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深海空间军事化趋势及其治理北大核心

近年来,各国对国际深海空间的探索不断推进,同时国际深海空间军事化问题不断凸显,主要体现在大国对深海战略认知日益强化、深海军事装备智能化水平不断跃升以及深海作战战术理念逐步丰富等方面。国际深海空间军事化的不断发展不仅会对深海资源可持续开发构成严重威胁,更会引发国际深海空间军备竞赛,严重阻碍国际深海空间全球治理的深入推进。为此,世界各国必须携手治理国际深海空间的军事化问题。具体而言,既要构建并完善深海空间军控机制,也要对深海核军备和人工智能军备的发展予以约束;既要探索构建深海空间军事化的国际法规制,也要在理念层面打造国际深海空间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关于东亚地区国际格局与安全结构的思考

本文就东亚地区国际格局的分析与考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着眼于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主要涉及传统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两个方面。二是在东亚地区国际安全问题错综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强地区内各国的对话，至少需要就某些政策原则和行为规则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作为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协调机制的必要前提和思想资源。三是东亚地区国际安全问题对中国的影响至关重要，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应成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动向及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通过强化美日与美韩同盟、管理日韩冲突、自下而上发展美日韩多层次合作机制、将日韩嵌入美国多重盟伴体系等方式,加速打造“三边安全机制”。美日韩在军事安全合作、经济安全勾连、外交立场协调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这既符合拜登政府推行对华竞争的战略需要,也是美日韩对乌克兰危机、朝鲜军事活动的回应。“三边安全机制”恶化地区与国际安全局势,危害区域与全球治理,冲击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三国安全合作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但也面临各国国内政治、相互对安全威胁的认知差异等问题的困扰。     

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

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前世界军事安全形势的几个特点

当前世界军事安全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不确定性增多,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各国军队都在为应对不确定的安全环境作超前布局,力图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军事安全环境,实现军队的功能转型。与此同时,世界军事领域斗争更加尖锐,新旧安全观激烈碰撞,国际反扩散机制矛盾凸显。如何在维持本国安全利益与世界和平利益两者间求取平衡,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军事安全战略必须通盘考虑的基本问题。     

论上海合作进程中的综合安全理念

冷战结束后,以两大军事集团对抗为标志的传统军事安全因素对国际社会秩序的威胁程度大大降低,恐怖主义、民族冲突、宗教矛盾、毒品犯罪、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引发地区性骚乱和冲突的危险性上升。同时,倡导兼顾多安全领域和多安全主体的综合安全理论也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认同。回顾从1996年开始于中国上海的地区安全合作进程,在成功解决军事安全问题后,即转入与为患各国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等恶势力的斗争,并逐渐向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等更加广泛、更深入的领域中扩展,结合欧亚地缘政治特点,对综合安全理念进行着积极的实践和有益的探索。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历史演进及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国际局势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难解难分,世界各国都在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国际安全局势的变化。俄罗斯的安全会议诞生于苏联解体前夕,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接掌安全会议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不断完善该机构的工作和决策机制。俄罗斯总统作为安全会议主席领导安全会议机构,协同国家各个关键参与部门,在事涉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方面,尤其在打击车臣恐怖势力方面,做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保证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俄罗斯安全会议还就经济、军事、人口、能源、生态、信息、科技等许多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构想。在国际关系领域,俄罗斯安全会议除出台对外政策构想、对独联体国家发展关系的方针政策外,还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关键时刻,及时做出重要决策,有力地保障了俄罗斯的利益与国家安全。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与中国面临着相似的内外安全问题,其设立安全会议的经验及具体运行机制等均对中国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值得中国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     

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在参与中东传统安全治理、化解地区冲突方面,中国始终推动对话协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筑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集体安全架构。在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中国抓住中东地区主要安全矛盾,顺应地区国家寻求缓和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取得了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的重大成果。在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共同安全破解独享安全、以综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以合作安全破解竞争安全等理念和经验,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中缅跨境安全复合体及其治理

近年来,随着缅甸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频发军事冲突,中缅边境安全问题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中缅两国因经贸往来、基础设施等合作,已在边境地区形成了一种"安全相互依赖"的格局。对中缅边境而言,"安全"不再是一个单维度概念。厘清其"不安全"的扩散机制,需从"安全复合体"角度审视中缅边境。在中缅边境这一"跨境安全复合体"中,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各安全领域通过各自的发展互动形成了消极的安全外部性,并透过中缅边境向两国扩散了跨境的安全影响。目前,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虽已开始执政并加速民族和解进程,但尚有民族地方武装尚未签署全国停火协议。当军事、政治冲突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应对中缅边境在经济、社会及环境方面的安全影响就显得极为重要。中缅边境现存的边境联络官办公室机制,不仅在治理领域整合了经济、社会、环境等多元议题,更取得了不俗的治理效果。随着未来边境安全问题的复杂化,中缅边境亟须治理领域更广、制度框架多边、治理主体多元的治理机制来应对更大的挑战。     

