨慎。     

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与生产格局深度调整，触发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与重构。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五大领域：大型区域协定规则制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外资安全审查、数字领域投资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动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组、国际投资格局变化、西方技术民族主义盛行、数字经济治理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都影响着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变革。参与国际投资规则构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中国需要加强国内规制建设、扩大内外投资市场空间、构筑投资协定伙伴网络、提高议题设置能力以争取规则制定话语权，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外资安全审查协调、数字经济领域投资治理、可持续发展导向方面积极作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投资治理提出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方案”。     

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与中国策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金融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全球金融治理更加艰难。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着全球化割裂与全球金融治理包容性不足、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再度泛滥、核心大国责任缺失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效力不足等问题。依据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与约束条件,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要素包括治理原则准则、治理主体、治理效率和治理目标,建构层面主要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同时,寻求共同利益增强合作协调、加强政治信任与政治包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发挥大国责任与担当是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具体策略包括积极协调和处理同主要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关系、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新兴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基础的作用、促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及推进对数字化金融的治理等。     

全球金融空间变化趋势与国际协调

目前,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金融脆弱性加剧,全球金融空间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体现为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地理的影响、全球金融空间功能性分化、全球金融中心的多极化与生态化。这些变化趋势推动着全球金融空间内主体多元化与功能结构的改变,随之而来的风险包括全球金融治理效率低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空间被挤压等。为此,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应敦促国际社会以新型网络化治理增加国际协调空间,以帕累托改进化解国际金融监管协调困境,并在"一带一路"建设与金融开放进程中,做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营造出具有区域特色的金融生态,以便在全球金融空间变化过程中,对本国在空间中的定位与伙伴国的选择进行清晰的预判。     

The Major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ransi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early 21st century finds great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der.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new phase where its driving force is rapidly rising for the emerging countries and new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gradually established.To follow the trend of the times,China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supply of public goods.China' s foreign relations present a new vision,idea and strateg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It is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China to further integrate itself into the world and open itself wider to the world.China takes an active part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ssu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environmental governance,climate change,nuclear nonproliferation,energy crisis,internet security and anti-terrorism,especially anti-terrorism.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urrent transition order and tries to tackle prior (and in some ways more intractable) issues and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logic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impact of multi-polarization on China's major power diplomacy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ransi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深海安全治理:问题缘起、国际合作与中国策略

深海区域是重要的全球公域,其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巨大的军事战略价值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深度参与深海开发的重要诱因。近年来,各国深海力量投送的不断加强,也在国际深海领域造成了如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经济与资源安全以及人身安全等各种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出现,会对深海开发的良性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重视和加强对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总体治理架构。但是,现阶段的国际深海安全治理还存在着治理主体层次不够多元、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相对乏力等亟须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和平利用国际深海资源方面,发展迅猛。进一步关注国际深海安全问题、有效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在进一步有效感知深海安全问题、夯实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的实力基础以及打造深海“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进一步着力。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the case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he recent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the initiative launch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3 underpins Beijing’s intensions to promote its own narrative abou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GEG) as well as China’s readiness to play a far more proactive role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n the age of global power shifting and with 14 EU member-states part of the AIIB, the European Union (EU) necessitates to engage further with China, in particular, within the context of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impact of China’s evolving global governance policies on the EU. China’s and EU’s approaches to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present both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yet, the article highlights EU’s needs to make sense to what extent China’s growing ascent in the realm of global governance is reshaping world’s regional and global architectures vis-à-vis financi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

纵观世界历史,科技与经济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战争与重大危机改变国际政治进程。冷战后,国际体系以和平改良方式破旧立新,处于缓慢过渡的转型时期。其间一次次重大安全危机,成为这一进程的助推器和加速器。新冠肺炎疫情就是最新例证,其冲击力和危害性不亚于以往任何一场传统或非传统安全危机,不仅印证,而且加速,甚至局部塑造着世界变局。2020年因此成为后冷战时期极不平凡的特殊年份。     

G20视角下的沙特与全球经济治理

沙特阿拉伯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石油，自70年代以来，随着石油价格的暴涨和世界石油需求量的猛增，使沙特迅速富有，一跃成为G20成员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有重要一席。由于沙特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因此，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中，沙特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The Race for Critical Minerals in an Era of Geopolitical Realignments

ABSTRACT

The decarbonis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 response to the climate crisis and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featu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5G networks (massively accelerated in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triggered a race to secure uninterrupted access to critical raw minerals (CRMs) that are indispensable inputs for high-technology applications. Moreove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unites Eurasia and Africa and loops in South America into a seamless space of trade, infrastructure and digital connectivity, challenges the dominance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and requires critical minerals. Rare earths, lithium and cobalt – among the most critical of the CRMs – are found in high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creating hotspots of contention, especially in unstable parts of the world. 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accelerate, securing access to these materials will both impact and help shape geopolitics in the years to come.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印度尼西亚汽车市场的商机

印度尼西亚作为全球第四人口大国、东盟最大经济体，近年来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尽管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印尼经济增速放缓，但依然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的青睐和关注。本文在分析印尼经济增长趋势后，重点分析印尼汽车行业的产销量、市场格局和特点，结合印尼汽车市场的消费习惯，对中国汽车企业进军印尼市场提出风险提示和相应的对策。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