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公约与人权保护——国内司法实施的分析

国际人权公约设定了国家对个人的义务。在国内层面上 ,缔约国应采取立法、司法等措施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国内层面的实施是国际人权公约实施的基础和关键。国际人权公约能否在缔约国国内法院得到直接适用 ,是由各国国内法予以决定的。按照我国法律 ,国际人权公约基本上不能在国内法院得以直接适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投资条约的冲突与协调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存在多层级的国际投资条约的适用问题。有的投资条约侧重投资自由化,有的注重对投资的保护,强调投资保护和强调投资自由化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些条约的缔约国在履行双重条约义务时就难免会发生冲突。就条约具体条款而言,存在实体性规则的冲突和程序性规则的冲突。对于条约冲突的解决可以运用动态的条约解释方法和条约自身的冲突条款予以解决。但条约冲突是一个复杂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所有冲突,我们只能减少条约的冲突而不能消除所有冲突。     

国际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员因素 ——以中菲南海争端仲裁案为例

国际法律程序包含了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在上述程序中，国际司法程序中的法官和国际仲裁程序中的仲裁员的个人因素都或多或少会在法律活动中产生一定影响。国际司法程序的法官具有独立性，需宣誓只效忠法院或法庭，但其独立性是相对的，选举阶段的政治因素以及当选后法官的国籍、思想、观念都会影响他/她对案件的处理；国际仲裁程序的仲裁员的独立性较之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的法官更显不足，争端当事方指定的仲裁员往往代表其利益，维护其立场。在国际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员会在程序规则的制定、传唤证人或专家及视察涉案地点、收受证据、查明事实和法律、对判决结果发表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等诸多法律环节拥有一定权利并发挥一定作用。了解和掌握上述法律程序以及法官和仲裁员的个人作用，对于中国已卷入的菲律宾发起的强制仲裁案件以及未来的潜在案件会有所帮助。在中国暂未参与仲裁程序，而且放弃指派仲裁员的情况下，对仲裁员因素的研究有利于监督和避免不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一旦中国在未来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仲裁程序时，需在规则范围内去发挥和制造有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     

中国与国际条约六十年

本文结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两个学科总结中国与国际条约六十年的得与失,阐释了中国与国际条约关系的特点,总结了中国形成的独特而不断演变的国际法观念,以及中国在条约外交中扮演的参与者、负责任者、维护者、倡导者和批判者角色。最后指出中国条约外交和条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如何认识和对待国际条约,如何在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之间做出巧妙的平衡提出自己的思考。     

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

在二战以来的国际人权政治发展中 ,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已形成了日益紧密的合作关系。一方面 ,人权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借助联合国来扩大自身的影响 ,并对主权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 ,联合国为拓展人权事务在资源、信息和机构运作等方面也积极地倚重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支持。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的这种紧密合作 ,导致了人权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人权事务和人权机构的渗透、联合国人权机构人事上的交叉任职以及复杂的国际多边人权干预 ,从而形成了包含人权非政府组织、主权国家与联合国在内的复杂三角政治关系     

印度的国际组织外交

本文梳理了印度国际组织外交的演变过程,概述了印度在联合国维和、裁军、环境和人权合作等方面的表现以及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分析了印度与主要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关系,探讨了印度国际组织外交的优势和局限。     

国际人权保障机制中的“保护责任”研究

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相互依赖的加深，尤其是世界范围内新媒体推动不同文化 融合与冲突，使得个人权利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固化，国际社会在保护最基本人权的责任方面存在 一种最低限度的连带一致性，使“保护责任”的强度和宽度不断增加。     

当前国际人权法面临困境的原因

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导致有关国家之间关系紧张，西方国家采取保护人权的国际行动造成了更大的人权破坏，背离了国际人权法的目标要求。国际人权法所面临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人权法自身的局限性和法律实践中的因果倒置，目标和手段错位，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对立起来     

联合国改革与21世纪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包括作为客观秩序的国际格局与作为主观秩序的国际规则两方面,联合国是当今国际秩序最重要的载体。联合国改革包括以安理会为焦点的机构改革及发展、安全、人权三大领域的改革。安理会改革之争的实质是国际格局面临调整,联合国三大领域改革之争的实质是国际规则面临变革。联合国改革之争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力量之间对21世纪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与诉求。     

美洲国家组织的申诉机制在社会权利领域的实践——兼与其他区域性社会权利的申诉机制比较

<圣萨尔瓦多议定书>生效后,美洲国家组织的中诉制度在社会权利领域有着较丰富的实践.美洲国家组织的申诉机制及其在社会权利领域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个人中诉与集体申诉相结合,由任择性机制发展为强制性机制,由法定的部分适用发展为实际的全面适用,依法积极否定规避申诉的事由,遵循先例,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美洲国家组织的申诉机制及其在社会权利领域的实践在区域性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申诉机制中均处于领先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美洲人权文化的特质.     