2020年度《国际安全研究》选题预告

2020庚子年注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最为惊心动魄的年度。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地侵袭了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冲击,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积极探寻公共危机治理之路。这也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近年来,中美两国的贸易冲突加剧安全矛盾,正在形成日益突出的战略竞争新态势。深入研究当前形势下国际安全架构与地区安全机制,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均是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研究亟须进行理论与实务探讨的重要领域与重要议题。     

当前中亚地区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关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安全合作的思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均衡发展,社会、经济等因素长期孕育的极端情绪释放,激化成新形式的暴力对中亚各国及中国西北部的社会稳定与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中亚各国安全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以及与中国西部安全的密切联系,把中国西部安全同中亚各国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目标与维护地区稳定的总体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中国与中亚各国执法的国际合作都属于最积极、最活跃的领域,有必要具体探讨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入,比如:禁毒合作、网络安全、联合救灾、金融合作等。阿富汗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加强政策沟通,协调经济援助、巩固共同边防等领域的合作,也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构建中的私营安保公司研究

国际私营安保市场已形成政府、国际组织、产业和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国际治理架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安全产品市场化结构比较单一，提供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这种“唯一性”致使“发展中国家式”的国际安全领域产业基础供给与“发达国家式”的海外安全需求间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目前，中国私营安保服务公司面临安保服务频次急剧增加、安保服务对象越来越多元、安保服务内容日趋专业等较好发展机遇；但同时由于中国安保服务公司成立时间较晚，也存在一些发展上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既要外交保护、领事保护、执法保护；同时也需要私营安保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支持参与。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理解和设计中国海外私营安保的发展，遵从私营安全领域的国际运行规则，着力推动中国海外安全保护治理体系结构的顶层设计，加快境外安保市场化改革步伐，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企业参与、社会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构建“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可重点根据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特点、，丰富方式，充分发挥私营安保公司在风险评估、情报支持、后勤支援、现场保护、安全培训、战略咨询与设计、紧急撤退和紧急医疗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并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程度、社会认知深度、治理行动速度等都明显逊色。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他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但其议题安全化的分散性却不利于建构整体性的安全认知。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体现在生态、治理目标、谈判、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四个层面。生态层面是指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认知;治理目标层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爱知目标"与安全的联系;谈判层面包括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以及主流化等议题;各缔约方及其他行为体层面不仅在各项议题上表达各自关切,同时也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建构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等多元安全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导致了该问题虽然在话语上进入了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认知,难以提供简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标和路径,不利于推动全球有效治理。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对国家安全特点与治理原则的思考

近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并把它放在国家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也不例外。然而,不少人对国家安全的理解还存在较大偏差,主要表现在要么笼统抽象地谈论国家安全,要么只是关注国家安全的某一个方面,对国家安全涉及问题的系统性讨论不多,即使那些为数不多的讨论也不够全面和深入。有效进行国家安全治理,需要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厘清“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国家安全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安全治理的原则和路径。国家安全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具有多面性、关联性、变动性、相对性、非唯一性、主观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家安全要有总体安全思维,从总体安全的角度全面审视我们面临的挑战,借鉴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认真应对。因此,国家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至少应遵循总体、全面、兼顾、适度、平衡、顺势与合作等原则。     

试析《评估中国军事能力》

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军事问题专家理查德·费舍尔和《航空周刊》编辑比尔·斯卫特曼联合撰写的《评估中国军事能力》文章出炉,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反响。该文无视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军事能力在过去基础上有所提高后在参与各国军队应对各种安全威胁、打击海盗、展开国际救援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极度夸大中国军力,竭力渲染中国军事能力对地区乃至对美国形成威胁,宣称美国需针对中国军事能力在军事战略和军事投资项目上做出调整。文章引起的反响反映了美国人那种强烈危机感、民族优越感和以权力为中心的思维特点,或许也是美国政治斗争和军队利益的需要。     

非传统安全视野下中国与东盟警务合作机制研究

一、中国与东盟各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近年来，中国积极与东盟各国加强对外合作关系建设。通过“10＋1”与“10＋3”会议机制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形式，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发展。但是，中国与东盟同样也共同面临着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