抗击经济衰退：象和龙

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席卷全球,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欧盟,还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都已笼罩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中。本文探讨作为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印度和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措施遏制全球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以及印中两国如何借鉴对方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采取的有效政策以尽快重新走上经济发展的正轨。     

在拉美所"2006年拉美大选的影响与拉美左派的发展" 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7年1月11日,“2006年拉美国家大选及其政治走向”课题结项暨拉美大选的影响与左派发展问题研讨会在拉美所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民与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深刻分析了当前的世界格局和政治走向,拉美左派的发展对该地区形势的影响。现全文发表如下。     

论《古兰经》译注的文化意义

<古兰经>树立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之根,塑立教义教法与教理学理之本,确立穆斯林伦理道德与行为纲常之据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因语言障碍没有得以全方位展现.于是,穆斯林学界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创制原理与基本精神,严格遵循<古兰经>注释学学理原则,展开了译注<古兰经>的长期学术工程.<古兰经>译注解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使<古兰经>真正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丰富了伊斯兰文化,使之成为世界范围的一大文化系统;加速了伊斯兰教植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步伐,使之顺应所在国的国情,并不同程度地实现本土化与学说化;增进了伊斯兰文明同其他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包容,认同与交流,对于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苏共亡党的教训看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党风廉政策略

中国正处于国内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入调整、思想观念深度更新之中，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日益突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苏共亡党的原因对我国当前的党风廉政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苏共亡党教训可知，党风廉政建设是立党之本。     

简论苏联干部委任制的形成

苏联的干部委任制始于列宁时期 ,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委任制作为俄国文化的积淀在苏联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 ,有其合理性。但是委任制毕竟要被现代社会所抛弃。斯大林非但未能及时进行改革 ,反使之登峰造极 ,最后给后代留下了遗患。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为促进祖国统一尽力

1911年（农历辛亥年）,在经过4月广州起义、10月武昌起义之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垮台。12月,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清帝被迫宣告退位。     

论苏联失败的经济根源

苏联的崩溃无疑是一种社会性失败,社会性失败必须从经济基础找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的基本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制度.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实际是这一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的反映,这一矛盾就是计划的指令性与个人消费的不可计划性之间的矛盾.把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纳入统一计划,是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存在前提.个人消费的选择性特征,决定了个人消费不可能由社会统一计划.由此便形成了否定苏联计划经济存在前提的计划与个人消费的对立.在苏联计划经济制度下,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办法是压制个人消费,用供应短缺方式使原本不可能由社会统一计划的个人消费变成可以统一计划的,这实际上并没有消除这种对立.计划与个人消费的对立对社会再生产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使社会经济陷入危机循环,而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最终导致经济基础乃至整个苏联社会的崩溃.压制个人消费是苏联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内部条件,与外部世界的制度性隔绝是其存在的外部条件,从长期看这些条件都是难以为继的.     

世界石油地缘新图景下的石油安全问题--兼对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战略思考

资源战略历来是全球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油安全也成为世界各国在考虑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最先关注的问题之一。 石油是“能源中的能源”、现代工业的“血液”和现代经济的命脉。在当前,石油不仅象征一种财富,更是一种战略物资,具有政治特性,能够产生种种政治效应,影响国家的稳定与安全。正是由于石油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印度锡克教徒在菲律宾的历史与现状

来自印度的锡克教徒移民菲律宾已有百余年的历史。随着一批又一批移民的到来,菲律宾锡克教徒不断增多,锡克教徒群体在形成的同时,锡克教在菲律宾传播开来。他们在菲律宾主要经营商业,以求扎根于当地;还进行各种宗教活动,以传播和继承锡克教文化。但在与印度家乡宗教与文化都截然不同的天主教国家里,锡克教徒作出了一定的调适,以缩小与当地主体民族之间的文化鸿沟。